结果持续型违法行为“继续状态”之拟制

对于行为本身即时结束,但后续有状态与结果在继续的结果持续型违法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法》第36条第2款中规定的“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的问题,学术界存在都不属于与全部属于两种观点。解决实践问题时应运用“在社会危险性方面,即时结束的行为后续结果与状态的继续仍可造成与行为实施时相当的侵害性与危险性,甚至还会逐渐增大;在主观方面,行为人直接以行为结束后结果与状态的维持作为其行为的目的”的拟制标准,只有符合标准的结果持续型违法行为才可纳入法条调整范畴,以对法条规定进行有限度的扩大理解。

着手理论的消解与可罚行为起点的重构

把一个固定的着手“点”预定为可罚行为起点,违反了刑法作为经验科学的规律,这是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主义思维,在今天应当被清算;而中国的着手理论更非可罚行为起点;因此,再建可罚行为起点理论是刑法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可罚行为起点应当从罪过的明确性、主体推动犯罪进行的不停顿性、行为的危险性和形式上的非法性等四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具体判断。

思想与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思想是主体对自身的社会存在及其与周围客观环境的关系的主观反映,行为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思想与行为的相互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依据科学的逻辑起点的基本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只能是思想与行为这对基本范畴。把思想与行为确定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量刑规范化之适应性调整研究

在刑罚制定、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等三个重要环节中,刑罚制定的科学与合理是刑罚裁量准确与公正的基本前提,而刑罚裁量的准确与公正则是刑罚执行效果和行刑目的实现的必要保证。刑罚裁量在这三个重要环节中起着承前启后的、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适应性机制在刑罚裁量中的实现,最根本、最核心的命题就是刑事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范围确定与边界划分问题,其实质内涵也就是量刑规范化的具体实现及其实现程度问题。在整个规范化的刑罚裁量活动中,重点涵盖了量刑模式、量刑起点、基准刑、量刑情节等相关核心概念,需要对这些概念进行科学而合理的适应性调整,以此促进适应性机制在规范化的量刑活动中充分而必要地实现。

行政诉讼一般起诉期限起算点的认定标准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根据不同情况对行政诉讼一般起诉期限采取不同的起算点,但受制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准的主观性和案件的复杂多样性,很多时候很难推断出行政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计算难度。与诉讼时效不同,立法者在设定起诉期限起算点时的基本立场是基于行政行为的外部性特点,始于行政行为的对外作出,而并非以内部行政行为或过程性行政行为为基准。所以,在确定一般起诉期限起算点的认定标准时,应当围绕行政行为的效力状态展开。这不仅在客观上易于操作,而且在功能上可以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权,并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关于中国刑法学理论体系起点问题的思考

科学、理性的理论体系应当是一种体系性、逻辑性思考的结果。在体系性思考中,思考和选择一个恰当的体系起点,是理论体系科学化和理性化的基础性工作。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起点的理论体系已经不能很好地符合中国法治的发展要求和刑法学体系发展的需要,而以刑罚目的为起点的刑法学体系强调刑法的理性运作和规范性特征,其基本逻辑关系表现为:通过证明刑罚目的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来证明刑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通过证明刑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来证明规定犯罪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这个逻辑结构中,刑罚目的的选择是刑法学体系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