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的监管与委托-代理、激励-约束分析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以及双方利益的不一致性,使得委托-代理问题难以避免。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使得委托-代理问题更加复杂化。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国资监管体制已由“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代理成本降低与政府干预弱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西部地区和金字塔层级低的国有企业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企费用粘性——来自“两类公司”改革试点的证据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下简称“两类公司”)是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从成本费用管控视角,利用2008—2021年“两类公司”改革试点数据,探讨以设立“两类公司”为核心的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类公司”改革能够显著降低控股国有企业的费用粘性,其内在机制是“两类公司”改革通过强化经营预算管理和嵌入党组织治理实现控股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的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两类公司”改革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在由多家“两类公司”协同控股、控股链条较短、股权制衡度较高以及所属类型为中央企业时更显著;限制政府债务大规模扩张和加强产品市场竞争,均能有效提高“两类公司”改革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文章从政治观和经理人观视角揭示了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降低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的内在机理,为完善“两类公司”改革、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降低国有企业费用粘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企资产管理与财务监督质量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组织,其资产管理与财务监督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本论文旨在对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与财务监督质量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提高国有企业的资产效益和财务运作的透明度。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是深化我国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其实施效果直接关系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目标和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竞争中性的理论框架,对改革影响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和效果进行分析,并以2010—2022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受改革影响的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主要通过减轻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优化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质量等路径得以实现,说明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符合国企改革中强调的竞争中性原则和发展目标。异质性分析发现,处于发达地区、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受改革影响更为显著。研究为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具有参考意义。

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经营者集中执法实践:中国国企如何面对欧盟的挑战

面对中国国家资本的持续涌入,欧盟采取了既欢迎又审慎的态度。欧盟委员会适用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而中国国有企业的抗辩理由通常无法阻止欧盟委员会采取“最坏情形假设”,由此面临赴欧投资的最严峻挑战。有必要对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问题进行探源,在学理和法理层面对国资委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独立决策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以期在现有欧盟体制下提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抗辩理由和应对策略,更好维护我国国企域外投资的生存空间和合法权益。

中央企业国资监管数字化建设路径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国资监管(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数字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央企业提升监管效能的重要举措。本文从国资监管数字化建设的必要性出发,总结国资监管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探讨国资监管数字化建设路径,希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国资监管中发挥核心效能,确保中央企业内部监管到位,同时满足监管部门的各项监管要求。

论国资委的性质——兼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之不足

国资委既不是行政机关,也非事业单位,目前是一个政府兼具国家出资人和担负部分行政职能的政府“直属特设机构”;但从其应然性质来说,它应当是纯粹的国家出资人代表,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担负出资人的义务。《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是作为国资委开展工作的配套法规,明确了国资委的职责,特别是突显了国资委的国家出资人地位和职能,这是其成功之处。但是,在具体规定方面,仍然存在行政色彩浓厚、没有按照出资人应有的权利内容来规定国资委的权利,同时存在权利“越位”和“缺位”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完善。

构建高速公路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探讨

针对高速公路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结合高速公路管理实际,根据国家政策,提出了加强高速公路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思路;从管理组织、基础管理、监控考核、信息管理和监管法律等五方面构建了高速公路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以推动我国高速公路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高速公路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特征研究——基于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武汉、吉林六地的对比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是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对特征典型的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武汉和吉林六地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进行剖析,深入考察了六地国资委所辖企业(单位)的类型与数量、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建立的法规依据、国资委职能、国资委组织机构编制(高层编制、中层处室、处室数量)、处室职能和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差异,并分析其差异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化我国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大国资”视野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大国资"是指各级国资系统树立一盘棋、一家人的理念,形成国资监管大格局。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组织体系逐步建立。但也暴露出许多与之不适应的问题,如监管体制的不顺畅、法律依据的不健全、上级国资委对下级国资委监督不力等。因此,必须根据"大国资"理念的要求,进一步推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明确国资委的定位,建立国资委系统的协同监管机制,完善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律制度体系,健全国有资产监管组织体系。

抗制国有资产流失犯罪对策研究

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成为我国经济、政治安全的巨大障碍。从对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的原因分析入手,提出双层国有资产流失犯罪抗制模式的构想,强调从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国有资产法律体系的完善两个层次构建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的预防控制体系。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策略选择:由混合所有制的介入观察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在实际改革过程中混合所有制"遇冷",国企改革进程慢于预期,根本原因在于现行国资监管体系与混合所有制难以兼容。建立健全国资监管体系的本意是推行政企分开,实现国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但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当前国资监管体系对公司治理和公司经营造成了不良影响。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应对国资监管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去监管、行股权、降比重"。

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综合监督体制的思考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包括出资人监督、政府监督、人大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几个层面。这些监督的性质、监督对象和监督方式都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依靠某种监督实现企业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督,应该探索企业国有资产综合监督体制。出资人的监督应该以股权的私权本质属性为基础,重构出资人的组织结构,转变出资人的监督方式;政府监督应该区分股权监督和行政监督,在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督中应该创新审计监督的方法和扩大审计监督的范围;人大监督应该在人大常委会下设立专门企业国有资产监督机构,整合人大各机构的监督力量,加强人大对企业国有资产的日常监督;社会公众监督应该通过法律规定相关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应该构建社会公众行使监督权的相关机制。

国有资产监管:演变历程、理论逻辑与改革方向

从历史变迁的视角,考察国有资产监管历经的放权让利(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分类改革三个阶段,剖析国有资产监管演变的实质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国有资产监管的变革围绕"政企、政资如何分开""两权如何分开""产权改革"在深化探索,未来将进入到尊重市场基础作用的产权深化改革阶段,以国有产权撬动国民经济稳速优化运行,这种演变的逻辑伴随着对产权理论、分工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深度运用与拓展。

正确认识我国“国资”的产权归属

本文分析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误区 ,指出没有全民资本 ,只有政府资本是我国国有资产的实质性问题 ,因此 ,认为改革的选择就是要废止统一所有 ,确立分级所有 ,实行一级政府、一级产权。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变——以上海国有企业为例

经过十几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海目前形成了"两级管理"、"三个层次"、"三位一体"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框架。上海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是在传统的国有企业基础上进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经历从无到有、不断完善、不断规范的发展过程,在借鉴其他国家董事会制度的经验基础上,将把一个原先被动性的董事会发展成为一个策略性的董事会。

国有资产监管体系面临问题及其战略构架

新国资体系的建立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探索中的四个认识误区值得充分重视。下一步,应建立大国资委的战略构想:国务院国资委成为经营且营利性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区分"国资委"与"国资委系统",实现两身两任;对大国资委体系下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模式精心设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财政公共预算相对独立。

国有股权行使主体的厘清及法律定位

国有股权的形成及其行使体现了国家所有权实现模式的变革,其中,对于国有股权行使主体的厘清与法律定位,有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经济布局宏观调控等目标的实现。遵循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基于国有股权的特殊性,国家不可能充当国有股权事实上的行使主体,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也只能作为名义上的国有股权行使主体,最终是要由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作为事实上的国有股权行使主体。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去行政化"与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市场化"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

加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管,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建设。为了解决目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存在的家底不清、闲置浪费和流失严重等问题,本文探讨了加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思路,即建立一个所有权管理集中化、占有使用权管理动态化的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