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鲁公室公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公族作家群体的构成成分而言,“孝族”“桓族”皆为春秋前期逐渐形成的早期世族,至春秋中期开始,“桓族”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开始专权,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亦非常突出,而“孝族”“庄族”“文族”及其他公族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亦渐次淡出;就公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完成了从维护公室为基本宗旨向认为公室“天禄不再”的转变,进而认可“三桓”专权;就其创作话语而言,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彰显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氛围;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提出了“鬼道”“人道”之别说、“二德”说、“三德”说、“六德”说、“七德”说、“飨义以昭德”说、“吉德”“凶德”之别说、“男”“女”之别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

不同雷诺数下螺旋槽径向气体轴承承载特性分析

为研究螺旋槽径向气体轴承在不同雷诺数下承载力的变化规律,建立基于Ng-Pan理论修正的气体轴承润滑模型,利用有限差分法求解该模型,得到不同雷诺数下轴承的承载特性,分析轴承几何参数和槽型参数的变化对承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螺旋槽径向气体轴承在非层流润滑状态下承载力大于层流润滑状态下的承载力;轴承几何参数对承载特性影响显著,其中随偏心率增大承载力呈发散式增大,且非层流状态下承载力与层流状态下承载力差距加大,随长径比增大承载力呈收敛式增加;轴承槽型参数中槽宽比、槽深比对承载特性有明显影响,随槽宽比、槽深比增加轴承承载力增加,而槽数对轴承承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螺旋角对非层流状态下轴承承载力影响较大;轴承进口压力对承载性能有明显影响,随进口压力增大,承载力在层流状态下增加,在非层流状态下波动较大。

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兼说“兆”之异体

禽簋铭文中的“■”应隶定为“■”,释为“■”,该字亦见于周原甲骨文,与“■”“■”等同为表示“兆”动词形态的后起形声字。禽簋铭文记载的禽在东征之前“祝”的行为符合器主“禽”大祝的职业身份。“■”与鲁侯尊铭文中的“■”实为一字之异体,为系联两器提供了线索,禽簋铭文器主“禽”即鲁侯尊铭文之鲁侯,亦即初代鲁侯伯禽。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直接关联,更与《尚书·多方》《史记·鲁世家》等文献系联,则可探索鲁国初封之年等信息。

鲁科达运用益气养阴祛风方治疗IgA肾病的经验浅析

[目的]探讨鲁科达教授运用益气养阴祛风方治疗IgA肾病的临床经验。[方法]通过跟师门诊,查阅IgA肾病相关资料文献,总结鲁师运用益气养阴祛风方治疗IgA肾病的临床经验,并提供医案一则加以佐证。[结果]鲁师指出,早期IgA肾病患者素体脾肾亏虚,易受风邪侵袭,运用仝小林院士“态靶结合”的辨证组方思想,以“气阴两虚证”为态,理化指标“蛋白尿、血尿”为靶,自拟益气养阴祛风方。所举医案为IgA肾病早期,辨证为气阴两虚证,治以健脾补气、养阴生津兼以祛风,以益气养阴祛风方加减治疗,颇有疗效。[结论]鲁师从“态靶辨证”角度确立方药治疗IgA肾病的经验,值得学习并传承。

KLU稀疏直接求解器在状态估计中的应用

稀疏矩阵及稀疏线性方程组求解已成为大规模电网状态估计计算效率的瓶颈,阐释了基于BTF和Gilbert-Peierls算法的稀疏矩阵直接求解器KLU(Clark Kent LU),并将其嵌入到智能调度技术支持系统中生产运行的状态估计程序功能。首先在计算得到雅可比矩阵的基础上基于OpenMP并行化技术快速求解信息矩阵;然后使用KLU求解器进行信息矩阵的因子表符号分析和数值分解;最后在状态估计计算过程中使用KLU求解器求解线性方程组,从而提高大规模电网状态估计的计算效率。通过省中心、分中心、模型数据中心D5000的状态估计实际应用,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并行稀疏系统直接求解库SuperLU_MT在状态估计中的应用

利用基于超节点LU分块分解算法、列消去树和多核多线程并行计算原理的并行稀疏系统直接求解库Super LU_MT实现电力系统状态估计,主要在求解迭代方程、不良数据检测辨识环节调用Super LU_MT实现加速。通过对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测试系统以及实际电网算例验证,表明通用的并行稀疏系统直接求解库适用于电力系统状态估计,能够获得较显著的并行计算效果,在多核计算机上缩短了状态估计的计算时间。

东汉时期东海国相关问题新探

围绕着东汉时期东海国的封号、封域以及世系等问题,目前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通过对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材料的梳理可知,东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前东海国的封域应为鲁与东海,二者皆为国相治理,光武帝通过鲁国属州的调整,相对削弱了东海国的势力,同时达到了优雍东海国的目的,明帝永平元年“还东海”的举措并没有成功。传世文献之所以呈现“鲁国”与“东海郡”的不同记载,是为了区分整个东海国(包括鲁与东海)与单独的“东海国”。献帝建安十七年出现的两个东海国,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献帝将原东海国所辖的东海郡重新分封为新的东海王,原东海国则仅辖鲁郡,成为实际上的“鲁王”。

南宋言子籍贯落地常熟的学案考察

关于言子的籍贯,学界历来有鲁人说、吴人说、南京人说三种说法,通过梳理言子籍贯落地常熟的过程,可以正本清源,还原历史真相。在确证言子籍贯的过程中,南宋时的孙应时、朱熹起到了关键作用,经过他们的努力,基本确立了言子籍贯吴人说。孙应时代表着官方对吴人说的认可,朱熹则代表着学界对言子籍贯的认可。这一学案的考察,对于当今传统文化研究,尤其是以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及江南文化的研究有着较高的价值。

化作春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寻找1946年赴美进修之中国护士

通过查找、分析1946年应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邀赴美进修之20名中国护士的入境档案及相关资料,试图填补历史的一段空白。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

《春秋》为鲁国天文历法的研究提供了纵向对勘的资料 ,春秋时期是由观象授历到科学历法过渡的重要阶段。春秋鲁国人在确定岁首和探索置闰规律上功不可没 ,但却未能取得重大突破 ,春秋鲁国历法仍然是一部正自不拘、闰余乖次、有失规范的历法。同时春秋人在天文观测方面亦成果显著。

齐、鲁体育文化之比较研究

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对齐鲁两地域的体育文化进行研究,探讨齐鲁体育文化如何从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影响因子,齐国体育文化和鲁国体育文化如何整合和分异,齐鲁体育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等,对于区域性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对于实现东方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

对《春秋》所载历日干支的深入分析，可证明鲁国历法系为阴阳合历，大、小月相间，大月３０日、小月２９日。由特定的周期来安排连大月，所用朔望月长度约为２９．５３１日。约鲁僖公五年（公元前６５６年）前多建五，确非建五的年份占６％；后多建子，确非建子的年份占１０％。置闰的方法尚不规范，而约在鲁定公七年（公元前５０３年）后， １９年７闰法已见端倪。在满足若干明确的与隐含的基本条件、并引进若干合理设定后，给出了鲁国历谱。春秋各诸侯国的历法与鲁国历法大同小异，在建正问题上各行其是。春秋历法是西周历法的延续与发展。西周历法有过一次从以 为月首到以朔为月首的重大变革，其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８００年。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的一些新观点

在阐述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刍议历代春秋时期历法研究均不成功的原因;对月建、两次"日南至"、"三正"、频大月等重要议题进行重新审视;给出春秋时期鲁国244年间各年之岁首日期、JD和干支,并标出置有闰月的年。特别对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的建正、失闰和超闰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复原、重现春秋时期鲁国历谱的原则。最后讨论春秋时期各国历法的建正问题。

齐文化与鲁文化之异同论

先秦齐、鲁两国作为周王室分封在东方的重要诸侯国,虽然同处东方,但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还是存在差异,而且各自所奉行的治国策略也不相同。文化作为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为了生存与发展而有意识地进行的物质创造与精神创建,决定了齐、鲁文化之间必会存在着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文借助现有文献对齐、鲁文化的渊源、政治、经济、习俗、文化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异同比较阐述。

西汉六安国史实钩沉

西汉六安国的出现,同汉初皖西境内淮南国、衡山国屡出变故直接相关。六安国首位国王刘庆,出身于一个显赫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家族。六安国因刘寄、刘庆家族显要,同武帝关系亲近,以及为着解决刘寄家族的矛盾而建立。研究西汉六安国之政区版籍的变化,必须采用逆推法等考证方法。六安国始封时至少应有七县之地。武帝以后的推恩分封、颁行左官律和附益法等,使得包括六安国在内的西汉诸侯王国逐步走向了衰微。

司徒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考论——以鲁国大司徒为例

春秋时期,随着民众、土地、军队成为各个诸侯国生存乃至变革图强的重要条件,司徒掌管民众并兼管军队、土地、赋税,地位较之西周更加重要。战国时期,在国家官僚制度转型的背景下,司徒的职掌逐渐弱化,地位渐趋下降。春秋诸国司徒中以鲁国大司徒最为典型。鲁国大司徒担任冢卿,决策国家大事,掌控内政,主导邦交、军务,在某种意义上是战国时期将和相的滥觞。春秋战国之际,鲁国大司徒季氏衰微并逐渐淡出政治舞台,此后鲁国社会最终实现转型。鲁国大司徒职掌变化和地位沉浮集中反映了鲁国乃至春秋战国社会巨大、深刻的变动。

周代宫城制度中庙社朝寝的布局辨析——基于周代鲁国宫城的营建模式复原方案

首先研究了《周礼》所描述下的西周宫城制度 ,梳理后世几家重要注说 ,进行模式归纳 ;进而以鲁国都城为个案研究 ,寻先秦文献与考古线索作其春秋时期宫城营建模式的的复原方案 ,与前述《周礼》模式比照 ,认为在西周春秋时期宫城的复原研究中不应带有“左祖右社”之《周礼》习见 ,同时尝试提出中国西周春秋宗礼制度时期“择中立庙”的宫城 (甚至都城 )制度模型 。

鲁国古泮池遗址今何在——基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

据《水经注》等古文献记载:鲁泮池、泮台与汉太子钓鱼池、太子钓鱼台同在鲁故城西南部,地理位置相近,但却分属于不同的古建筑群遗址,形状也尽不相同。明中期衍圣公孔弘绪与孔弘泰分别在太子钓鱼池遗址和古泮池遗址上修建有南池别墅(又名南溪)和东庄别墅(又名东池)。明正德、嘉靖年间"移城护庙",新建阙里城东墙恰好从太子钓鱼池和古泮池中间穿过。太子钓鱼池留在了明城内,古泮池则被隔在了明城外。清乾隆年间,在明城内太子钓鱼池遗址上修建"古泮池行宫",乾隆帝"古泮池证疑"将其地定为古泮池。由此古泮池与太子钓鱼池张冠李戴,明城外真正的古泮池遗址再也无人问津。

略论春秋时期鲁国家臣制度

家臣制是古代中国私家贵族管理家政事务的职官制度,缘于各国政制传统的不同,至春秋时期形成了内涵有别的区域类型。鲁国家臣制无论是其职官系统模拟公室的体系性,抑或是家臣选官原则及管理制度,均特点鲜明而自成一系。春秋前中期鲁国家臣制虽对传统贵族政治中世族世官制有所突破,然尚存浓厚的宗法性特点。至春秋晚期私家基于集权目的对鲁国家臣制进行革新,无论是从选官原则抑或是管理模式视之,均呈现出前所未有之气象,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渊源。

论春秋时期鲁国的“列国”本位

鲁国在春秋时期的邦交活动中,坚持以"列国"作为本国邦国等级的定位,并形成与之相统一的荣辱观。周代礼制规定判断"列国"的首要标准为五等诸侯爵位,"列国"是指"公侯之国",是拥有完整邦国权力的大国,而与"伯子男"等小国相对。但在春秋时期评价邦国等级的标准则变为国家大小与实力强弱。"列国"这一概念也逐渐与"列于诸侯"合流,用为"众国""各国"。而这一变化也左右着鲁国"列国"意识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