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主体资格

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及海洋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日益增多,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构成巨大的挑战。在处理海洋污染事故时,人们以往更多关注的是直接经济损失,而对于海洋生态损害,即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海洋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损害的索赔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法律解决。为了更好地维护海洋生态利益,法律制度明确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主体资格,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与企业家成长

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实质是企业经理人员在激励和约束不对称的条件下,企业家的行为扭曲。他们将自己的创新能力从市场的开拓和产品的开发等创新活动中转移到寻找制度的漏洞,利用制度的不完全性和改革的不彻底性,侵占国有资产。因此,国企改制的目的,就是要矫正企业家行为,为企业家的成长设计出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其中财产抵押制、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在整合国有资产与企业家利益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南海声索国对华政策解析与中国的战略思考

2009年以来,以部分岛礁领土主权争议和部分海域划界争议为核心的南海争端变得日趋复杂和激烈。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南海相关声索国对华政策呈现三个新内容:一是少数声索国采用国际司法手段单方面对华提起"南海仲裁案";二是东盟内部相关声索国在南海问题上出现"联合制华"趋势;三是部分声索国积极支持美日印澳等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争端以制衡中国。应对上述三个新内容,中国需要从国际法律、国际关系、国际机制、国内主权四者互动的视角对中国南海战略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国际法律层面,尽快明确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和范围;在国际关系层面,积极推进南海共同开发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利益交换举措;在国际机制层面,积极落实"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倡议;在国内主权层面,培养国民理性法治的海洋国土观。

“秋菊”式诉求的回应——论国家赔偿中赔礼道歉责任的司法适用

实证考察我国国家赔偿中赔礼道歉责任的适用现状,结果表明,赔偿请求人对赔礼道歉的渴望与赔偿义务机关对赔礼道歉的忽视形成鲜明对比。检视剖析,学理上对赔礼道歉责任强制性的质疑,《国家赔偿法》关于赔礼道歉责任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赔礼道歉责任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异化是造成这一现状的要因。在国家赔偿中,回应赔偿请求人的诉求,让其感受到赔偿义务机关的真诚歉意,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正确定位赔礼道歉责任的属性和功能,也需要从明确责任承担主体、承担方式、履行场合等方面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毕竟,赔偿义务机关切实履行赔礼道歉责任,既是抚慰受害者心灵上的创伤和重塑国家机关公正形象的要求,也是消弥二者矛盾对立、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

国家赔偿请求人设定基准的规范分析——从对“继承人”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的制度解构开始

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导致公民死亡,由该死亡公民的继承人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的制度设置,使《国家赔偿法》和《继承法》的衔接成为必要,但现实中二者很难衔接。解决这个问题,要弄清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要以基础权利的权利主体作为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这是设定国家赔偿请求人应当考虑的理论基准。

南海争端中的决策偏好——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的比较分析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南海争端,涉及岛礁归属、海域划界、行政管辖、资源开发等多项议题。处理争端时,越南决策者基本选择有限对抗,菲律宾决策者有时选择有限对抗、有时选择强对抗,而马来西亚决策者倾向于合作。既有研究从整体比较与个别研究两种路径考察其中原因,但存在分析深度不够与解释范围狭窄的不足。文章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建立了以控制力度、投入程度为自变量,议题属性为调节变量,决策偏好为因变量的理论框架。运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方法,考察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决策者在南海争端中,为何表现出不同的决策偏好。研究发现,决策者在争端中的决策偏好,由各声索国对声索岛礁的控制力度或投入程度,以及决策者关注的议题共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