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科研平台如何高质量发展--基于地方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思考

有组织科研是相对于以往松散型、个体化的传统科研范式而言的,是政府系统或社会组织基于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多学科、多专业领域协同攻关的集团化科研范式。从组织科研治理的视角而言,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重大有组织科研平台,具有科研战略目标、重大科研项目、多学科人才组织、科研经费资源、科研管理制度以及科研成果评价应用等核心要素,这些要素是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及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地方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学科建设等方面肩负着重大使命和责任,但其目前却存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作用发挥不够、科技创新资源投入不足、组织模式和科研治理创新乏力以及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重视不够等现实问题。为此,地方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要重新明确自身定位、完善对核心要素的治理、重视及加强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以推动有组织科研高质量发展。

滥用职权罪犯罪构成要件之界定

文章以滥用职权罪犯罪构成中的一些争议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该罪的主体，主观和客观方面等构成要件进行了界定，该罪的主体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符合整个刑法体系的，从理论，立法，司法等层面论证了该罪的主观应当包括间接故障和过失，徇私舞弊是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行为要件，而不是单独成立他罪。

《刑法》第406条中的有关问题探讨

对《刑法》第406条的罪名如何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存在分歧意见,相比较而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观点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另外,对该罪的理解,还必须认真分析其犯罪构成,以免与他罪相混淆。

玩忽职守罪主体问题探析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玩忽职守罪主体的界定存在很大争议,尤其表现在对特殊主体的认定上。笔者认为,党政人员和人民团体的成员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人大代表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具有双重身份的工作人员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在代表国家从事公务时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事司法识别

在刑事司法中,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法识别,应与行政法秩序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确认标准相一致,坚持行为的国家职权性质,从而表现统一的法秩序。现行刑法文本和立法解释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入罪识别标准是身份论与职责论并行,与行政法原理解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不符。立法表达的身份说和职责说易于入罪判断。司法案例的识别标准是以入罪为目的,从身份说转向职责说和职责身份综合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法识别应坚持行为职责说,摈弃身份说和委托说,并应考量行政职责合行政法要求。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兼职和挂职制度下的出入罪案例分析,确立行为职责与职责合法性双重审查,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团组织与国有企业青年科技人员工作的加强

目前国有企业青年科技人员工作既存在队伍稳定、企业要求更高、青年有事业追求等确定性因素,也存在管理有弊端、沟通有欠缺、投入有削弱等不确定因素。团组织必须强化服务意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帮助青年科技人员参与企业科技进步与管理,打造以“青年创新创效活动”为核心的团内“品牌项目”。

法教义学视角下的环境监管失职罪

刑法通过设置环境监管失职罪间接保护生态环境法益,但对该罪的构成要件进行系统解析,发现其存在主体范围过窄,难以与新修订的污染环境罪等罪名匹配适用等问题。要想环境监管失职罪再次充分发挥效能,就必须从法教义学视角出发,将该罪的入罪标准从实害犯认定转变为行为犯的认定;适当调整“环境监管失职”的时代内涵,并将该罪的主体范围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拓展至“国家工作人员”,从而调整该罪的入罪范围,进一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渎职犯罪主体刑事政策的审视与完善

渎职犯罪的主体在我国刑法典中更迭频繁,由国家工作人员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的变迁,再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现实处境的尴尬,渎职犯罪的主体涵义经历了由缩限到扩大一个与现实不断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不同刑事政策模式下对渎职犯罪的定位变化,从而延引出未来社会发展情形之下,渎职犯罪必将是"又严又厉"刑事政策的应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