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塑造现代国民的国家建构逻辑

以人民性为核心原则与伦理基础整合国民、凝聚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遵循。作为统合国家、民族与人民三维一体的政治领导与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承继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运用整体性的“人民”概念整合全社会人口以塑造现代国民。在以全体国民为基础、以确立国民身份为途径推动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征程中,党坚持人民立场、认识把握社会矛盾、紧扣时代发展命题,开展系统的人民性实践。以人民性塑造整体的现代国民有力回应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社会政治基石。

主权国家的“一体化”类型及其比较

主权国家的一体化包括两个方面:对外,它意味着打破帝国的一统天下,在建立和捍卫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与外部世界进行切割;对内,它意味着打破多元多样而等级分明的帝国王朝格局,致力于国家的单一同质性建构。主权国家迄今为止的一体化建构大体包含宗教/君主国家、族裔/民族国家和人民/公民国家等不同类型,相应地出现过同化/融合、切割/排他、混合直至包容共生的各种一体化政策与实践过程。从本质上来说,一体化实践中出现的这些纵向演进过程,及其在横向上不同地区和国家各具特色的实践,是“微分”与“积分”的辨证原理在国家及其民族结构关系上的一种体现,既是主权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在纵向与横向上的不断叠加和相互继承,并不断扬弃过程的写照,也将继续谱写面向包容共生未来的人类一体化演进史。

从战争和改革的视角看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

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为基础而建立的主权国家,国家主权和民族一体性是其建立的两个必备要素。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程,14、15世纪,英吉利民族经历了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动荡,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王权逐渐战胜封建割据势力,民族国家建立的条件日益具备;16世纪,经过宗教改革和政府改革,王权得以最终摆脱教皇控制,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英国民族国家最终形成。

20世纪上半叶国际性难民组织与难民保护考察

1950年的联合国难民署、1951年的《难民公约》及1967年修订的《难民地位公约议定书》从制度与法律上对难民进行保护,是当今国际难民保护机制的核心角色。它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成立的国际性难民组织的难民保护实践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当今国际难民保护机制与早期难民组织提供难民保护面临的困境大体相似。本文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叶成立的4个国际性的难民组织在难民保护上所起到的作用,并试图分析其局限性,以期为我们考察当今国际难民保护机制的持久性与它延续的可能性提供历史的与国际关系的分析视角。

如何界定太平洋岛屿国家

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内涵及其数量一直是困扰人们认知甚至是学术研究的两大难题。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地位及其属性有着极其复杂的情形,而且还与人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认知习惯、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界定太平洋岛屿国家概念的前提是要厘清与此相关的若干地理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统摄其他共同属性,如政治属性、历史文化属性、发展道路及其水平等。只有这样,太平洋岛屿国家概念的内涵和数量才能得以清晰地诠释和界定。

不对称的全球化——国际移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对称现象。自由移民虽然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由此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南方与北方、资本与劳动、人权与主权的根本矛盾,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理念受到了挑战。长远看,自由移民的实现将服从于资本运动的需要,发达国家的国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少数精英分子将率先实现自由移民。

全球化:人权及其保障的陷阱

人权的核心价值在于对普遍平等性的强调。在当前世界结构中,人权保障的主要负担者依然离不开主权国家。然而全球化下出于不同竞争地位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差距只能愈加扩大。这导致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人们之间的贫富悬殊固定化。这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没有力量为其民众提供最基本服务。全球化是人权及其保障的陷阱。

论主权国家边疆的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

主权国家及其主权、领土、边界和时空表现是框定其边疆内涵、形态和特征的根本依据。临界性(靠近边界并随边界的变化而变化)、边缘性(不断解构和再造的多维度重叠的边沿或前沿)、交集性(诸多要素、关系和势力在其中相遇、融合、共生)交织在一起,凸显出边疆区别于非边疆的显著标志,对于揭示边疆的本质起着决定性作用。主权国家的边疆在较严格的意义上指靠近边界的边缘性领土;在较宽泛的意义上指复杂矛盾关系所形成的国家主权、利益、能力所及的边缘性场域。从最一般意义上说,边疆是"我"与"他者"既相互区别、冲突、对抗又相互影响、互动、互构的一种场域、关系或过程。抓住了"交汇处"这一规定性,也就抓住了一般边疆概念的核心意蕴。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应该把这样的边疆作为完整的对象,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综合研究。

国际法治的新课题: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责探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法治的发展,控制跨国公司犯罪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新问题。要有效控制跨国公司犯罪,对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权责方面,都面临观念和制度上的挑战和创新。对跨国公司犯罪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是国际法治的新课题,也对各国国内法治产生重大影响。要有效控制跨国公司犯罪,就必须规制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利和责任。各国只有依照国际法治的原则和措施对跨国公司犯罪进行法律控制,才能更为有效的保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才能更为有效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有效发挥跨国公司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为更为有效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我们应加强对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责问题的研究,推进国际法治和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国际条约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实证连结:评述与思考

既然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具备国际法主体地位,从理论上讲,就不能直接享有及承担国际条约对国际法主体所设定的权利及义务。但从实证的角度不难发现,在众多的国际条约里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权利和义务都予以设定。这种与国际法基本理论不符的现象一方面表明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中的重要性,向外界传达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国际非政府组织寻求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努力有一定的国际法律依据;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种法律依据存在着其先天不足的缺陷。只有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其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先天不足的局面。当然,这需要主权国家、国际政府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

略论WTO体制的“一国四席”

根据WTO体制有关成员资格的规定 ,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中国和台湾地区相继加入WTO ,形成了“一国四席”的局面。“一国四席”之间的关系既是WTO体制平等成员之间的关系 ,也是一国不同关税区之间的关系。“一国四席”的重要意义是反映国际法的新发展 ,强化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

美国法院涉新冠疫情诉讼的主要法律问题

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后,陆续有美国个人、机构甚至州政府将中国诉至美国法院,要求中国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援引《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商业行为例外、非商业侵权例外及恐怖主义例外,主张美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然而,上述三项豁免例外均无法得到美国国内法的支持,中国享有司法管辖豁免。如美方向我国送达法院传票,中国应视送达的具体方式予以回应,在必要时阐释立场;对于疫情在美国造成的损失,中国在侵权法上没有法律责任;且即便出现美国法院行使管辖权并判决中国败诉的极端不利情况,中国在美国的国家财产也享有更大范围的执行豁免权。

美国国家豁免法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国家豁免法在豁免主体的认定和《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溯及力问题上出现了重要发展,对中国在美被诉的个案利益甚至整体形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中国的应对策略是:根据不同性质的案件重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即对于政治性案件,主要运用外交途径;对于商业纠纷,充分主张国家豁免主体资格;对于历史性案件,综合运用多种制度和规则摆脱美国法院的管辖。

美国债务违约风波的深层原因探析——基于权力流散的角度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权力流散理论,导致美国联邦政府控制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融资的行动能力被削弱的深层次原因是:权力从政治权威流散至市场权威、从政府流散至国会等权力机构以及国际范围的权力流散和权力重新配置。美国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虽然在最后时刻被暂时化解,但美国债务问题仍将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化解美国主权债务风险,需要美国的政治权威、市场权威以及国际社会的长期不懈努力。

打击恐怖主义对当代国际法律框架的影响

打击恐怖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 ,但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打击应在国际法律框架的约束下进行。尊重国家主权 ,加强国际合作 ,特别是要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在这种条件下采取的反恐怖行动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试论先秦时期赵国的封君制度

赵国封君始于赵襄子 ,至惠文王和孝成王时达到高潮。赵国封君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开始是局限于宗亲范围之内 ,以“亲贵受封”为特点 ;以后扩至异姓功臣甚或幸臣 ,以“计功受封”为主流。赵国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对封君严密控制 ,封君的权力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讲 ,都被严格限制 ,难以形成与国家对抗的势力。封君成为国君手中诱使将相大臣为之尽心效命的一枚香饵。

中国政府及国有企业在美国法院面临的主权豁免问题分析——兼评美国Walters夫妇就“中国制造”手枪质量问题导致儿子死亡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缺席判决执行案

美国Walters夫妇就"中国制造"手枪质量问题导致儿子死亡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美国密苏里州西区联邦法院用缺席判决判中国政府赔偿1000万美元。美国Walters夫妇要求扣留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等3家银行中相应的中国政府财产,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法院以该财产不在美国境内为由,驳回原告要求。2010年3月,美国原告提起上诉。本案仍然在进行中。本文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引出中国政府及国有企业在美国法院面临的主权豁免问题的分析,如中国政府在主权豁免案中可引用的抗辩理由;中国国有企业援引主权豁免的利弊;执行国有企业中相应财产问题。本文旨在引起学术界进一步关注在司法实践中涉及中国的主权豁免问题。

法律与政治的对话:论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

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思想不仅推动法学思考自身学科的根本问题,也直面人类行动领域中法律与政治、规范与失范之间的对话,并对主权概念作出了更加有力的反思。此外,就实践而言,当代世界是一个法治与法外治理同时极大化的张力场域,一方面,在"规范性框架中运行"是权力的标准说辞;另一方面,权力的实际运行总是越过规范性边界。对此,只有超越实在法视野,对例外状态进行严肃思考,才能探索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秩序的整体之"法"。而以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思想观照中国的政治法律实践,也将获益良多。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主权问题分析

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带来了冲击和影响,产生了经济安全、制度选择、文化价值观维护等主权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对外开放中坚持自主原则,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在文化建设中抵制西方文化霸权,才能维护国家主权,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国家主权平等与“领袖型国家”的正当性

如果正确理解国家现象与国家平等,就可看出国家主权平等有最高限度、最低限度,以及从最低限度到最高限度的连续统。我们有义务在为差别作公允辩护的同时捍卫平等的最低限度并促进更大的平等。一个国家在已遵守主权平等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下,(1)依差别论衡量设法正当地取得了一个特权或强势地位,不过是一个强势国家;(2)正当地成为一个强势国家,且取得了大国地位,并尊重国际体系的价值,以及真正成功地担负起对国际体系所负之重大责任,不过是一个伟大国家;(3)尊重国际体系的价值,且真正成功地担负起对国际体系所负之重大责任,不仅素来都在诚信地甚至是模范地遵守现存合法规则,而更重要的是,已帮助规划或提炼出一个合适的国际体系远景,并努力将之构建起来,以使人类繁荣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就是一个领袖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