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物权法》未规定盗赃物善意取得的反思

在我国,以盗窃或其他方式取得赃物的案件时有发生。当盗赃物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商品交易流通领域后,许多与案件无关的第三人在不知道并且事实上通常很难知道其来源的情况下购买或接受该物品。在此情况下,只要赃物仍然存在,是无限制地追缴,还是合理地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我国新制定的《物权法》对此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实属一大缺漏。因此,有必要对盗赃物之善意取得制度做出明确规定,以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和市场的交易安全。

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刍议

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我国民法、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虽尚未确立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诸多司法解释对此持肯定态度。由于赃物具有流通性,在市场交易中要求买方需查明卖方交易物的性质和来源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确立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仅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权益,而且有利于确保正常交易,维护市场秩序。但因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涉及"打击与保护"及"公益与私益"的冲突,有必要为其设定合理条件及分配证明责任,在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予以平衡。

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与刑事赃物追缴

要准确把握《物权法》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关于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立法精神,解决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与刑事赃物追缴的刑民交叉和冲突问题,就必须结合国外赃物善意取得制度以及相关案例全面追溯、梳理我国对于刑事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有关立法实践及基本观点。

入罪与定罪:行贿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从行贿入罪规范文本的结构变迁来看,其遵循的是一种以预防为中心的综合治理逻辑:一方面是选择数额加情节的入罪体例,另一方面是采取自由和财产的并罚结构。但是,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犯罪的主观条件也造成了认定犯罪过程中司法裁量的较大弹性空间。相关实证分析和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腐败犯罪治理失衡、行贿量刑整体趋轻以及过分倚重缓刑执行是我国当前行贿罪司法裁判的现实图景。同时,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部分量刑影响因素功能“缺省”或“溢出”等非理性化风险。面向规范与实践的司法优化,未来应当通过规范文本的前提性修正、监检衔接的制度性保障、缓刑适用的重塑性调整等法治策略,进一步提升行贿罪司法的相对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