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夷夏”观念之转严与边塞诗创作的衰落

在唐代边塞诗创作衰落的众多原因中,中唐"夷夏"观念之转严亦属其一。唐代边塞诗创作与胡文化有颇多交融,胡文化是刺激边塞诗创作的一个强力因素。然而,随着中唐"夷夏"观念的转严,胡文化日益受到排斥与否定,丧失了活力与生机,使边塞诗创作失去了一个重要推动力。"夷夏之辨"本身属于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一环,儒学复兴运动对于"礼法"和"文德"的强调反转了唐帝国前期的文化特征,消解了推动边塞诗创作的尚武精神。失去了胡文化刺激和尚武精神推动,唐代边塞诗创作丧失了独有的特征,不可逆转地走上衰落之路。

“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及清朝实践

古代"天下中国观"与"夷夏之辨"是"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怀柔须建立在"德治"与"自治"的前提上。作为历代帝王的治术之一,怀柔的手段不外赐予、和亲、通商、教化等形式,以彰声威。最终目的是以"礼"来"定君臣之分,严夷夏之防"。作为儒家思想的表征,"怀柔"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的象征,但其影响深远。

从“夷夏之辨”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伦理认同

中华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夷夏之辨”的本质是中华文化的认同问题,即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认同。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中华文化正统地位的认同及对传统人伦纲常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建立在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服膺基础之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夷夏之辨”为背景衍生出的伦理认同,一方面表现为“五胡乱华”局势中汉族与内迁各族政权对正统地位的认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异质文化的交锋与交融。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特征影响下,这一时期凝聚成的伦理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相伴相生,使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在此基础上,汉族与各族人民互相依存、彼此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促进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发展;华夏文化与各族文化之间既相互冲突又彼此影响,共同铸就了和而不同、善解能容的中华文化。

从“夷夏之辨”到“民族交响”--琴曲《普庵咒》形成与演变中的多民族文化交流

中国佛教琴乐作品《普庵咒》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是多民族文化交流成功的历史经验体现。《普庵咒》作为佛教琴乐作品代表之一,形成于古琴文化史上的“夷夏之辨”背景下,最终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转型而成功融入中国文化。《普庵咒》在形成中呈现了中印文化与儒佛道三教文化的交融,在其演变过程中又形成了多民族乐器演奏、多民族地域流传、多民族群众参与三大特点的大量衍生音乐作品。古琴曲《普庵咒》的形成与演变所呈现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对当今民族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