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中的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之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具体运用

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划分在证据法上的意义在于,对定罪事实必须进行严格证明,而对狭义量刑事实及某些属于犯罪事实的量刑情节,允许进行自由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在可以运用的证据范围、证据调查方法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定罪事实的严格证明体现了证据法对于权力的制约功能,对量刑事实进行自由证明则综合考虑了减少诉讼成本、明确主要争点和扩大有利于被告人之量刑资料的适用机会等多种因素。作为对自由证明的限制,在量刑阶段,除了必须保障被告人对量刑资料与信息的知情权和异议权、获得律师帮助权等各项权利之外,审判还应该被划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互相分离的阶段,以防止不可采的品格证据所产生的不公正对定罪造成影响。

洗钱罪的故意与明知

洗钱罪故意与明知的认定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从语义分析、实施效果和犯罪防控的角度看,间接故意也应构成洗钱罪的故意类型。对于明知的性质,采"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更为合理;对于明知的判断标准,应采"主客观相统一说",并根据洗钱罪的不同主体有所侧重;对于明知的程度,采"确定或可能说"更符合司法实践需求。关于明知的证明过程,运用严格证明和法律推定相结合的方法较为可取;至于有学者提出用举证责任转移,使被告人承担"不明知"的证明责任的观点,有违无罪推定原则,因而不可取。

因果关系推定的基本法律问题

因果关系推定是跨越侵权行为法和证明责任法的论题。因果关系推定的效力为转换客观证明责任,其与举证责任倒置、事实自证、表见证明、大致推定差异明显。我国可采直接规定因果关系推定的体例,并相应确立多样性证明标准。

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证据形式探讨

法律对证据能力的许容性与限制性是建立在证据本身特性的基础上,单位本身并无作证能力。单位为履行提供证据义务所出具的证明材料之证据能力与单位的身份属性无关,单位证明材料的适格性是由该材料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应当区分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对单位证明材料证据资格的不同要求,并依据单位证明材料的不同形式纳入法定证据种类。

刑事证据能力反思

以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制度改革,对证据能力规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证据能力理论需以证据的两步认证模式为支撑:证据能力的审查程序和证明力的调查程序。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判断中,均涉及关联性问题,对于证据能力的关联性规则需通过逻辑上的关联性和法律上的关联性来加以完善。证据能力规则的构建可从三要件说入手,分别是以法定证据形式和关联性规则为基础的积极要件、以证据能力排除规则为核心的消极要件和以证据准入资格和严格证明为制约的程序要件。同时,在证据能力规则的适用中应强调其程序的独立性,将无证据能力之案件材料对事实认定者的心证影响降至最低,以确保证据裁判原则和庭审实质化的落实。

论民事诉讼中自由证明的构建

自由证明作为与严格证明相对立的一种证明模式,体现了根据不同待证事实的特性采用不同证明方式的诉讼分流理念及价值,并已在较多国家得到广泛确立和适用。而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证明制度中尚未确立这一证明模式,理论界更是未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制度的体系化和多元化构建。如何在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制度中合理构建自由证明制度,使其在证明待证事实中发挥自身应有的优势,逐步实现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制度的体系化和多元化构建,从而为法院合理有效地认定待证事实提供一个更为高效、公正的制度环境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从陈美案看操纵比赛的证据认定问题

国际体育仲裁院最近推翻了国际滑雪联合会对业余滑雪运动员、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陈美操纵比赛的4年禁赛处罚,但仲裁裁决维持了取消她索契冬奥会参赛资格的处罚。该案反映出在操纵比赛案件证据认定问题上,国际体育仲裁院所坚持的一贯立场:应适用各体育组织的内部规则处理操纵比赛案件,尤其是在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上。陈美案仲裁裁决再次凸显了体育自治的重要意义。该案还明确了"放心满意"的证明标准在操纵比赛案件中适用的正当性,并释明了该证明标准的具体适用方法。在操纵比赛的案件中,有条件地适用严格责任的证明责任原则应当具有一定可行性。

论自由证明规则的构建

刑诉法的修正和刑事司法实践中诉讼证明的乱象要求完善我国的自由证明规则。自由证明的核心内涵是不受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的严格制约,其价值在于缓和严格证明的僵硬性及平衡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证明的适用对象包括程序法事实、法律法规与经验法则以及量刑事实,自由证明也广泛适用于简易程序和决定程序中。在证据方法的限制方面,自由证明的证据关联性可以较为灵活,不要求最佳证据,容许传闻证据,执行较为宽松的证据排除规则。自由证明程序可以不奉行直接原则和当事人公开原则,但也要遵守宪法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注重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自由证明的内涵具有发展性,应当注重具体证据规则的构建。

2010年:中国医疗纠纷处理的根本转折

能够认识到2002年的举证责任倒置为医院提供免责机会的人不多,至今许多医师还无法接受,2010年7月将要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机构和人员实施严格责任,更是要引起困惑,必须引起重视。太阳要升起,医院要开办,医师要救死扶伤,必须尽快适应《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严格责任与疏忽责任:一个比较分析

本文研究了侵权领域严格责任制度与疏忽责任制度之间的优劣比较:通过单侧模型的分析,在此条件下严格责任能够符合社会福利的标准,但是疏忽责任制度却达不到社会的最优;通过双侧模型进一步扩展了分析,由于加入了对受害方行为的考虑,得出的结论是疏忽责任制度能够达到社会福利状态的纳什均衡,而严格责任制度过度保护了受害者。

英美刑法严格责任探析

英美刑法严格责任突破了"无罪过即无犯罪"的传统刑法原则,其适用的犯罪或因其犯罪意图的难以证明,或因其侵害的社会法益特殊而需要特殊保护。严格责任在实体法上体现为对那些所从事的活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责任要求和注意义务,在程序上则表现在严格的"举证责任"上。

浅析新证据规则对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

证据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也是当事人胜诉的关键。在民事诉讼中,证据的地位至关重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证据制度完善的主要手段和途径。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证据规则,弥补了现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缺陷,但该规则的出台与原有的一些制度之间产生了冲突,出现了一些矛盾现象,亟待解决。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严格责任作为一种归责原则为英美法系所独有,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一般不承认严格责任。本文从严格责任的概念入手,对严格责任的构成、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的联系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我国刑法既无必要引入严格责任原则,实际上也没有规定适用严格责任的罪名。

严格责任理论探究

探讨严格责任内涵的演变及其存在合理性这两个基本问题,并对影响我国现阶段引入严格责任的因素做初步的分析:从宏观层面,由于两大法系司法理念以及犯罪圈划定的不同;从微观层面,由于举证责任倒置对被告人负担的加重,重刑主义传统所引发的对犯罪人的负面评价、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缺乏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原因,我国现阶段还不宜大规模引入严格责任。

刑法中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及适用

严格责任作为刑法中的一种归责原则,是英美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一个特色。严格责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值得借鉴,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严格责任理论。

查证属实:严格证明法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规范表述

严格证明法则之确立与贯彻是当前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重点。但是,当前对严格证明法则存在诸多误解,而严格证明法则之中国化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可以将查证属实作为严格证明法则的中国化表述,并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条款进行合理解释,以此来实现严格证明法则之中国化。

非授权支付的责任承担——兼评《电子商务法》相关条款

当前,司法实践中对非授权支付一般按照合同纠纷处理,采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由用户承担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不利于保护消费者,也不利于促使支付机构提高技术,确保支付安全。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并进行实证案例分析,认为非授权支付责任应采用严格责任,将责任赋予能够分散损失和以最低成本采取预防措施的一方,并且以最低成本实现责任确定。在适用《电子商务法》非授权支付条款时,应当实现对消费者的统一保护,并由支付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将消费者过错类型化,确定支付机构免责和减轻责任的条件。

《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之管见

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与既往的法律法规大有不同,该法实施后举证责任、因果关系与过失责任等一系列医疗损害中最常见的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笔者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只要医疗事故需要鉴定,举证责任倒置就存在。如果《侵权责任法》要求的是严格责任,则某些过错的确认,就不再需要确立因果关系。

台湾地区对质诘问权与传闻例外的关系考察

我国台湾地区有关传闻法则例外的规定虽忽视对刑事被告对质诘问权的保障,但实务上以"司法院"将对质诘问权解释为"宪法之基本权利"为基础,先后发展出三种体现对质诘问权优位于传闻例外的解释路径。后续发展中,台湾地区法院刑庭总会将可信性保障作为传闻例外成立的重点考量因素,使得对质诘问权与传闻例外的关系再次陷入扑朔迷离之中。从长远来看,对质诘问权仍然可以依靠实务上独立发展出的容许例外以及严格证明程序的保障,确立其优先于传闻例外的地位。台湾地区对质诘问权与传闻例外关系的发展体现出实务部门在权利保障和真实发现之间的价值抉择,对于祖国大陆刑事被告对质诘问权的确立和保障具有启发意义。

严格证明抑或自由证明——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方式新探

非法证据的证明是非法证据排除重要的制度前提。从立法现状来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并未根据非法证据类型加以区分,由此产生证明机制的文本趋同与实践异化两大问题。根据取证违法程度的不同,非法证据排除可以分为强制排除、裁量排除与瑕疵补正,这为证明方式的区分奠定基础。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域外国家对不同的非法证据设有层次化的证明机制。对此,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也需要从严格证明、适当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角度加以区分,并从证据资格、证据调查以及证明标准的角度予以层次化的配置与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