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中心地研究及其规划应用

在对已有旅游中心地相关研究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了旅游中心地的概念与界定方法,分析了旅游中心地理论在旅游空间规划中的指导意义,并以吉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为例,介绍如何将旅游中心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的旅游规划当中。

试析二元结构论在我国统筹城乡中的应用

二元结构论指出发展中国家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根本出路在于转移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到现代城市工业部门,通过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消除城乡差距、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文章认为在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中应该应用二元结构论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工业、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陈国达的科学哲学思想与理论自主创新

对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陈国达院士的科学哲学思想作了探讨,其主要内容有:历史动力法是复杂性哲学思想与地质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递进思想是辩证否定观在大地构造理论发展中的胜利;地洼学说的理论结构与发展纲领是与拉卡托斯科学哲学思想不谋而合的。研究陈国达科学哲学思想对指导科学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长江经济带农户生态认知对其清洁能源利用行为的影响机——基于5区市农户的实证分析

以长江经济带部分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检验方法,考察农户生态认知对其清洁能源利用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农户的生态认知各维度对其清洁能源利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的行为态度在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清洁能源利用行为之间均具有中介效应;(2)不同地貌类型农户的生态认知对其清洁能源利用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3)不同产业融合农户的生态认知对其清洁能源利用行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不仅需要发挥生态认知各维度对农户清洁能源利用行为的有效促进作用,而且应积极利用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户清洁能源利用行为态度的引导作用,并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融合类型农户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策略和措施,以更有效地引导农户利用清洁能源,最终促进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以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广义对称”视角下上海夜间经济集聚中心识别方法与空间分异机理

作为增加就业、提振消费及带动区域发展的城市消费“新蓝海”,夜间经济在“后疫情时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夜间经济集聚中心”是夜间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国内外鲜有研究,它作为社会经济要素,具有非均匀对称和“灰色聚集”的特点,因此无法简单套用传统地理集聚中心的识别方法。研究从夜间经济的集聚机理出发,基于“点—轴系统”理论,提出了一种夜间经济集聚中心的识别提取方法,并利用广义对称图谱解构上海市中心城区夜间经济集聚中心的空间格局及其分异机理。首次为快速准确地识别夜间经济集聚中心,科学地挖掘其空间分布特点提供了系统的方法参考,为推动夜间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支持。结果显示:在上海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共提取了12个一级夜间经济集聚中心,26个二级夜间经济集聚区,夜间经济平均活力值分别为0.49和0.24。研究表明:(1)该方法能快速识别和提取夜间经济集聚中心。(2)上海夜间经济集聚中心呈“中心—外围”空间分布格局,交通导向性强;(3)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距市中心距离,是上海夜间经济空间集聚分异的主要驱动因子。(4)集聚中心的“色对称”空间格局,表明上海夜经济处于一种合理、可持续的发展阶段;未来规划中,可沿地铁二号线东西扩展并内部填充,亦可将集聚对称中心连接线作为发展轴,以“集聚区”的形式提升夜经济集聚效应。

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农户行为响应研究——以新疆X县为例

[目的]通过对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农户行为响应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完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方法]文章基于新疆X县305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农户行为响应研究的理论框架,探索农业绿色发展政策与农户行为之间的运行机理,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构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1)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三个方面均显著影响农户农业绿色发展的行为意愿,且“行为态度”对农户农业绿色发展行为意愿的影响最大,主观规范的影响最小,行为控制居于二者之间;(2)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对农户进行农业绿色发展行为响应的影响比其对行为意愿的影响程度大。通过对比路径系数的大小,证实了行为意愿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明显的中介作用;(3)农户农业绿色发展行为中,农户对约束类行为的响应程度比激励类行为高。[结论]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增强农户农业绿色发展的行为意愿;“激励”与“约束”并用,提高农户行为响应程度等对策建议。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不宜设定制造业占比指标

围绕"十四五"规划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规划中应设定一个制造业占比指标。但是,以制造业立国的先行工业化大国的历史表明,工业化末期后三产化迭起、制造业占比下降是个普遍现象,"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包默尔病理说"分别从理论上做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而生产性服务业自制造业析出则给予统计学视野的解释。我国"十三五"以来已进入工业化收尾期,三产化趋势凸显。"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还是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继续增强我国制造业实力并无异议,但是硬性提出一个制造业占比指标,不仅有悖产业结构的演化规律,而且不利于贯彻中央新近提出的"十四五"期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