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学谱系的建构

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乐府学成果集于一体,建构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在诗歌选录方面,它广采博收,成为历代乐府诗集选诗数量和卷次规模之最,并将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将乐工“乐奏辞”与文人“本辞”汇为一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在解题方面,它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统一,拓展了乐府专题批评的新境界。在分类方面,它以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发展流变的复杂性,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大成。

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乐府相关概念辨析

文章辨析了乐府与歌诗、歌行、词曲、民歌、音乐文学几个概念的关系,指出:乐府成为诗名以后,作为朝廷音乐机构表演曲目含义依然保留下来,宋代以前凡称乐府者,一定与朝廷音乐机构有关;歌诗泛指一切有音乐舞蹈表演的诗歌,只有作为朝廷音乐机构表演曲目的歌诗才能称之为乐府;歌行出自乐府但又不等同于乐府,带有音乐性质,但又偏重体裁而言,具有乐府体裁的特点,但又七言非乐府长歌;区分乐府和词主要看句式如何,若是齐言,属于乐府诗,若是长短句,属于曲子词;有些乐府来自民歌,但乐府作为宫廷乐章,不宜再称作民歌,只有少数杂歌谣辞例外;乐府虽与音乐有关,却与音乐文学不相等同,具有音乐形态的乐府属于音乐文学,已经失去音乐形态的拟古乐府和准备获得音乐形态的新题乐府不能视为音乐文学。

南北朝及隋代乐府官署演变考

南朝乐府官署与东晋一脉相承而略有变化 ,这一时期 ,民间清商新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期 ,不仅在实际生活及朝廷礼乐活动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而且对文士创作的影响有更加显著。北朝乐府官署的设置基本仿效南朝而略有变化 ,隋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则与魏和西晋基本一致 ,但自北魏起 ,在这一向回归传统的表面现象下 ,乐府歌诗在音乐上均明显受到胡乐的影响 。

宋徽宗与宋代宫词创作

宫词类乐府是唐后乐府诗中新题乐府之一类。宋代的宫词创作,以大型连章体组诗最具代表性,其中,又尤以宋徽宗《宫词三百首》引人注目。宋代的宫词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反映帝王生活为主体,二是以宫中女性为描写重点,三是借对历史题材之"述古"以进行"风讽"。三类宫词,不仅各具个性与风采,而且影响深远。此外,宋代宫词还可入乐而唱,这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传"的情况下,实属乐府诗史上的一大亮点。

宋本《乐府诗集》考

文章着重考察了《乐府诗集》一书的三种宋本——傅宋本、绛宋本、钦宋本。描述了傅宋本的鉴定、递藏;部分地复原了绛宋本和钦宋本;并将三者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理清三者的关系并做出价值判断。

论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作歌”

杜甫诗中题"歌"之作,共30题45首。其中《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体式上的主要特点有:篇章每首八句,句式以七言为主。协韵为前六句后二句转韵格式。或前六句叶仄,后二句转平;或前六句协平,后二句转仄。或前六句后二句仄声转韵,或前六句后二句平声转韵。在结构上,每首"首二领意,中四叙事,末二感慨悲歌",以"呜呼×歌兮"唱叹结束。前四首均以隔字反复开篇。该诗体现出"随声随写"边唱边写的创作过程,为"七言八句声诗体"之创格,或承吴地白纻舞曲和清商乐吴声西曲的歌唱传统,可谓是江南吴歌文人化的产物。对这一现象的尝试性分析,有助于理解"乐府声诗并著"的特点。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试论温庭筠的乐府歌诗与诗词体式过渡

温庭筠的创作正处于诗向词过渡的晚唐时期,他的作品也初步显示了这种文体上的变革。尤其是他以女性为题材的乐府诗作不仅改变了以往“唐人乐府皆不入乐”的局面,在创制上更是采用了“由乐以制词”的词体创制之法,其工整的章法、和谐的音律奠定了词调创制与定型的基础。这与词作华美的形式、悠远的意境相结合,奏响了诗体文学向词体文学过渡的先声。

古诗、乐府考辨

诗、乐同源,合而不同;诗与乐府,并存不悖。汉乐府曲辞分为二途,一者采诗被乐,率多闾巷风谣;一者文人之辞,其中郊庙之辞,大半《诗》颂四言,故称诗而已矣。而文人五言虽杂乐府之中,然与民谣殊类,又异郊庙之辞,后世遂称古诗,姑且以为分别;魏晋以下文士所拟,大率其辞之流,于是概称古诗,且与乐府对举,以专后者之名,竞以汉世为宗。究之古诗、乐府,初则其义相即,并无截然分界,唯以后人所见,方有判然之别,而其对举互异,要归民间采诗与文人所作,二者分途,卒成两体。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非乐府《白头吟》辨

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又被收为乐府《白头吟》,从乐府诗的要素本事、风格两方面来看,此诗并非一首乐府诗。而对其刊刻流传进行梳理后,可以认为是误用乐府《白头吟》之名。

20世纪宋诗研究综评

２０世纪初，陈衍揭开了宋诗研究的序幕。“文革”结束后的二十余年，宋诗研究的规模和深度都大大超过前几个阶段。大量的优秀论文和专著发表出版，大批诗人别集、宋诗选注本、诗人年谱及有关资料重印再版。宋诗总体特征和发展过程研究，宋诗作家作品研究及宋诗派别研究与比较等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北宋文人总集和别集中的乐府观

北宋文人总集、别集中收录了大量的乐府诗,分析其中编录乐府诗的特点,能够反映出北宋文人的乐府观。《文苑英华》编录古题乐府居多,多数新题乐府入"歌行"类,表明宋初文人在观念上偏重古题乐府,中唐新题乐府并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同。《唐文粹》选录新题乐府的比例增大,说明从真宗朝开始,宋人才接受新题乐府。《乐府诗集》的编纂体现出宋人的乐府诗史观和探究古乐府真实面貌的态度。从《乐府诗集》和北宋文人别集的编选来看,北宋中叶以后文人重视新题乐府诗。

许慎之《诗经》学

《说文解字》征引《诗经》四百多次,引文有三种方式,体例精严,反映出许慎对《诗经》素有研究,这与楚地的文化传统有关。《说文》引用的毛诗文字并不尽同于毛诗原本,对此要区别对待。许慎会通今古文诗学,沟通今文三家诗学,在《诗经》学术史上意义非同一般。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画眉楼上愁登临——宋代女性楼意象词与男性闺音楼意象词比较

比较和分析两宋时期楼意象词的两类词人及作品,认为"闺音原唱"(作者为女词人自身)楼意象词内容丰富,情感真挚而深刻:闺中思妇的孤寂、愁苦、怨艾、无奈,亡国宫女及被掠民女的思君爱国、慷慨贞烈,底层歌妓的爱情追求、辛酸绝望;而"男子作闺音"楼意象词内容单一,情感看似浓烈实则肤浅:楼中女子的浓情蜜意;独守闺房的思妇情怀;盼望与失望的情感交织。

20世纪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历史与现状

20世纪乐府歌辞研究始于“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号召,经历建国前、建国后到1976年、1977年到2000年、2000年以后等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研究各有侧重,显示其时代特征。第一期研究从文学、文化、音乐等角度全面展开;第二、第三期重在主题学、风格学研究,适当引进了一些新方法与文化学视角;第四期在前三期基础上全面拓展与深入,突出了文化学、历史学、音乐学对乐府歌辞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