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

我国早期图书没有凡例,需要读者去总结它文字背后的意义,有时要超越文本本身,进而推导出作者言外之意。《春秋》经“例”成为经学义理阐释最为显著与重要的内容。杜预明确提出《春秋》《左传》都为史记,否定所谓的时月日例,批评一字褒贬说,认为《左传》除日食、大夫卒而外别无他例,提出新凡旧凡说。在刘师培之前,对杜《注》的批评主要在训诂、章句与辑录汉说方面,而义例方面的成果很少,《左传》“例”学亟待突破。刘师培否定杜预的凡例说,同时将《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划分界限,系统地归纳总结《左传》传例。刘师培在解释《左传》与《春秋》关系和体例特色时体现出通变观念,但经学观念限制了他在古史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发展。

《左传》释义新解三则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参诸《史记·鲁世家》所载,“女公子”的“女”应属上读,全句当断读为“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讲”或通假为“觏”,意为公子偶遇梁氏之女,遂注目欣赏她。文公十四年“王叛王孙苏”的“叛”似不应为“背叛”之义;或可假借为“反”,表返回之义,意为王使王孙苏返回成周。襄公三十年“视躁而足高”的“躁”或可通假作“傲”,意为儋括眼神傲慢、抬脚过高,此为人有异志之状。

论巫、瞽史口述与《左传》的诗性特征

巫、瞽史一体的职官传统,使“史”与“诗”在三代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巫、瞽史口述的历史是《左传》的早期史料来源;巫、瞽史口述的方法为《左传》所继承,并发展成一种“史有诗笔”的表现方法;巫、瞽史独立的、批判性的话语权力,构成了贯穿于《左传》中的史诗精神,具体表现为天命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统一。对巫、瞽史口述与《左传》诗性特征的关系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从诗学的角度解读周代经典文本,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论《左传》中黄河的文化意蕴

黄河文化历史悠久,《左传》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历史著作,不乏对黄河的笔墨书写,蕴含着先秦时代人们对黄河的态度和思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左传》中记载了不少投玉祭河以求福佑的行为,展现了黄河祭祀文化。其二,黄河被赋予了见证国家以及个人履行盟约的监察判官的职能。最后,黄河在战乱环境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既是保卫国家的天险,也是问鼎中原的勋章。由此可见,黄河从自然事物变成文化的一部分。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林云铭《古文析义》与清前期《左传》评点

《古文观止》中《左传》选文及评点建立在《古文析义》基础上,《左传》评点里程碑之作《左绣》也从人物评点、辞令评点、文法评点等方面继承《古文析义》。综观清前期《左传》评点,《读书堂古文晨书》《正谊堂古文汇编》《古文析观详解》等都可见对《古文析义》的借鉴,其时众多坊刻本也反映出对林云铭《左传》评点的广泛引用。林云铭《古文析义》可谓清前期《左传》评点奠基之作。

论《左传》的地理空间叙事

《左传》作为先秦叙事文学的典范,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生成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左传》叙事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以时系年”的时间叙事上,在地理空间叙事方面亦极具特色。依据空间的性质,《左传》的空间叙事类型主要有自然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两类。恢宏的战争场景,分散的叙事地点和简略的空间记叙则构成了其地理空间叙事的主要特征。此外,通过空间塑造人物形象、助推情节发展和深化叙事主题,空间与时间双线并进,最终实现完整叙事。

“予取予求”结构及相关问题讨论

《左传》是一部富有语言特色的先秦传世典籍。关于《左传·僖公七年》中“予取予求”的理解,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从我取,从我求”,即宾语前置结构;一种是“我取我所需求的”,即主谓结构。通过对“予取予求”所在的语境、“予”在宾语前置结构中的使用、上古汉语中“予”作定语的情况、相类似的“代词+VP+代词+VP”的结构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后认为:“予取予求”应理解为“从我取,从我求”,即宾语前置结构。对此结构的正确理解,不仅有助于丰富汉语的词汇,还有助于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转”者,众妙之门中的拉丁舞

舞蹈是原始生活进化过程中的产物,表达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舞蹈的存在方式是多样性的,但各类舞蹈的本质是相通的。明代朱载堉提出的舞蹈命题对舞蹈界起着醍醐灌顶的作用,他找到了舞蹈中看似多元且繁冗的共性--“转”,而本文着重根据此命题来讲解拉丁舞其中的内涵与本质。

敦煌本《左传》写卷的学术价值

敦煌《左传》写本为《左传》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材料。利用这批材料,不仅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隋唐时期杜注《左传》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可以据之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书写格式、《春秋正义》原本之书写格式、《左传》写本所反映的敦煌教学情况等。同时,由于这是一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写本,保存了当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文本面貌,对于我们探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文本之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左传》如何可信?——以早期文本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记载为例

《左传》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叙事详细而生动。近年来出土子犯编钟铭文为重要的青铜文本,其铭文明确记载“五月丁未”为城濮之战胜利后,向周襄王献楚俘的日期,与《春秋》《左传》的时间互相印证;竹书文本《系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成王为城濮之行》对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史实发生的时间都有简明记载,与《左传》相关记载互补互证,但由于有的学者对《左传》所用历法不是很明确,时间与事件似乎不相配,进而怀疑《左传》历史记载的可靠性。《左传》杂用夏、殷、周三种历法,但在晋文公“主夏盟”之前主要通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的殷正,这在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的时间记载上有充分验证。时间是编年史的灵魂,这些早期文本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语义场,研究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叙事时间也有助于了解这些早期书写文本的重大价值,同时对《左传》成书及可信度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

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及相关问题探微

孔子著《春秋》,经学家为其作传甚多,亦为精湛,东汉通儒马融则另辟蹊径,立足于《左传》,著《春秋三传异同说》。《春秋》三传,鼎足而立,各有偏重,各有特色,马融善于发现问题,于三传之说之外,阐发自己不同观点,也使人们对《春秋》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朱彝尊的《斋中读书》诗第四首发微

《斋中读书》第四首以五行学为论域。其第一层次体现的是朱彝尊的五行观,即建立在儒家经典阐释与正史叙事基础上的五行认同观。第二层次指出邵雍更改五行之举的学术错误。朱彝尊对邵雍的批评,是对朱子以来学人相关研究的延续,而其见解也得到后来学者的认同与继承。此诗因而具有诗学与学术史的双重价值。

左宗棠篆书的审美伦理旨趣发微

小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道德与艺术情趣的精神特征与审美意象,此即为审美伦理的特性。从小篆之源流与发展历程而言,它成于秦、兴于唐、盛于清,几经沉浮,呈现出相承相异的审美伦理特质。左宗棠的篆书正是在综合前代篆书的基础上,集古出新自成“左篆”。作为书法艺术遗存,左篆具有丰富的审美伦理旨趣,富含“以理节情、情理融通”的审美伦理精神,“刚柔相济、中和有度”的审美伦理规范,以及“文质兼备、美善合一”的审美伦理境界。作为现实艺术载体,左篆具有展现湖湘精神特质、凸显美德伦理品质和宣示教育伦理效应的当代价值。作为审美伦理典范,左篆彰显了中国篆书艺术“知行合一、书品载道”的伦理价值与伦理神韵。

朱熹与南宋《左传》评点学

综观《左传》评点发展史,南宋是《左传》评点学的形成期。现有研究虽已指出吕祖谦与《左传》评点学的关系,却忽视了朱熹对《左传》评点学形成的重要贡献。朱熹基于《左传》所传《春秋》之事,对《左传》文章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促成了朱子后学如真德秀、汤汉、朱申等以《左传》为“文章之祖”进行评点。结合《文章正宗》《妙绝古今》《音点春秋左传详节句解》《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等南宋时期《左传》文章评点著作,可见朱熹对南宋《左传》评点学的形成以及《左传》评点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左传》传播方式考论

东汉是《左传》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上承西汉,下开魏晋,是《左传》学由形成走向鼎盛的过渡时期。《左传》在东汉得到广泛传播,包括学统传播、应用传播以及文本传播,其中学统传播是《左传》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左传》与汉赋溯源的散文视野

章学诚推动汉赋溯源视野由韵文而散文,提供了《左传》与汉赋沟通的理论空间。汉前之散文,《左传》与汉赋的物理联系最为清晰;汉赋张扬宏丽的风骨气韵,“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美学风格,前代散文只有《左传》的大风泱泱可操左券;汉赋的显性文体特征假设问对,在《左传》中以“或曰”的形式孕育存在。拓展“文学即诗学”的思维方式,会看到《左传》作为汉赋源头之一的实际情况,也有助于构建更为开阔的早期文学发展认知格局。

“春秋笔法”与《左传》的书写

春秋笔法是孔子在修订鲁国史书《春秋》时体现的一种史书写作手法,《左传》为解经之作,左丘明对“春秋笔法”作出了较早且精要的诠释,总结出“春秋五例”。它在材料取舍上“笔则笔,削则削”,在表现手法上“以一字寓褒贬”,在内容写作上倡导“微言大义”,被后来的学者不断放大,使其由一种史书写作手法,演变为跨越经学、文学、修辞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作文方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