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走向

基于研究历史及主要学科成绩的回顾 ,文章考察了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现状中学科性质定位、研究内容拓展以及研究手段、方法的变革等问题。认为我国文化地理学今后应该在科学的文化哲学的指导下加强学科理论的研究 ,充分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在加强渗透研究的同时突出地理科学的特色与优势 ;为了学科的良性循环和对地理学的发展做出自身贡献 ,还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 ,强化学科在文化宣传与舆论导向的理性化、科学化 ,特别是在区域开发、旅游与城市规划、国家 (地区 )管理、民族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应用功效。

祁韵士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

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祁韵士历来被视为嘉道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其生平著述多为人知。本文旨在分析祁韵士在学术史中意义,认为祁韵士较前人更充分地融会了此前有关西北研究的资料,为后来学者提供了研究基础;祁韵士有关著作反映着当时学术风气与治学特点,也预示着西北史地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祁韵士作为西北史地学人形象在道光年间被发掘的史实,显现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由起始到兴盛的发展过程。

李文实先生述略——以《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相关记载为中心

本文根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以及相关回忆录中的记载,对曾任兰大历史系代主任的青海籍著名学者李文实先生的一生活动进行了探讨。着重探究他青年时期追随顾颉刚先生在成都、重庆、徐州、兰州、上海等地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以及蒙冤入狱和恢复自由后的学术研究情况。

山西学者与嘉道年间的西北史地学研究

山西学风淳朴,应该比较适合有"朴学"之称的清代主流学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山西学者真正预流乾嘉考据学则到了嘉道年间。嘉道之际西北史地学兴起,且渐为晚清显学之一,其兴起与发展都与山西学者有重要关系。祁韵士是嘉庆年间第一位专事西北史地研究的学者,于西北史地学有筚路蓝缕之功;张穆和他的《蒙古游牧记》则进一步推动了西北史地学的发展,且为其由倾向考古转向注重经世致用做出重要贡献。

“江淮”与“江淮之间”——关于“江淮”的地理概念史探

要历史上的“江准”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地理概念。先秦“江准”多被用来指代准、江二水或以“准”为界的南方地区。汉晋沿袭“江淮为南”,并延伸出“江淮”地理标识涵义,指涉地域由虚趋实,即为淮水与江水之间的部分地区。作为唐宋经济重心的“江淮”,泛指准水以南包括江水以南地区。“淮南”建制弥合了“江准”自然地理认知与行政区域之间不相统一的矛盾,“江准”为“江准之间”的认识趋于定型。元明清以来,“江准”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理基础,其地理属性让位于文化属性,常泛称各类不同的地方。“江北”也取代了“淮南”在原“江准”概念中的位置。“江准”概念及范围演变是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与区域经济发展及经济中心的东迁南移相始终,更不能忽略历史渊源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提示我们应该注意“江准”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范围指向,而不能一概认为“江准”即是“江淮之间”。

显学的背后:沈垚西北史地学述论

本文通过对沈西北史地研究经历的回溯 ,从一个侧面考察了清代学术史上被后人称为显学的道光年间西北史地研究学术活动的进行过程。认为因中国传统学术特点影响、受中国社会条件所限 ,当时的西北史地研究者缺乏实地考察手段与科学实测技术的支持 ,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走向文献考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