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

“经义”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它萌芽于汉唐,形成于北宋。经义与选举制度的变革和学术风习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在北宋熙宁贡举改革中,王安石利用经义作为统一士大夫思想的工具,对北宋后期的学风和士风产生了诸多影响。在古代文体史上,宋代经义文是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它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在题型、结构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八股文的一些特征。考察宋代以前经义与选举制度的结合情况、经义在北宋科举改革中演变和成形、传世宋代经义文体的形态和以经义试进士对北宋后期学风、士风的影响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大体明了经义的流变轨迹,以及它与选举制度和学术发展的关系。

明代八股文文体述论

八股文兴盛于明代,这是科举考试文体不断演变的客观结果。在明代,官方和社会认可的八股文是典雅纯正,而非怪诞浮华。作为考试文体,因应试者的学识参差不齐,故在考场上所写的八股文有优有劣。也正因为如此,才能进行人才选拔。只有对八股文多一些宽容和理性,才能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论白居易《百道判》的思想价值

“判”是唐代科考中的一种特殊文体,凡欲入仕为官或继续为官者,必然要与“判”发生关系。《百道判》虽是白居易参加“书判拔萃”试前的虚拟性习笔,但其中所反映、思考的问题,诸如家庭婚姻、科举教育、丧葬礼仪、为政之道、军界生活、品行操守、触律犯禁等,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较大的学术价值,且是透视白氏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

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

嘉靖前期,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提出"文宗欧曾"的理论主张,形成了盛行一时的唐宋派。根据茅、唐等人的相关理论,唐宋派对前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反驳,主要是从指导八股文写作的角度立论的。唐宋派"文宗欧曾"主张的提出,目的是矫正明代中期的科举文风。

唐代举子行卷文体考论

唐代进士科最初仅试策文,高宗显庆后至玄宗开元时,进士科杂文试诗、赋体与箴、铭、论、表、颂、赞诸体兼用,在文、实两方面掌握的较为平衡。此后或偏文而单用诗、赋体,或偏实而单用箴、铭、论、表、颂、赞诸体,因而招致不少微词。唐代进士科杂文试的文体规定和应试难度,必然使举子注重从小苦练与应试有关的文体,并用得意之作先期行卷,为进士及第创造条件。唐代举子用于行卷的文体,大致与进士科杂文试的文体相似或相近,因为这样易于得到显人名公和主试官的认同,最终进士及第。尽管尚难绝对排除唐代举子用小说行卷现象的存在,但在当时被视为"驳杂无实"的小说体,有悖进士科杂文试的主流文体,一般举子并不用小说体行卷,更不可能由此而致唐人小说的兴盛。

论明末科举文风的文学效应

明代末年以研讨八股文兼及诗文创作的文社大量兴起,明末文学家大多经过文社的培养而享誉文坛,社团文人成为文坛的主要文人群体。作为备科举考试的社团文人,在社团内接受科举考试训练和八股文创作的学习,同时又从事诗文创作。社团文人的科举思维对他们的诗文创作具有深刻影响,形成明末文坛以六经为根柢的儒者古文。社团文人创作往往借鉴时文法入古文,或者借鉴古文法入时文,使明末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具有不同以往的鲜明特色。

日藏孤本《群芳一览》与万历丙午丁未考试录

日藏孤本《群芳一览》是万历三十四年乡试录、三十五年会试录的选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反映出万历朝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護的文风士习和朝廷通过科举以扭转风气的文教思想。所选试题反映出考官和考生对万历朝的朝政、官风、士习、民生诸多严峻问题的焦虑与谋划。所选论、表、策各科举文体呈现出因时代剧变而形成的新的变异。

科举文体文化与文学发展

科举文体的发展,对文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汉人的写赋的热情、唐人的交往和心理描写、宋人的“以文入诗”中,都可以看到科举文体文化影响的作用。

清代科举生态与五经文的文学化

清代乡、会试虽然首重四书文,但在经学兴盛的背景下,清廷一直试图提升五经文的地位,五经文从首场调整至第二场以及"五经中式"的取消并非五经文地位下降的信号。在实践中,五经文的地位表现为考官可以从后场取人,而制度设计为从后场取人提供了合法性,"补荐"和"拔遗"则为从后场取人提供了程序保障。当后场的经、策也可能成为被取中的因素时,士子们便会于此用力,尤其在五经文中展开竞逐,标新领异,甚至以骈体或韵语写作,从而增加文章的辨识度,五经文因此得以摆脱制义清真雅正标准的约束,表现出"浓淡正奇,不名一格"的多样性。而考官的文人化趣味则使五经文的衡文标准与严格规范下的四书文判然有别。科举的制度设计和程序运作中含有调动文学竞逐、表达文人趣味的契机,五经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其文学特质。

《明实录》崇祯朝科举书写探析

《明实录》既包括明代实录,又包括四种崇祯实录。四种崇祯实录记载了朱由检在位期间的历史,科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明代实录相比,四种崇祯实录的科举书写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如不再试图建构崇祯皇帝科举运行的主角形象、科举不再是人物传记书写的重要素材、某些科举个案却成为书写的焦点。崇祯朝科举史的书写,彰显的不再是明朝皇帝的英明伟大、科举的荣耀图景,也没有再渲染明帝国“天朝”的气象。相反,其反映的是明亡清兴的时代主题、天命属清的意识形态、国亡史存的史家情怀。这些书写方式的变化主要是明清王朝更替、江山易姓后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政治环境使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四种崇祯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再次诠释了这一命题。

晚清教育转型与府州县学的变迁

府州县学是清王朝教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化、礼仪、科举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但其本应着重承担的教育职能却已相当的弱化。在清代,府州县学实际上并不承担对于民众的教育责任,清政府亦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教育基本上是民间的自为行为。近代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逐步建立,府州县学愈发在教育上处于尴尬的地位;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其所承担的科举职能亦告结束,这就使得府州县学成为了仅仅在岁时举行祭祀和行礼的冷衙。在清末教育变革的过程中,由于清政府未能对这一传统的官办教育机构进行改造和利用,导致府州县学沿着既有之发展轨迹走向了终点,遂成为了历史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