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张力:元代节妇传现象探析

元代的传记创作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性,不仅传统形式的传记有许多新变,而且有新体创制。节妇传的大量出现就是显著体现。较于前代,元代的节妇传数量大增,且特征鲜明,具有趋向精细的结构、移风易俗的功能、亦文亦史的属性及思想观念的承载工具等特征。元代文人大量撰作节妇传既是对前代节妇传传统的继承,更是时代需求的体现。在对节妇坚贞品性的书写和赞颂中,寄寓着对士人节操品格与忠君观念的呼唤和鼓励。在某种意义上,元代节妇传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传记的工具化转向。

左棻赞体文的女性书写

左棻作为西晋时期的女性作家,她的赞体文以历史上贤明女性为书写对象,称美她们的嘉言善行,褒奖她们的懿德。语言质朴清雅、文风典正平和是左棻赞体文主要的艺术特色。究其成因,既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熏染,也有作者人生经历的影响,更离不开其性格、心灵的主导。左棻的赞体文具有独特的女性魅力,对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史具深远的意义。

“亡秦必楚”叙事与《史记》公羊学表达

反秦战争经过陈涉、项羽与刘邦三人的努力,最终在“怀王之约”的推动下胜利,此战争的胜利也验证了“亡秦必楚”预言的“真实性”。汉兴之后,在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公羊学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想。在董氏影响下,司马迁对“亡秦必楚”(“陈涉反秦”“刘项灭秦”等相关历史)的叙述,并非仅从史学角度考虑,而是在尽量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将公羊学“荣复仇”义理与“慎始审微”义理统摄于“大一统”义理之下,为西汉经学所建构的“汉得天统”这一政治哲学服务,至于《史记》体例则是这一经学内涵在其结构上的表现。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明清拟话本小说文人作者的“夹处”心态及其影响

自明末至清中叶,文人拟话本盛行一时,作者辈出。以群体的视角考察这些文人小说家,可以发现他们在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日常生活体验等层面都面临着“夹处”的心态困境。这一困境又导致其自我认知的游移和不断进行的自我解释,从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否定、主观与夸张的写作风格,背后则反映了文人小说家精神世界实际所处的焦虑。对其的相关辨析,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理解文人作者对推动明清拟话本小说演变的意义。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社会角色。唐前士人的社会角色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唐代士人社会角色的变迁是与唐代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的。儒士、文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唐代文人的基本面貌。从社会身分的角度看,活跃在唐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几种社会角色,基本上可说是郎官、翰林学士、谏官、幕僚、州官等等。这几类人中,除了翰林学士是新产生的一种社会角色外,其他几类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官僚体制格局中略作调整;但郎官、幕僚和州郡官之流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尤为活跃,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科举和入幕,特别是科举,成为士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转换社会角色的两大基本途径。大多数士人都走过这条坎坷不平之路。而科举和入幕的共存,集中体现了唐代士人社会角色变迁的时代特征。

宋文文体演变论略

宋代古文形成了以"易奇古为平易,融排偶于单行"为基本特色的新体式,古文体裁也有新发展,表现为部分传统文体的扩张、多种新兴文体的开发和"破体为文"的盛行。宋代骈文在"变体为文"中创立了不同于"唐体"的"宋四六"新体式,骈文体裁发展呈现出庙堂之制专业化、文人交际使用普遍化和民间应用扩大化的特点。骈散体式并存互补,渗透融合,骈散体裁达于完备,渐趋分疆,最终使宋文文体演变达到相对平衡,并使古代散文文体格局基本定型。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开清初散文风气之先的王猷定

在清初散文发展的流程中,转变明末文风、开清初散文风气的人物,王猷定当是较有成就的作家中最早的一个。他的散文,独抒己意,学古而不泥古,感情强烈,气势磅礴,描写细致,关注现实,具有开拓性和明显的历史特征。

从轶事到小说——论“麻疯女”故事的起源与发展

清代文言小说中 ,“麻疯女”故事以不同的形态被多次记载或敷衍 ,从乾隆间的《秋灯丛话》到光绪初的《夜雨秋灯录》。这个故事的要素有三 :奇特的风俗“过癞”,贞洁的女主人公 ,还有蛇酒对癞病神奇的疗效。本来作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对象 ,最核心的应该是“过癞”,但随着故事的发展 ,“过癞”渐渐退为叙事语境 ,而贞洁的女主人公则成为故事的真正主角 ,在这种转变中 ,轶事性的故事也就上升为文学性的小说。

论唐代厅壁记的文献价值

唐代厅壁记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曾经在唐代盛极一时,它保留了大量唐代政治、历史、官制、地理、经济方面的珍贵文献。然而学术界对于唐代厅壁记的研究处于相对冷落的状态,对其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实用功能及其文学因素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唐代厅壁记的文献价值不仅在于对唐代作家、作品的补遗,其中有关职官制度与历史事件的记载,可补史书之阙,亦有以文证史的作用。

明代八股文文体述论

八股文兴盛于明代,这是科举考试文体不断演变的客观结果。在明代,官方和社会认可的八股文是典雅纯正,而非怪诞浮华。作为考试文体,因应试者的学识参差不齐,故在考场上所写的八股文有优有劣。也正因为如此,才能进行人才选拔。只有对八股文多一些宽容和理性,才能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述国事变迁 观人生沉浮——颜之推《观我生赋》初探

颜之推的《观我生赋》是一篇叙事性作品 ,其创作时间应在北周武帝建德六年 (577)至静帝大象二年(580 )之间。此赋独特之处在于反思历史与观照人生 ,在于作者对故国、对命运的理性思索。而这种重叙事、重理性的特点与北朝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唐代举子行卷文体考论

唐代进士科最初仅试策文,高宗显庆后至玄宗开元时,进士科杂文试诗、赋体与箴、铭、论、表、颂、赞诸体兼用,在文、实两方面掌握的较为平衡。此后或偏文而单用诗、赋体,或偏实而单用箴、铭、论、表、颂、赞诸体,因而招致不少微词。唐代进士科杂文试的文体规定和应试难度,必然使举子注重从小苦练与应试有关的文体,并用得意之作先期行卷,为进士及第创造条件。唐代举子用于行卷的文体,大致与进士科杂文试的文体相似或相近,因为这样易于得到显人名公和主试官的认同,最终进士及第。尽管尚难绝对排除唐代举子用小说行卷现象的存在,但在当时被视为"驳杂无实"的小说体,有悖进士科杂文试的主流文体,一般举子并不用小说体行卷,更不可能由此而致唐人小说的兴盛。

宋代骈文“应用观”的成型与演进

以骈文为“应用”的观念,在宋人的视野中得到了凸显,成为宋人对骈文的基本定位。伴随着“应用观”的成型,“应用”文章与其他文章的分野变得鲜明,“应用”多用骈体,而其他文章多用散体,由此形成骈散分途的格局。对于“应用”的骈文,宋人存在着“有用”和“无用”这样两极分化的评价,构筑了宋代骈文多维度的价值体系。“应用”是宋人对骈文的重要定位,也是宋代骈文研究的一个关键词。以“应用观”为基础,才能有效实现宋代骈文的深入探究。

论梁山的忠义与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二)

所谓"忠",按照荀子的界定,只有"逆命而利君"即能够不尊从君的错误意见,却有利于君的根本利益才是忠的,而不是"唯君命是从"。所谓"义",是根据其同音字"仪"与"宜"来定义的。"仪"(礼)是其根本。"宜"则是其行为表现的是否得当的评价。因此,"义"一方面是要求个人严格按"礼"的规定来行事,另一方面则是对一切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水浒传》中对义的概念的使用,就是严格按照这一定义。宋江接受招安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矛盾,儒家的"王道梦"在宋江身上半途而废,作者改变不了历史,但作者体察到了"王道梦"实现的艰难。《水浒传》运用春秋笔法批评宋徽宗因无道、失道造成天下大乱,因谋杀忠义而最终亡国,其意义乃在于借此向他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一个比北宋更为黑暗的,更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更加严酷的重用奸佞,诛杀忠义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论侯方域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侯方域是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文章集有《壮悔堂文集》。侯方域的文章激情恣肆，想象丰富，是“才人之文”，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小说为古文辞”，反映了明清之际融传奇笔法于古文写作的风气。虽被正统看法所批评，却正是其创造力的表现。另外侯方域在矫正七子流弊和倡导唐、宋古文，在文风改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清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