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宋诗选注》注释体例探析

本文在对《宋诗选注》的注释材料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钱钟书先生有关诗歌注释的相关论述，分别从明出处、校对、注音、注义、注典、注史事、串讲语意、注诗艺等八个方面总结了《宋诗选注》的注诗体例，意在探寻钱先生的诗学主张和审美兴味。

建国以来国内出版的近代经济史教材研究

1949年至今,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出版出现过两次高峰。在编写体例、中心线索以及断限与分期等方面都有重大变化。研究表明,尽管这三个问题经过学界长期探讨,却仍然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和必要性。

论《三国志》的谋篇布局

陈寿用纪传体写分裂时期的历史 ,并且把三国统为一书 ,这在体例和编纂方法上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在谋篇布局上 ,陈寿视野开阔 ,不仅着眼于魏、蜀、吴三国 ,而且看到了三国之外的天下全貌 ;不仅关注三国鼎足而立的格局 ,而且纵向考察了由汉末群雄纷争到三国分立再到西晋统一的历史发展大势。因此 ,在结构安排和内容记述上 ,《三国志》分中有合 ,合中有分 ,主次分明 ,纵横结合 ,从而较好地反映了该时期的历史面貌和特点。

教育学教材体例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学习”的视角

教育学作为师范院校的一门公共课程,开设历史悠久,对提升师范生的教育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学科的学理逻辑角度看,这门课程的教材所反映的学理却存在主题构成相似、目次顺序各异,篇章数量悬殊、主题时分时合,概念表述各异、界定时有时无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找准“学习”这个逻辑起点。上述问题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由此,需要在确立将学习作为逻辑起点的前提下,从逻辑起点出发去推衍、生成教育学教材的基本要素、范畴及其逻辑关系,从而建构出具有学理逻辑支撑的教育学范式。同时,从逻辑起点出发的探索,还可以回答教育学的学科地位、专业人才培养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水书译注体例研究

水书是水族的文化典籍。2005年12月,国务院批准将水书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水书内容博大精深,目前出版的水书译注,一般读者不易看懂;水书译注应当更加大众化,以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水书学术研究和传承普及发展。因此,水书译注的体例,是一个应当引起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修玉篇》编纂体例探究

金代的大型字书在我国古代字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作用,然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相对薄弱。《新修玉篇》的发现和影印发行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材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新修玉篇》收字来源广泛,除照收《类玉篇海》所收之字外,又增收了《广集韵》、《省韵》、《切韵》、《广韵》等韵书所收之字,其广泛搜集诸家篇韵,增加了大量的又音和训释。从收字、注音、释义、引证等方面对其编纂体例进行阐释和分析,为研究金代大型字书的编纂情况提供依据。

论朱熹的散传

朱熹是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对于他思想及作品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尚无人涉足散传的专题研究。本文立足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总结了朱熹散传创作在篇幅、人物和选材上的特色,并试图揭示出其创作中出现的写作体例变化和思想强化的原因。

韩国朝鲜时期《玉篇》类字典及其特点

韩国自16世纪开始使用《玉篇》为字典命名。朝鲜时期的《玉篇》类字典不仅形式多样,而且数目众多。它历经从韵书附体到独立成书、最终走向成熟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体现出在字典编排、收字、形音义注释等方面的鲜明特点。韩国学者编撰本土《玉篇》类字典,既是一个吸收中国文化精华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在韩国长期传播的结果。

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

鼎革新风,斗转星移。民国进入新旧社会更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为方志的解放和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从而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民国方志学理论。本文在系统阐述民国方志学理论发展过程的同时,对其中重要的创新之处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试图得到国内史学界对民国方志学理论的关注,并起到抛砖引玉之功用。

明清《实录》比较研究

明清两朝《实录》都通过传统的实录体来记载本朝皇帝的历史,并贯彻了大致相同的史学主题,即政治鉴戒、显亲尽孝、张扬忠义、劝励风俗等。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在文化上有极大的传承性和相同性,都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明清实录修纂因主导者的民族身份不同,导致二者形成同中之异。明代实灵全为汉文本,而清廷在继承中原体制的同时,刻意保持其民族性和文化特色,在修汉文本实录时,还修纂了满文本乃至蒙古文本;在直书和曲笔的应用上,两朝实录都对非敏感的历史进行了直书,对敏感的历史进行了曲笔,《明实录》的曲笔多属于对皇帝行为的政治性讳饰,而《清实录》多侧重于对清廷早期民族身份和文明状态的讳饰。为了掩饰民族身份的文化落差,清廷信奉"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通达的华夷观,从而走上了"汉化"之路,大力推行"右文"政策,设实录馆专修实录,以与明代只设史馆而修众史相区别。

关于魏澹《魏书》义例之批评思想的批评

隋朝人魏澹撰《魏书》以西魏为正统,与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以东魏为正统相对待。魏澹《魏书》久已佚亡,其有关"义例"及有关史书"立论"的认识保存在《隋书·魏澹传》,得以流传至今。魏澹《魏书》"义例",意在批评魏收《魏书》;而关于史书"立论",则侧重批评司马迁。前者可谓得失两存,而后者则所论不当,理应有所辨析与批评。

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体例的开创之功

中国诗与画的融合在唐代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唐代题画诗集中反映出了这种进步。它开创和奠定了题画诗的基本体例,使题画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品类得以成立。唐代题画诗的开创之功主要表现在:它拓宽了题画诗的诗体范围,各体齐备,改变了前代仅局限于以四言和五言诗的画赞、咏画诗题咏的局面,尤其是以律诗评画,对诗与画的结合有重要的意义;在题画方式方面,出现了自画自题和画上题诗的题画方式,并基本完成了评画赏画手法上的探索;从题画诗人来看,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和刘商为后人树立了三种不同意义的典范。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本身的发展和中国文人画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集部之学”与中古别集体例研究的拓展

"集部之学"是钱基博对集部研究法度的概括,其内在理路尤为重视对别集体例的把握。历来学人经史著述,多有论例之作;而关于别集体例的思考,大多散落在序跋札记等单篇文字中,只有少数学者,曾将辨体推例作为问题意识生发点并进而做专门考论。当下学界开始关注于中古别集的深度整理问题,凸显出体例研究对"集部之学"的方法论价值。审视中古别集体例,抽绎别集文本演进规律,是古典文学在作家、作品之外的第三条研究路径,不仅重新赋予传统体例之学以新的阐释空间,还可以更新基于文本规律的问题意识、寻求辨章学术流变的新视角。体例研究方法在"集部之学"中的展开,是对当下中古写本学、中古文本研究范式的呼应,可以寻得写卷本文集原貌追溯的新路径,为当下别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提供参鉴。

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郭璞《尔雅注》之我见

在中国小学史中，训诂之学首推《尔雅》。邢昺说，为《尔雅》作注者"惟 郭景纯用心几二十年，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 称首。"《尔雅注》的体例是：一、引证群书；二、以今释古；三、以当时的 口语方言训释古语；四、以今地证古地；五、指明虚辞；六、注明历史典 故；七、指明通言常语；八、相反而兼通；九、释其功用；十、展转相训；十一、绘形释义；十二、未详未闻则阙。

水书译注体例研究

水书是水族的文化典籍。2005年12月,国务院批准将水书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水书内容博大精深,目前出版的水书译注,一般读者不易看懂;水书译注应当更加大众化,以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水书学术研究和传承普及发展。因此,水书译注的体例,是一个应当引起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时期古代文论教材的编写与出版

新时期古代文论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首先,古代文论教材编写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种比较僵化的思想走向文化诗学的思想;其次,古代文论教材的体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单一的一种"史"的模式分化为或侧重"史"、或侧重"论"、或侧重"料"即古代文论原典的三种模式,并且,三种模式都有一种再走向综合的趋向;第三,古代文论教材的针对性日益增强,并走向人性化。

第一部音序检字法字书——论《龙龛手镜》的编排体例

历来对《龙龛手镜》的编排体例褒贬不一。它是第一部音序检字法字书 ,偏旁归部按敦煌写本而定 ,正俗说体依当时的实际用法为标准。

古汉语虚词研究的奠基之作——《词诠》平议

现代语法名著《词诠》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系统语法体系的虚词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书擘划了汉语虚词研究的崭新天地,对后来汉语虚词的研究和辞书编纂影响至巨。本文对其在词语收列与诠释等方面的特色与得失作了全面的分析,以期时当今的语文性词典,尤其是汉语虚词词典的编纂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

何为“《春秋》之诗”——杜诗史法变古的文化成因与美学意义

杜诗以《春秋》史笔革新古调,变"风人之诗"为"《春秋》之诗",这一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转折在后世褒贬不一。本文重在分析杜诗史法变古的文化成因与美学意义。杜甫仰慕先祖文德,试图通过文馆制度进入盛唐学术中枢,他所创造的诗歌美学典范得益于盛唐经史文化氛围的熏习及其传承《左传》杜氏家学而来的个人学养。其诗歌创作深具凡例褒贬的法度,刚性的诗学气质之下暗藏着合乎比兴传统的柔软本质,故呈现出霸气与温厚兼备的独特美感,从而开创出中国诗史的崭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