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学视角下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辨析

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认定为单一的故意或者过失的观点,会造成该罪的处罚间隙问题,也不符合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污染环境罪为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故意和过失污染环境的行为均可构成污染环境罪。刑法之所以将污染环境罪设立为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是为了解决该罪的主观要件的证明困难问题。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既降低了证明标准,也降低了法定刑,防止了轻罪重判,因此并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创制性商业道德标准的重塑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创制性商业道德,“去道德化”的观念与实体法的体系相违背,其主张的纯粹利益衡量范式造成司法实践的“二律背反”困境。对此,应当重塑创制性商业道德的标准。道德包含强调主观动机的义务论和强调客观结果的后果论,与之对应的创制性商业道德包括经营者主观过错和竞争行为对核心利益的损害两方面内涵。经营者主观过错的核心标准是行为的特定针对性,合同关系和同业竞争关系可作为参考;对核心利益的损害包括对消费者自由选择能力与其他经营者业绩竞争能力的损害。当下,我国的司法实践零散体现出创制性商业道德的部分考察要素,但尚未形成系统性判断思维。

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规则的内在价值与独立构成

对虚伪表示人予以制裁的思想和外观主义的信赖保护观念,构成了通谋虚伪表示无效情形下善意第三人保护的两种内在价值基础。越重视制裁思想,对外观主义的信赖保护观念的接受程度越低,则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规则相较于外观主义的诸多信赖保护制度而言就越具有独立意义。结合我国民法传统和外观主义制度体系可以发现,一方面,制裁思想在通谋虚伪相关制度构建上影响巨大;另一方面,外观主义的制度体系仍显示出谨慎保守的趋向。这就使得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规则在我国法上具有鲜明的独立价值,其与善意取得、登记对抗、商事登记等制度在善意认定、受保护者范围的构成理解方面存在重要差别,也与非基于外观主义的登记对抗制度有显著差异。

《海上交通安全法》框架下主观过错归责原则——以一起肇事逃逸案为例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了“过错推定”归责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相关法律责任中对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管理人等管理主体,以及船长或责任船员等责任主体进行处罚。以一起肇事逃逸案为例,通过分析“主观过错”的归责原则和含义,对多个违法行为主体的主观过错进行探讨,进一步明确船舶违法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并给出对策建议,以提升海事行政执法的规范性和统一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刑事责任的认定——以ChatGPT为例

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给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蕴含着潜在的刑事风险。对涉及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的不法与责任进行判断,有助于明确刑法介入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边界。涉及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行为不法的确定,核心在于研发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客观归责理论中是否创造并实现法不允许的危险,可以作为判断法益侵害结果是否属于研发者“作品”的标准。而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责任问题的解决,则主要涉及研发者主观罪过的判定。当法益侵害结果出现时,研发者以引发社会秩序紊乱为初衷,将反社会语言程序注入ChatGPT中,应认定其具有直接故意。如若研发者以促进科技进步为初衷,未将反社会语言程序注入ChatGPT中,研发者主观罪过是否为过失取决于其是否履行了相应的注意义务。

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制度适用探究

自《民法典》施行以来,各地法院在处理体育活动参与者致人损害案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甘风险制度适用问题。从文义上分析,其构成要件包括文体活动、风险、参与人自愿、行为人非故意或重大过失。由于该制度法条简洁,不同学者对其构成要件理解不一,法官在实务操作中缺少判断标准、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导致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频频出现。针对其构成要件“自愿参加存在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进行研究,认定该要件应当以参与人“应知”固有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兼顾自甘风险人的个体差异,结合参与人的认知能力、职业化程度以及体育活动对抗性强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行政处罚减免制度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处罚是苦涩的,那么由《行政处罚法》第30-33条所构建的行政处罚减免制度则折射出人性的温暖和关怀。这种温暖和关怀蕴含在支撑处罚减免制度的法律父爱主义、后果判断理论、责任能力理论和主观过错归责理论等法理之中。比如,关于特殊个体行政违法的减免之规定,闪烁着法律父爱主义的关怀;关于“无后果不处罚”和“首违不罚”之规定,反映着后果主义判断理论在行政处罚法中的运用;以责任能力为“量罚”要件之规定,贯彻了法律责任能力理论;“主观过错”条款,则在行政处罚中嵌入了主观过错归责理论。

论《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的理解与适用

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应当作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责任阻却事由,并且应当区分行政相对人的故意与过失状态。故意的主观状态因其更具非难性,应当比过失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第33条第2款之规定所确立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法律上的推定而非事实上的推定,即举证责任的倒置而并非采证中证据规则的运用。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既不能直接适用刑事诉讼的标准,也不能简单遵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基于行政处罚的种类多样性,应当建立一元化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以应对复杂的行政执法状况。

金融监管处罚中主观过错要件之研究

我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首度全面修订的重大成果之一,是确立了行政处罚的过错归责原则。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过错要件,对于金融监管处罚的立法设计和执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依照公法上的责任主义原理,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其应受法律非难的不端心态,也是其应受行政处罚的独立要件。我国实定法中的过错条款,既采用过错推定模式,又容许例外归责事由。基于行政法治原理、金融市场规律、监管成本负荷等角度考量,金融监管处罚应以过错推定责任为基本原则,以其他归责事由为必要补充。在金融监管执法中正确适用过错条款,需注意下列问题:一是要遵循“归责-定性-量罚”的过错考察路径;二是要运用注意义务分析法、行业惯例比照法、成本收益测算法等过错判断方法;三是在金融违法双罚制下,应对金融机构及其自然人成员的过错状况和行政责任进行相对独立的认定。

海事行政处罚中“主观过错”条款的理解和适用

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的新修订《行政处罚法》中新增“主观过错”条款,但是在海事行政处罚中对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该原则并没有可以参考的统一标准。通过类比刑法、民法相关规定和原则,从法理层面去解构分析“主观过错”条款,继而分析讨论实务中海事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自由裁量、归责原则、责任能力、举证责任、证据管理等关键问题,提出海事行政处罚中正确适用该条款的注意事项。

“主观过错”条款在海事行政处罚中的适用

新《行政处罚法》将主观过错纳入行政处罚考虑因素,确保行政处罚案件更加公平公正,对推动行政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如何理解和适用“主观过错”条款没有统一的标准,海事执法人员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如何对当事人的主观状态进行分析判断,是海事行政执法中的难点。以一起船舶燃油硫含量超标案件为例,从过错范围、举证责任、举证标准、适用程序等四个方面讨论“主观过错”条款在海事行政处罚中的适用问题并提出参考性建议。

论主观过错条款在海事行政处罚中的理解和适用

为明确《行政处罚法》新增第33条第2款“主观过错条款”在海事行政处罚工作中的理解和适用问题,在对主观过错的概念和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海上交通安全法》及其配套规定中的常见海事行政处罚案由,对“主观过错条款”的程序适用和实体适用相关内容进行阐述,以期为现行海事行政处罚工作实践提供参考。

关于不予行政处罚在消防执法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无责任能力不罚”“轻微不罚”“首违不罚”“主观无过错不罚”四种不予处罚类型共同构成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框架下的不予行政处罚制度,除“无责任能力不罚”外,其他三种不予处罚类型普遍存在语义模糊、判断标准不明确、主观恣意性强等问题,消防机构体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和大量消防技术规范的客观存在,又给不予行政处罚制度在消防执法领域的恰当运用增加了难度。通过文献分析法、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逐一对后三种不予行政处罚情形在消防执法中的适用进行探讨,以期实现新《行政处罚法》的立法本意在消防执法领域的恰当运用。

乘用车转向功能安全主客观测试评价方法

文章依托某款转向系统装配有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的车型,根据ISO26262-10:2018定义的功能安全测试要求,对其转向系统进行危害分析、定义安全目标和导出测试用例,通过故障注入的方法对转向系统的安全机制进行客观有效性和符合性验证;设计了合理有效的主观评价打分标准,驾驶员依据真实驾驶感受对安全机制触发后转向操作的舒适性和可操控性进行评价;实验结果表明,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测试评价方法,可以实现对转向系统功能安全的综合验证和评估。

航天器集成健康管理系统研究

航天器故障诊断技术不仅要求提高航天器安全性和可靠性 ,而且要求削减航天器全寿命周期成本 ,现在的故障诊断系统已从原来单一的分系统 (如电源系统 )的故障诊断专家系统 ,向集系统状态监测、故障诊断和故障修复为一体的航天器集成健康管理 (IVHM)系统发展。本文介绍了航天器集成健康管理系统的基本概念 ,并对我国新型航天器整个集成健康管理系统、在轨健康管理系统、地面健康管理系统以及主要采用的技术作了详细的阐述。文中强调了基于模型推理技术 (特别是多信号建模技术 )在航天器集成健康管理系统中的重要性。文章最后指出了应采用从上至下的方案开发该集成健康管理系统。

医疗责任保险亟待处理的五大关系及解决路径研究

通过提炼医疗责任保险的五大核心要素,即推行方式、风险保障模式、购买主体、理赔要件及纠纷处理,归纳其所包含的五组关系,即强制与自愿;商业保险模式与互助性保障模式、社会保险模式;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政府;过错赔偿与无过错赔偿及医疗责任保险介入与不介入解决纠纷。并且,从含义、利弊及国内外现状等方面深入剖析上述关系。指出我国应强制推行医疗责任保险、构建多元化的风险保障模式、实行多主体共担保费、采用过错赔偿及部分领域无过错赔偿相结合的理赔方式并应积极介入纠纷处理。

基于主观贝叶斯推理的多传感器分布式故障检测融合方法

针对复杂数控加工中心故障预测中各传感器检测信息呈现不确定性的问题,提出基于不确定性推理的多传感器分布式检测融合算法。该算法通过利用主观贝叶斯推理,获取局部检测装置的判决规则,并选取合适的局部判决规则送到融合规则中心,将来自不同传感器的观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最后产生全局判决。以复杂立式加工中心为对象建立测试平台,利用多传感器样本获取方法进行机床不同运行状态及运行环境下的故障样本获取试验。试验表明在含有大量不确定性信息的故障诊断系统中,基于主观贝叶斯推理的分布式检测融合算法具有故障信息识别率高、诊断速度快的优点,其诊断错误率明显低于单个传感器的诊断错误率,且诊断错误率要低于串行分布式检测融算法。

论行政处罚主观过错归责原则——《行政处罚法》(修订二审稿)第31条评析

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二审稿)新增“主观过错归责原则”作为认定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处罚法定及过罚相当原则,体现出我国人权保障、法律授权的明确性以及域外立法趋势。行政处罚的责任形态有故意、过失和推定责任。鉴于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承接性,可参照刑法之故意或过失规定。故意可采用“未必故意、意图、明知”之三分法理论,过失则无须区分认识过识和无认识过失。欠缺对规范效力的理解及违法性错误认识,无法阻却行政违法的构成,主观过错责任原则的阻却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状态下作为。

论税收滞纳金的法律性质、适用情形与核定机制

税收滞纳金是税收征收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税收滞纳金的法律性质应界定为行政执行罚为主兼具损害赔偿。其适用情形不仅应考虑时间维度上的"未按照规定期限",还应结合主观过错、行为性质及义务主体等因素予以区别对待。税收滞纳金的核定应采取分段加收率,起止时间应考虑支付方式的差异,并将税务稽查、刑事侦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设定为除外期间。

结果加重犯之构成要件探析

结果加重犯历来都是刑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难点问题,尤其是结果加重犯相对于普通犯罪行为(即结果加重犯中所称的基本犯)而言,具有较为特殊的构成要件特征,由此使得结果加重犯成为在刑法范畴中情况比较复杂的犯罪形态。因此从分析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入手,揭示出结果加重犯与基本犯构成方面的异同,能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结果加重犯这一特殊的犯罪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