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主体性的守正创新,以“两个结合”为深厚底蕴,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通,将“魂脉”与“根脉”相结合,在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层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正面回应了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困境,聚焦西方现代文明的自反性问题和价值异化倾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论断。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坚持主体性与多样性相融汇、坚持理论与实践相贯通,在实践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哲学意蕴,必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思想伟力,在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

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部署要求,具有确保反腐败格局中职能责任的依法履行、确保反腐败法网密织及流程贯通、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公平公正的时代价值。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亟需从理论上回应“结构平衡说”“监察中心主义说”等学术争议。其一,构建以监察执法为主导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结构形式。应当从反腐败格局中的职责定位来深刻把握腐败治理与社会治理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差异,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逻辑。其二,明确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主体责任。该主体责任是建立在监察机关履行反腐败法定职能基础之上的监察机关与审判、检察、公安及相关执法特定机构和人员所承担的法法衔接职责和义务。其三,完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主要包括监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与审判机关的协调配合机制,如证据审查认定、审判信息通报配合等,以及与检察机关的衔接机制,如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案件移送等,其要旨是通过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配合制约,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证据法学视角下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辨析

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认定为单一的故意或者过失的观点,会造成该罪的处罚间隙问题,也不符合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污染环境罪为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故意和过失污染环境的行为均可构成污染环境罪。刑法之所以将污染环境罪设立为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是为了解决该罪的主观要件的证明困难问题。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既降低了证明标准,也降低了法定刑,防止了轻罪重判,因此并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外销绸缎样本的版本形制及编撰特征考略(1957—1985年)

外销绸缎样本是丝绸设计文化、丝绸贸易的主要传播载体之一,也是研究现代丝绸设计史的重要档案文献。文章以中国丝绸公司1957—1985年编纂发行的系列外销绸缎样本为例,运用现代版本学、档案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从“版本学”的角度对其编撰主体、版本形制、各时期的编撰特征等进行考证和阐述,解决了现代绸缎设计史研究中,面对众多无时间标注单页绸缎样本难以判断具体年代的困惑与问题,为甄别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编撰的单页绸缎样本提供了翔实、准确的文献考证和图文参照。

论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

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具有不同于政府等主体的特殊性。基于经济宪法和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国家主体在经济法中具有独立地位,其经济职能的履行和经济职权的行使,应受经济宪法和经济法的约束,以体现国家理性的要求。此外,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在总体上是“现代国家”“经济国家”,并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中具体体现为预算国家、税收国家、债务国家、规制国家等多种国家形态。研究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应结合国家目的或国家目标、国家任务、国家职能、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等影响因素,分析具体的国家形态,由此有助于审视法律规定背后的法治原理和法治问题,揭示经济法制度中国家主体存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在法治框架下解决国家调制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依循上述研究路径,有助于提炼经济法中的国家理论或国家主体理论,深化经济法学主体理论乃至整体总论的研究,推动经济法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社会保险法》亟待完善的若干重要问题

《社会保险法》的完善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应适时启动修法程序。《社会保险法》的完善涉及若干基础性的重要制度,主要包括:在立法体例方面,生育保险应归并到基本医疗保险一章,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专章规定;在覆盖范围方面,社会保险应有效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改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制度;明确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及职权;确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法人地位;从国家层面统一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确定标准;规定社会保险费征收期限制度;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的先行支付与追偿制度;妥善处理民事侵权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的竞合问题;有效落实因病或非因工致残职工的病残津贴。

3种营养筛查工具在骨与软组织肿瘤患者营养不良风险评估中的临床价值

目的:调查骨与软组织肿瘤患者营养不良风险的发生情况,探索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2002)、通用筛查工具(MUST)、患者主观整体评估简表(PG-SGASF)等3种营养筛查工具在骨与软组织肿瘤患者营养不良风险评估中的临床价值。方法:对山西省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科2023年8月—2024年5月的所有入院成年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患者一般情况(年龄、性别、身高、体重);患者体重在近2周、1个月、2个月、3个月、6个月的变化情况;饮食改变情况以及影响饮食的原因等。整理完成NRS2002、MUST、PG-SGASF得分。结合患者临床资料疾病诊断、治疗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定量资料两组比较采用Mann-Whitney检验,多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H检验,绘制韦恩图、ROC曲线。结果:合格问卷633份,男性327例、女性306例,平均年龄(54.41±14.35)岁。骨与软组织肿瘤患者营养不良风险在14%~22%之间,恶性肿瘤患者营养不良风险发生率更高。3种筛查结果绘制韦恩图显示,NRS2002与MUST一致性更高。以NRS2002为基础绘制ROC曲线(曲线下面积:MUST:0.9287,PG-SGASF:0.596)。结论:骨与软组织肿瘤患者营养不良风险发生率较其他类型肿瘤患者偏低,但恶性度越高营养不良风险越大。NRS2002有一定的漏诊情况,MUST简易且全面,PG-SGASF更适合用于评估。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优化路径探析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优化路径,可以从语境、内容、形式和主体四个维度展开:一是实现宏观语境与微观语境的并重、现实场域和虚拟场域的兼顾;二是实现政治话语学理化、理论话语通俗化、生活话语科学化和网络话语理性化;三是推动话语表达文本化叙事向图像化叙事转换、显性灌输话语向隐性渗透话语转换、工具性媒介向兼顾意义性媒介转换;四是推动教育者由“灌输者”向“沟通者”“传播者”“把关者”转变,受教育者则由被动的“接受者”向自觉的“传播者”转变。

我国运动训练学学科的演进、边界与体系构建

研究对运动训练学学科的演进予以溯源、梳理,对运动训练学学科边界予以廓清,并提出我国运动训练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路径。研究认为:①运动训练学历经对运动训练规律的摸索、知识的凝练与交叉,形成了经验形态知识、原理形态知识和交叠形态知识三大知识形态。②廓清运动训练学学科边界,应调适学科独立性与兼容性的适当张力,并聚焦于三个主要方面:一是,明确研究对象,凸显运动训练学的学科主体性;二是,坚定学科立场,建立“自主—开放”的核心知识系统;三是,开拓全球视野,构成“全球—在地”的知识网络集群。研究提出,我国运动训练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应:①多源立体式扩展知识来源,匡补运动训练学学科内容;②统筹运动训练学学科群,促进多学科知识的有机整合;③兼容自然科学取向和人文—社会科学取向的运动训练学研究。

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针对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和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时代课题,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回应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全新篇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擘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

新时代文化主体性思想的理论创新及其典范性意义

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及其在全世界范围的加速推进,伴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民族和国家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深刻的转型。观念史视野内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实践的多维观照反思表明,现代化必然带来文化价值观问题上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针对“文化全球化”“文化现代化”复杂交融的现实处境,立足“文化主体性”反思、批判与理性自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关系民族文化和现代化根本性、长远性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中国本位”“世界视野”的立场、胸怀和境界,以前瞻性的文化实践方略,坚定地推进以“文化中国”统筹和引领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大业。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人类文明价值观重构的高度,提出的重大文化建设思想,其诸多理念和方略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人类美好精神生活秩序的重建,具有重大的启示性、典范性以及奠基性意义。

“主体性”与左翼文学叙述的审美维度(1930-1937)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政治潜能,不但在于其思想、语言对读者的直接影响,还在于其审美形式本身。左翼知识分子将根本变革现存体制的诉求和对统治阶级的否定,以明白直述或曲笔暗示以及运用语言和形象的方式表现在左翼文学作品中,这些想象和叙述是左翼文学自身的感性、理性和反抗维度,即由审美形式构成的维度。在反帝反封建、反强权反专制的过程中,左翼文学的审美形式强化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认识功能,展现了它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力。左翼文学对现存现实及其经验的超越,打开了现存社会关系中物化和异化劳苦大众的精神枷锁,触动了反抗者的主体性潜能的复苏和再生,并以审美形式为本体开启了新的体验层面。依托审美形式上的正确性,左翼文学有效地反映了劳苦大众在专制体制下被奴化、被损害的状态和渴望自由求解放的政治诉求,这些诉求将激起人们征服苦难和释放主体性潜能的冲动。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文艺民族性的重构——以“民族形式”的讨论为中心

文艺民族形式是文化自信的展现方式,也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形式。延安时期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思想,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引导了“民族形式”讨论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民族形式”讨论所涉及的民族性与阶级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大众化、民族形式与内容等问题,完成了文艺民族性的建构。“民族形式”的讨论对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文艺民族性的重构有着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新时代重构文艺民族性,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构建中国特色文艺学学科体系,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增强文化自信,不断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性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文化给后发国家带来了文化同质化、价值迷失及文化主体弱化等现代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主体性—普适性—虚无性”进行整体性批判的基础上,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现实路径,即强化文化主体性、文化公共性以及坚持“尚和合”的文化伦理观。由此,不仅为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指导,还为解决全球文化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论“第二个结合”视域下的文化自觉

文化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在国家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结合国内和国际的发展要求,提出“第二个结合”思想。“第二个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新时代的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坚守好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同时还要广泛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实现文化范式的现代化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文化自觉代表精神主动,增强了文化自信,在自身建设和世界发展中均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个结合”破解了中西古今之争,开拓了文化创新空间;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创立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文化选择。“第二个结合”内含的文化发展规律性、文化现代性和文化创造性的方法和路径,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地震救援破拆技术训练平台的模块化设计与应用研究

针对我国地震救援破拆技术训练上存在的日常训练不足、功能集成度低等问题,基于模块化设计理念和实战破拆应用技术,设计了一种地震救援破拆技术训练平台。通过现有训练设施、训练模式以及训练内容的痛点分析,确定具有不同功能的破拆技术训练模块,对平台整体和各功能模块进行设计和应用研究。该训练平台有利于地震应急救援人员的破拆技术日常巩固训练和相关技战术研究,并且可以通过队伍需求更换训练模块,有助于加强实战化训练水平和提高地震搜救能力。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体用逻辑

“体”“用”是最能彰显中华民族思辨智慧的范畴之一,对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个结合”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造交织着主要与次要、主观与客观、内因和外因、普遍性与特殊性等哲学辩证法的智慧经纬,科学解答了“体用之辩”。总体而言,“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体用逻辑体现在对三个核心问题的深刻解答。其一,清晰界定了文化生命体内在构成的主客体关系,并在二者的和谐共生中强化了文化主体性;其二,精准把握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内在驱动与外在推动的合力作用,推动文化生命体的自我更新;其三,强调将创造文化生命体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立足人民园地,在人民实践的火热浪潮中推动文化发展、文明创造走实走深。

重审伊里因科夫“观念东西”的辩证法及其激进向度

欧美新辩证法学派以黑格尔的逻辑学方式阐释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一方式颇为流行。实质上,将辩证法和叙述方法关联起来讨论的伊里因科夫要先于新辩证法学派,并且具有新辩证法所缺失的历史维度和主体维度。伊里因科夫的方式具体体现在:首先,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念在对“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理解上,伊里因科夫独创性地提出了“观念东西”。其次,在将观念东西引入商品社会的分析中,从非物质性和具体劳动形式两个特性的展开,伊里因科夫指出了价值形式的观念性是观念东西的典型案例,但是这一分析并未厘清价值形式和观念东西的关系,价值形式只是观念东西的一种单向度理解。最后,观念东西作为思维的活动形式的理解蕴含着主体行动的革命力量,对伊里因科夫批判方法和革命思维的深挖体现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霸权的反抗,但是这一反抗却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

“同课异构”视角下小学语文融合课堂教学策略

融合教育是我国特殊教育的主流,随班就读是我国融合教育的主要安置形式。课堂教学作为实施融合教育的主阵地,其质量关乎随班就读的质量。“普特融合·同课异构”研讨是普特教师针对同一个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构思、教学方法、设计风格等实施教学,在“同课异构”的视角下观察课例,可以有效剖析目前融合课堂没有关注全体、教学方式单一、评价传统等问题,并从教学目标、教学支持、教学评价等方面提出实施策略,为走向更适宜的融合之路作好铺垫。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核心要义、逻辑理路和时代价值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命题,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键“题眼”。在核心要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蕴含了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统一,本质上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旨归;在逻辑理路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遵循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历史逻辑,“根”“魂”为本、多元并包的理论逻辑,锚定方向、担负使命的实践逻辑;在时代价值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伟力,激活了新时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动力,展示了21世纪世界文明的倡导效力,从而推动探索并拓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