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以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为例

与大埔县源发地的广东汉乐相比,珠三角广东汉乐在乐器组合、人员构成、活动特征、社会功能、乐曲选择、音乐风格等方面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与客家族群性格、国家在场等因素紧密关联,这对广东汉乐的传承与发展既是机遇也有挑战,典型地体现了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同时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启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有对立或趋同的生存形态,也有并存或联结的中间形态;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再创造,需要赋予新意涵和新形式,从而为传统文化的承续提供适宜的现代性语境。

边疆自觉、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观

近现代中国由王朝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边疆的自觉,边民的发现、想象和书写,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观念基础。国际地理和国内空间的再认识与复杂化,意味着中国对于外部与内部、世界与自我的认知变化。在国内外多重因素所导致的主动与被动的迁徙与流动中,地理、政治、社会与价值观念得以重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包容不同类型的文化于国家一体的内部,兼顾共同性与特殊性,促成了新中国多民族共同主体的再造。这个主体再造的过程,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特色国家意志体现与文化表达的当代属性。少数民族文学从属于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与格局的建构,成为总体性中华民族审美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了集体主义的美学风格。在经由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后学”思潮的洗礼之后,如今需要重申社会主义早期文化实践的遗产,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妇女乡村振兴主体性作用发挥的主要制约因素透视——基于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农村妇女乡村振兴主体性作用调研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凉山彝族地区农村妇女作为凉山彝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还存在着以下问题:社会流动滞缓,发展意识滞后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发展要求;社会教育促进弱,产业发展能力与乡村产业发展主体性要求不相适应;社会参与不足,政治参与不能满足乡村治理的主体性要求;社会地位制约,家庭及社会建设主体性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必须高度重视,坚持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有机统一;积极应对,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组织,重视法治及社会支持,保证彝族地区农村妇女乡村振兴主体性作用的充分发挥。

民族文化产业的主体集群差异

民族文化产业主体集群差异是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历史性问题,它展示为资源主体集群和市场主体集群之间存在着的从资源到资本,从利益到权力等结构上的巨大差异。这是资本和资源收益的失衡所带来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将民族文化当作没有产权的公共资源。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基础和保证,是民族文化产品要求资源主体及其文化资源参与的内在诉求。

关于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思考

本文针对我国现行民族区域自治立法体制及其存在的问题——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限的范围不统一、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主体的设置不科学、特殊民族立法程序不合理等,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的路径。

基于“多元文化教育三态说”的仫佬族民族文化传承系统的构建

基于"多元文化教育三态说",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探讨仫佬族文化传承的内容和途径,提出应整合学校、家庭、社区的教育资源,建立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互衔接的多元一体的仫佬族民族文化传承系统。

可以找到第三种生活方式吗?——关于中国四种生计类型的自然保护与文化生存

中国有四种主要的生计类型:游猎、游耕、游牧和农业。当上述四种传统生计方式被外力干预而出现不可逆情形的时候,重构一种变化了的新生计生态系统就不得不关注恰当的技术支持和促进文化整合。其中,地方族群的文化主体性地位的保持和尝试、寻找生计方式与文化心理上的转换时空是文化适应的最重要的前提。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国家

全球化是一股巨大、深厚且广泛的力量。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对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格局和区域形势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作为人类群体的民族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不仅生成了新的民族类型,使族类群体趋向于多样化,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导致族际关系的复杂化。全球化过程带来的这些变化,有的已经成为现实并日渐凸显,而有的正处于量变的阶段,目前还只能偶见其端倪。今天,人类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最为有效的治理形式。因此,有必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确立适应形势需要的民族观、国家观和民族政策观,促进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协调发展。

国内近百年来民族和族群研究评述

本研究以综述的形式,对近百年来我国学者和有关政治家的一种“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民族”概念在中国近现代政治风云变幻的背景下的演进与歧变一一梳理。以期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对“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从一种概念的历史演进的分析,提供一种人类学研究中极为强调的“整体观”研究体系,以扭转在近年来的许多研究中出现的对“民族”的片面的、局部的看法。

广西战国汉代墓葬出土铁器的科学研究

铁锸的使用提高了古代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发展。本研究对广西古代墓葬出土的铁器进行了金相实验研究,主要采用金相、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SEM-EDS)等研究方法,对广西战国汉代墓葬出土4件铁器等遗物样品进行了显微组织和成份检测分析。结果表明,武鸣马头镇安等秧战国铁锸为生铁制品;桂平市大塘城汉代长铁剑为炒钢制品,汉代炒钢制品是广西地区的首次发现;桂平市大塘城汉代铁釜为生铁制品,短铁剑为块炼铁制品。武鸣战国铁锸标志着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至迟于战国时期传播到广西南部地区。

中西文语境的“族群”与“民族”

讨论“族群”、“民族”等术语在中英语境中使用的规定性问题。有关术语的使用 ,在不同的场合规定性有所不同。所以 ,对它们的理解和对译不仅应考虑到术语发展的历史和学术脉络 ,而且还应看到是谁在使用和操作它们。因为 ,在学术场合和在公众话语里 ,它们的规定性差别很大。虽然许多人类族体认同的核心内容都是某种“原生”的叙述 ,它只能说明人类需要某些精神上的东西来加强群体内聚力 ,而与族体的恒久性毫无关系。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论统一多民族的法理内涵

统一多民族是宪法的庄严宣示和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法治特征。具体来说,统一多民族以多民族为物质载体,以统一为固有特征,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散发民族特色思维,保持多民族的共存、共生和共进状态,促进多民族的多维发展,提供多民族的统一基础,追求多民族的整体国家价值。其中,基础内涵提供前提要素,主体内涵确立基本资质,国家内涵保障基本定位,哲学内涵提供科学支持,功能内涵发挥特色效用,法治内涵体现价值追求。

论想象视角下族群意识的生产

安德森认为,时间认知的转变、认知手段的产生与社会条件的具备是族群作为一种想象共同体得以产生的基本条件。在分析这些条件的基础上,从族群意识得以想象成为可能的认知手段和国家生产两方面入手,论述族群意识的生产过程,从而对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族群意识变化作出一种解释上的努力。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

游牧和农耕是东亚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由此而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而这两大族群之间的互动是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够对这两大族群的互动给予科学的解释,将其纳入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似乎更客观。

狼兵的“消失”——大藤峡地区武靖州被裁撤后“狼”的身份变化

学界对于狼兵制度如何被废除及狼兵的去向等问题未见有专文进行过讨论,本文以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乱”平息后大藤峡地区的武靖土州改为武靖镇为切入点,考察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演变中“狼兵”如何改变身份,最终淡出文献的记载而“消失”的历史过程。

封而不闭的民族国家——兼论跨国民族研究两大范式

民族国家并不是密不透风的城池,而是一个封而不闭的有限有序开放的社会;民族国家也不是孑孓独立的社会,而是彼此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连通社会。民族国家的领土虽然是圈定的不可移动的,但民族国家的社会及其文化是流动的。当下世界所划分的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其实都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参照核心而相对区分的。民族国家建构最初从区隔领土的实践出发,最后却深陷跨国社会连接的网络,使得国与国之间不是越来越封闭隔离,而是越来越连接紧密。全球化使得这种连接彰显着世界原本就是一个连续社会的本质,民族国家眼下的彼此分割只是为未来连续世界的整体性连接铺平道路而已。

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

在阿拉伯世界,族群、国家、民族、宗教多元认同的存在决定了阿拉伯国家的国家认同深受多元认同的困扰。本文主要探讨了种族、语言、宗教、教派等族群认同对阿拉伯国家认同的挑战,分析了阿拉伯国家族群冲突的四种主要形态: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族裔群体的冲突;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冲突。阿拉伯国家的族群冲突反映了阿拉伯民族国家建构存在的问题和遭遇的挫折。

“微交往”与“微自治”: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延展及其效应

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社会的应用与普及催生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升级,也扩展着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案例分析表明,党群微信群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中公共交往空间和公共治理空间的现实映射,而互联网的互动、便捷、透明特性又拓展着这双重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社区,为村民互动、互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乡村公共性在“微交往”中再次聚合;另一方面,以“微管理、微监督、微决策、微服务”为主要表征的乡村“微自治”又强化着村民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主体性作用。与此同时,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也映射在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空间之中,使得该空间兼具“国家在场”与“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强化着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复杂性。

通道·边界·生存空间:略论南岭民族走廊的形成与演化

南岭并非天然的"民族走廊"。今日我们所见的南岭民族走廊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而形成,这一进程既包括不同族群的迁徒与互动,也包括南岭作为地理空间的开发史、作为文化象征的意义建构史,南岭作为民族走廊的形成过程也即此三者的演化、整合与变动过程。概言之,本文将透过族群、地理空间与文化象征三者的历史进程来对"南岭民族走廊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作出简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