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之间:朱熹与王阳明哲学的比较

传统学术界将理学分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两个阵营,理学与心学皆秉承了传统儒学的仁学观念。仁即生生不息、大化流行,仁即仁爱,属于道德的行为。作为道德行为的仁内含理,仁的行为依据于理。行为是用,故理在用中。用之体不仅有形体,而且有性体。性体即性。理在人、物身上便为性。理在用中,性在体中。朱熹偏重于从用中寻理,王阳明偏重于以良知即性为本。从体用区别的角度来看,朱熹重用,阳明重体;从体用不二的角度来看,二者所说的内容几乎相同。因此,朱熹哲学与王阳明哲学差别不大。

皎然“明作用”释解

皎然《诗式》之"作用",引发诸多讨论。本文主要从体用的角度再次论证"作用"的意义和价值,指出明体用是明作用的关键,明主体是明作用的核心。但同时,自然概念才最终是作用的本质意义。

朱子太极思想发微

陈荣捷曾与日本学者辩论太极观念对于朱子理论体系是否为不可无,本文呼应、接续了陈文。文章首先分析了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说,提出,朱子运用体用范畴来定位太极与阴阳关系,其说虽承自二程,但又有自己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体用关系有先后之分的强调上。其次,作者考察了朱子太极思想与邵雍、张载的关联,指出《易学启蒙》明显采用了邵雍之说,论文还分析了朱子关于太极是气的一条语录,指出其与张载对《易传》"参两"思想阐释的相似之处,所有这些旨在加深对于朱子太极思想来源复杂性的认识。

贺麟的儒家思想现代性话语

贺麟提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问题。这一问题可以解读为儒家思想的现代性开展的可能性问题。我们从是否可能、为何可能和如何可能三个问题入手考察贺麟的解题思路:从儒家道德的批判、非儒思想的提倡和西方文化的引进三个方面回答了是否可能问题;从文化的体用之辨回答了为何可能问题;从检讨和“化西”两个途径回答了如何可能问题。他不是在儒家思想中找寻个别现代性因素,而是从整体上反思儒家思想现代性开展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话语框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儒家思想现代性开展的现实可能性、解释能力、客观途径等问题。这些问题表征出现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内在困境。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

亭林与二曲学术异同简论

亭林与二曲共同经历了明清更迭的“鼎革”,这决定了他们都把明道救世、经邦济世作为其人生追求。在为实现“明学术、正人心”而奋斗时,亭林对理学中的陆王之学持否定的态度, 对朱学则多有继承;二曲对程朱、陆王之学采取的是双谴双取的态度。亭林坚持知识优先性原则,二曲则坚持了道德和价值优先性立场。然而,后人则把亭林定位为清学的开山和奠基者,把二曲定位为“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这种评价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似乎存在脱离他们的现实关怀评价其学术思想之嫌疑。所不同的是:对亭林的评价是将其思想后置的,而对二曲的评价则是将其思想前移的。

去政治化的文学本体观是否可能——从《文学政治学的创构》说开去

刘峰杰教授在《文学政治学的创构》中以审美与功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建构了一种审美本位的文学政治学,其文学本体观呈去政治化倾向。用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的哲学观看文学性质,将有助于打破文学性质审美与功利的二元对立,消除文学理论界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考方式;同时为文学性质、文学本质等问题提供一种非形而上学方法,让文学理论界看到文学性质和文学本质的多元性。

论“理一分殊”观念与熊十力体用哲学的建构——以《新唯识论》为中心

从《新唯识论》来看,“理一分殊”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观念对熊十力“体用不二”思想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熊氏而言,“体用不二”的实质即是“体一”与“用殊”的不二:一方面,“体一”是“用殊”的来源和根据,“用殊”必统摄于“体一”,并完整地涵具“体一”;另一方面,“用殊”是“体一”的作用和表现,“体一”必显发为“用殊”,并备具于“用殊”。因此,这两者之间相涵互摄、相依互成而圆融不二。熊氏在其功能论与理气论中,通过对“理一分殊”观念的深度诠释与灵活运用,有力地透显出其体用哲学的圆融性与辩证性。

赵永厚运用神志病体用学说分期论治精神分裂症经验

总结赵永厚基于神志病体用学说分期论治精神分裂症的临证经验。根据神志病体用学说,认为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病位在脑,与脏腑、气血密切相关。提出从“脏腑-气血-脑神”角度阐释精神分裂症病机,即脏腑功能失常、气血失调、脑体失养导致神之体用功能失常。临证将精神分裂症分为四期论治,主张治以体用同治法,即发病前驱期用六味地黄汤合四逆散加减以补肾益髓、疏肝理脾;急性发作期痰热互结证用赵氏抑狂汤加减以清热祛痰、醒脑安神,痰热伤阴证用礞石滚痰丸合增液汤加减以清热祛痰、滋阴安神;慢性治疗期用愈癫汤加减以消痰化瘀、行气醒神;康复调理期用神安丸加减以益气养阴、安神定志。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多重维度及其具体展开——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

中国思想体系中的“体用”范畴,具有主体与功能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则与方法的关系等多重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中国传统体用论的主要内涵以及实现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从文化自信的高度理解文化的功能,强调文化自信的前提在于文化主体性确立和巩固,明确提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揭示出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系统阐述了文化建设中的若干根本原则及其具体运用,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导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遵循与方法路径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充分彰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

宋明理学中的宇宙论与形而上学——从沃格林和牟宗三的差异谈起

在沃格林看来,中国思想从未完成对宇宙论的突破,即“神性根基”未在超越与开端两个方向显示自身。与之相反,在牟宗三的哲学史书写中,宇宙本体论恰恰指向了对宇宙的超越。然而,在宋明理学中,作为对紧凑宇宙论的突破,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导向对开端的探问,也没有对超越之创造者的寻求。道之体用所表达的“实在之过程”与以终末论为标志的“居间”有着差异,道并不表明自身为某种作为“端点”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