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涉罪案件负责人诉讼境遇研究

我国刑法对企业犯罪实行“双罚制”,即同时追究涉案企业和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指引下,司法机关关注涉案企业境遇的同时也要关注企业负责人的诉讼境遇。办案机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负责人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既有助于企业合规整改的顺利进行又能够保障企业的经营运转,有效避免刑事追诉对涉案企业造成的“灭顶之灾”。在涉案企业通过合规考察后,检察机关应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负责人做出不起诉决定,为避免个案罪刑适用的不均衡,在不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对企业负责人提起公诉更为适宜。如果负责人在企业合规改造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可以作为法官量刑从宽的裁量事由。

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以刑法不得已原则为视角

刑法不得已原则执基民众立场,载荷常识、常理、常情,依托人权保障,从刑法当为的内容追根溯源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洞彻网络犯罪乃主观罪过支配的内在乾坤,揭示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同宗同源的实质意蕴,统一网络犯罪在秩序与人权、主观与客观、虚拟与现实、实害与风险之间的共识。刑法不得已原则以公众意愿考量他法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相应的法律制度是否会崩溃,探寻区分赋值、刑事和解在网络犯罪之罪与非罪和缓连接中的不得已运用。在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科予上,不得已原则又以公众情感直观测量刑量,并在相应的罪名之间以刑制罪,确保网络犯罪刑罚边界之适正性。

贪污罪的法定刑研究

分析刑法典中贪污罪法定刑设置存在的不足 ,并认为贪污罪法定刑的设置从根本上违反了刑法三大基本原则 ,即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而且贪污罪法定刑的设置还存在其它一些问题 ,如附加刑包括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等设置不当。最后 ,提出与上述问题相应的立法建议 ,如使贪污罪的量刑档次的划分法定化、确定化、均衡化。

以刑制罪法理分析与适用考察

以刑制罪与由罪生刑构成共存而非对立的关系。以刑制罪论具有三个特征:倒三段论、实质正义诉求及政策析入。以刑制罪是方法论,从以刑制罪的运行机理及哲学基础分析,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内在一致性。政策学与教义学的融贯是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以刑制罪则是政策学融入教义学的重要通道,这体现于国内外刑法教义学的发展历程之中。以刑制罪的适用对象需合理界定,可从竞合论不能发挥作用的案件、非竞合犯的疑难案件及量刑情节的具体适用三个纬度探讨。

关于改善部分“罪刑关系”的立法建议

罪刑关系是指罪行与法定刑配置是否均衡的关系。现行刑法共规定了826种罪行(构成类型),分别配置了37种法定刑,其中大多数配置是均衡合理的,但是也有少数配置失衡的情形。例如,(个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贪污罪、受贿罪和绑架罪等罪名“罪刑单位”结构存在问题较多,另有几种法定刑幅度跨越了重罪与轻重的分界限,不利重罪与轻罪的划分,严重影响了刑罚的正确适用。为了提高个罪的立法技术,改善和优化我国刑法中的“罪刑阶梯”,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本文通过对不同罪刑关系的纵横比较研究,提出修订现行刑法部分条款的立法建议,并且较为详细地阐述修订的理由,以便引起同行学者的注意,期盼大家都来研究这些问题,为立法机关将来修订刑法提供理论支持。

刑事案件“坦白从宽”条款适用情况之研究与商榷

"坦白从宽"刑事政策于实践之运用对保障刑事量刑均衡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善和具体刑事案件的复杂多样性,目前在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不统一的情况。从办案统计数据来看,其有总体适用率高、常见罪名适用率低及诉判不一类案较多的特点,我们应纠正有罪推定思想,稳步提高侦缉水平,减轻对口供的倚重轻信。

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刑法保护

近年来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一次次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关注对此类案件犯罪人的判决结果,探究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原因,并思考如何预防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探讨的视角涉及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社会学等方面。从刑法学视角入手,通过分析热点案例,探讨我国现行刑法针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犯罪相关罪名设置的全面性及量刑情节规定的合理性,以期能使刑法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有更全面的保护。

毒品犯罪罪名适用及量刑情节探析

中国刑法规定了十二个毒品犯罪罪名,可将这些罪名分为传统型毒品犯罪、掩饰型毒品犯罪、经营型毒品犯罪、消费型毒品犯罪四大类型。在毒品犯罪量刑情节认定中还存在诸多禁毒刑法适用问题,应针对毒品犯罪的特点,正确适用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以及通行的刑法理论,有侧重性地解决定罪量刑中的突出问题。

法院改变罪名如何运作——兼与提出设置罪名改变通知程序的龙宗智先生讨教

对于法院能否改变罪名的问题学界和实务界争议都很大。龙宗智先生认为因为立法和司法解释已将判决改变罪名的权力明确赋予法院,因而法院改变罪名就不是法院有没有权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具体运作的问题,即是一个程序问题,从而建言应设置一个罪名改变通知程序来进行具体运作并进一步论证了其合理和可行性。该程序具体运作由于庭审结构畸变导致法理上的不合理,条件上的不支撑,实践上的不可行,实效上的难如愿。对协商无效后作出无罪判决更为理性。

认罪认罚案件判决中“一般应当采纳”的适用

“一般应当采纳”的范围应当包括罪名、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并不仅限于罪名和量刑建议。人民法院独立认定案件事实、证据并适用法律,在得出评价结论后会在合理范围内兼顾人民检察院指控内容,法检是主次关系,并非对立冲突。对罪名和量刑建议的采纳是在事实情节认定一致基础上的采纳,如果法检对事实情节认定不一致则无采纳基础,也就不涉及采纳例外和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调处程序。在程序的采纳方面,应将程序适用纳入采纳范围。“一般应当采纳”模式下应实行严格审查,明知性和明智性应与自愿性并列,对具结书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审查是涉及实体和程序的实质审查,应当区分程序瑕疵、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的情形并确立相应的程序性制裁措施。

融入案件辅助句的低频和易混淆罪名预测

由于低频罪名数据量较少和易混淆罪名案情描述相似等原因,导致低频和易混淆罪名预测效果不佳.为了解决此类问题,通过构建案件辅助句,提出一种基于双向互注意力机制的案件辅助句融合方法,实现罪名预测.主要包括以下3部分:首先,基于司法领域知识构建案件辅助句,将案件辅助句作为案情描述和罪名之间的映射知识;然后,基于词级和字符级表征分别提取案情描述与案件辅助句多粒度特征;同时,借助案件辅助句与案情描述双向注意机制,获得具有辅助句倾向性的案情描述表征,并最终实现低频和易混淆罪名的预测.基于中国刑事案件公共数据集的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在F1值最大提升13.2%,准确率最大提升4.5%,低频罪名预测F1值提升4.3%,易混淆罪名预测F1值提升8.2%,所提算法显著地提升了低频和易混淆罪名的预测性能.

风险刑法视野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律规定,集中体现了风险刑法视野下刑罚前置化、预防积极化等主张。由于我国刑法"重罪重刑"的特点较为明显,随着犯罪圈的进一步扩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这一轻罪进行处罚时要格外慎重,避免刑罚权滥用,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所以,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我们要按照罪行法定原则等要求,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等相关概念予以规范,而且要明确关联犯罪的处罚原则,最大限度避免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制冷剂充注量对微型制冷系统性能影响的实验研究

基于高温环境中人体散热需求,本文设计并搭建了一套空调服用蒸气压缩式微型制冷系统,并设计实验定量测试了制冷剂充注量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分析了不同制冷剂充注量下系统水浴平衡温度、蒸发/冷凝压力、压缩机吸/排气温度以及系统热力学完善度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空调服制冷系统充入过少的制冷剂时,如20 g或30 g充注量工况下,系统性能极差,几乎不能达到稳定,而过多的制冷剂充入也会使系统性能下降;制冷剂充注量存在一个最佳值,本系统采用制冷剂为R134a的最佳充注量为60 g,该充注量下系统的性能最好,热力学完善度最高,在制冷量为400 W时系统的热力学完善度达到0.51。

选择性罪名内涵及类型探讨

目前,司法工作者对选择性罪名的内涵未能充分理解,导致适用选择性罪名混乱,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有损司法公信力和威严。依据是否满足选择性罪名的形式与实质特征,选择性罪名分为纯正的选择性罪名和不纯正的选择性罪名。前者实行单罚制,后者实行以并罚制为原则、单罚制为例外的量刑规则。

论刑事诉讼中控辩职能的平衡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审三方分工负责 ,法官居中裁判 ,控辩双方相衡对搞的控辩式庭审方式中 ,如何保持控辩双方职能的平衡 ,以实现司法公正 ,这是规范庭审活动 ,改革庭审方式所应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精准刑抑或幅度刑: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量刑建议问题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根据《刑事诉讼法》及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检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一般应当提精准刑量刑建议。量刑建议精准化不仅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而且符合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要求。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精准化面临从宽幅度不明确、控辩协商不充分等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我国应确立阶梯式从宽量刑标准,加强控辩协商等。

海上跨境走私冻品罪名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国家规定非设关地走私进口未取得国家检验检疫准入证书的冻品,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定罪处罚,但该规定因无法评价走私冻品偷逃税款特别巨大的不法内容,导致出现量刑倒挂现象。为此,有必要引用走私想象竞合犯概念和归责原则对走私冻品行为和禁止属性作进一步解析,明确走私冻品各种类型案件的罪名适用。同时,建议推动立法部门修改平衡不同走私罪名的最高刑,使走私罪特别法条的最高刑档次不低于普通法条,并在修改之前注重想象竞合犯的实践运用,从而稳妥解决以上罪刑不相适应问题。

刑事速裁程序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北京市C区法院为样本

刑事速裁程序试点过程中,通过适用速裁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诉讼效率,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仍存在着适用率不高、效率提升不明显、被告人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在今后的改革中,应明确速裁程序以效率为价值追求,全程简化诉讼流程,建立强制律师帮助制度,改革审理方式,明确量刑优惠幅度,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进而完善速裁程序,使其成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之外的第三种诉讼程序。

援引法定刑的刑法解释——以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为例

刑法分则对某些性质相近、危害程度相当的犯罪,采用了援引法定刑的立法技术。由于有的法条罪状表述特殊,实务中容易产生分歧。这突出地表现在刑法第180条第4款援引同条第1款的法定刑时,是全部援引还是部分援引的争议。这一争议影响了地方检察院、法院在类似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等案件的处理上,对法律适用的理解。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为例,围绕刑法第180条第1款、第4款的规定,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援引法定刑问题进行探讨,可得出刑法第180条第4款对同条第1款法定刑的援引,是全部援引而非部分援引的结论。另外,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仅适用于案件事实存疑的场合,法官解释刑法时只需得出正确的解释结论而非有利于被告的结论。在马乐案的处理上坚持抗诉和上述刑法解释立场,对于统一法律适用和法治发展都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