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下的朝圣 既下山梅里SUNYATA酒店

既下山梅里SUNYATA酒店坐落于云南香格里拉德钦县的雾浓顶村,透过窗户便可以看到巍峨的梅里雪山以及卡瓦格博峰。酒店建筑以德钦地区传统的藏式建筑为原型,采用西藏建筑特有的收分墙体结构和传统的夯土材质建造而成。酒店共设有3层客房、一个景观屋顶和一个拥有3面落地玻璃的景观餐厅。

图像隐喻:禅画《牧牛图》的审美意涵及其跨文化视域

“牧牛”是佛教重要的思想譬喻,中唐至宋,成为禅师们表达禅意的常用话头。《牧牛图》及其图颂在宋代广为流播,其中普明和廓庵的版本影响深远,二者的《牧牛图》以“牛—人”为核心生成了图像的表意系统,黑牛演变为白牛,牛人关系由对峙变为“相忘”“独照”,进而生命呈现“本来面目”;《牧牛图》及其图颂建构了独特的牧牛之境,一画一境,并整体生成最终的“空境”;“空”化为圆相,即“○”符号,意味生命之“本来无一物”的本然,此可谓至高的审美存在;《牧牛图》及其图颂与之所承载的思想远播日美德等国家,在跨文化的视域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本无今有”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内涵--从《阿含经》到《大智度论》

“本无今有”思想,在原始佛教中便已出现,并随着佛教各派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时期,本无今有作为无常、生灭乃至空义的诠释理论受到认可,但随着中观学派的发展,本无今有的含义发生改变,但依旧在佛教理论中有重要的位置。《大智度论》正是本无今有思想发展的重要折点,而作为《大智度论》传译者的鸠摩罗什法师,在《大乘大义章》中关于本无今有思想的观点也自然非常重要。原始佛教经典与《大智度论》中的本无今有思想出现差别的原因,是名相内涵、修行理论等多角度的不同造成的,但尽管本无今有思想在后期被赋予新的内涵,却没有与早期的含义相混淆,可见佛教的理论发展是有很强的内在逻辑的。

禅宗无相忏悔的理论与实践

忏悔是佛教修行的一个重要法门,在佛教徒的修行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有意思的是,忏悔一词却被义净批评为对相关梵文概念的讹译。其实,佛经传译中土前中国尚无忏悔一词,翻译家们亦非不知梵文忏摩与阿钵底提舍那的含义,他们是为了表达方便而以音义合译的方式新创了忏悔一词。忏悔与戒律有关,由于戒律可以分为有相戒与无相戒两种,忏悔也可以分成有相忏悔与无相忏悔两种。禅宗传授的戒是无相戒,其修行的忏悔自然是无相忏悔。无相忏悔的理论依据是万法自性本空的思想,其实践内容包括知所犯错、观罪性空、除灭罪过、彻底放下、永不再犯和念念牧牛等环节。在佛教中,无相忏悔不但切实可行,而且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改过方法。

从般若中道的阐发窥汉藏传佛教之异同——以吉藏和宗喀巴为例

般若学是大乘佛教的基础,中观学派是般若学发展的高峰。虽然吉藏和宗喀巴两位佛学大师所处时代不同、地域各异,但他们的般若中观思想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汉藏两地传播发展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对其般若中道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佛教中观思想在汉藏两地各自历史背景下的不同演绎路径和共同旨归。

论本体论的禅学终结

人类最先看到的是物质性或经验性本体,然后上升为精神性和先验性的本体认识。但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理解面临着理性基础无法证明的困境,不得不向东方哲学的本体论方式趋近,在中国哲学这里,无论是"仁"本还是"道"本,都见证于人的生存直觉,它们的神圣性在于它们的现实性和日常性。生存论意义上的本体不是逻辑认知的对象,不能从具体生存中分离出来,它是人的日常过程和人的生命敞开、呈现状态。尤其在禅宗这里,本体论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最高峰,扫荡一切本质主义的本体论而全面赴入日常生活,肯定平常生活即是存在的"如是"本体。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色空”阐释——从“子虚之死”到“贾瑞之死”说起

《金瓶梅》关于"色空"观念的阐释,对《红楼梦》有着很大影响。两者均通过与世人密切相关的"钱财""情色"书写,阐证"万物为幻""一切皆空"的思想,旨在劝诫世人莫要放纵自己的欲望,沉迷于浮华的表象。《红楼梦》在汲取《金瓶梅》思想的同时也进行了创新,这可以通过"子虚之死"与"贾瑞之死"——两处死亡叙事得到印证。

一主多元的理论荟萃: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中观见

噶举派中观见以应成中观见为主体,而且其独特的大手印教法中非空非有、明空合一的中道观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由于该派各位论师对佛教中观理论的继承不尽相同,对其理解及阐释各异,所以显示出噶举派中观见有着兼容并包的多元特性。该派中观见建构的目的在于使众生进入解脱之道,最终脱离轮回之苦而入长乐我净的涅槃之境。

空义的两个方面——论印顺对《新唯识论》的评破

印顺对《新唯识论》的评破体现出他对如来藏空义的界定。他认为如来藏之空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反本体之空,其二是即世之空。这既是缘起性空的必然结果,也是如来藏观念的内在结构。印顺的这一观点源自其对于如来藏空有关系的诠释学特征。

扩展视域中的凝视

本文旨在考察一个在当代绘画和视觉性研究中颇为重要的术语：＂凝视＂（le regard）。凝视从萨特到拉康的概念衍变,说明二者在一些关键层面上仍具有某种概念的封闭性,在颠覆中心化主体的同时,仍残留了主体视点中心,导致视觉被描述为受到了凝视的威胁。而西田几多郎和西谷启治则对主体进行了更为彻底的移除,用＂空＂（sūnyatā）的概念将凝视置于一个扩展的视域,由此引发了大量的概念转换,尤其是在有关威胁和主体应置身何处的问题上。

安藤忠雄建筑精神的源泉──禅宗哲学

安藤忠雄是日本当代著名建筑师，他的建筑观念与神宗哲学中“禅定”和“直观与内省”和”色空”观念有密切联系。本文通过只这些观念与安藤的建筑理念的关系的论述；试图揭示出安藤忠雄建筑精神的源泉。

天台宗的实相论与道家的“道”——圆教之圆在佛教义理结构中国化中的体现

天台宗阐述建构"诸法实相论"是在早期佛教"三法印"的基础上,对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诸法实相"作为大乘佛教区别于二乘法的实相印,其中对于假与空的圆融与中国传统中道家对于"道"有无一体的描述可以进行比对。尽管"道"与"实相"实在性本不同,但是从由诸法讲实相,由万有讲道的方法看,两者相似。

《金瓶梅词话》宝卷故事中的色空世界

《金瓶梅词话》中穿插了四段较为完整的宝卷故事,它们秉承了财色欲望皆是空幻的人生价值观,与现实世界相对立而存在。受佛教思想、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宝卷故事蕴含色空观念。在人物和思想意识层面,分别表现为色空和贪欲的对立形象、佛教的苦行思想和自色入空的悔悟意识。此外,宝卷故事具有儒佛杂糅的世界观,色空和贪欲均不是作者想要阐发的核心价值观。平衡二者的思想,表现为儒家伦理道德观。色空世界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作用,主要体现在展现人性和预叙作用两个方面。

论佛教色空观对废名创作的影响——以废名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为例

废名深受佛教色空观的影响,在创作中形成独特的“空观”方式,即以缘起性空之理观“物”,照破“物”的实体性假象,只将其作为宛然存在的“相”去体会和欣赏。这在废名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中有集中体现。废名诗中的意象脱离具体的时空限定,作为“相”被孤立出来并任意组合成新的意境,呈现出空灵幻美之感。诗中的典型意象,体现了废名在色空意识下超越生死,对纯粹的“美”作凝神观照的忘我境界。

浅论朦胧诗语言的空灵性

朦胧诗具有朦胧美，朦胧诗通过运用多层次、不定性、跳跃性的意象使朦胧诗具有了空灵性。本文以朦胧诗的语言艺术为研究对象，从语言、意象和审美三个方面对朦胧诗的空灵性进行分析，阐释朦胧诗的“空灵”与哲学“空性”的关系。

论唐五代词对佛教思想的接受

唐五代词对佛教思想的接受,主要集中在"无常"、"苦"、"空"和"业报轮回"的思想及对于"净土"归宿的追求上。通过对"文人曲子词"和"民间曲子词"的分析,探讨佛教思想在唐五代词中的具体表现,并总结出当时的词人在佛教接受中的几类现象。

《成唯识论》中的唯识空观及其对“外道”的批判

佛教思想是在与不少其他宗教哲学派别思想的相互影响和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虽然分为中观和瑜伽行两派,但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对其他派别的态度也有类似点。《成唯识论》中的唯识思想实际上包含了般若中观理论的重要成分,是瑜伽行派论述佛教“空”观念的一种基本形式。《成唯识论》从佛教的唯识空观出发,对其他派别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涉及各派的核心思想,而批判的重点则是各派学说中的实有观念。通过对这方面内容的分析,可以了解佛教与许多印度古代思想派别的基本理论差别。

佛教“空性”“空观”思想与中国文艺“空灵”境界

印度佛教的空性思想和空观的修持方法,是佛教的重要内容。空性思想强调事物的缘起性,缘起性即是无自性,无自性则引向空性;空观则是在认识空性的基础上,用以观察事物实相的一种修持方法。缘起性空的思想和大乘后期强调的涅槃佛性论及真如(如来藏)缘起等思想结合,不仅对中国佛教特征的形成影响重大,而且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内容和风格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以中国诗歌和戏曲为例,可以较清晰地看出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