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语法”关照下汉外词汇比较

汉语“大语法”超越主谓结构,以对话为基础,以对言格式为主干。韵律和词汇都是大语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词汇的汉外比较有利于真切认识汉语的词汇特色和构造运作之道。与英语相比较,逻辑要素在汉语里的习惯表达倾向于成对的语词,这一比较更能揭示汉语大语法“对言对思”的特性。“语义的不确定性”是语言的正常特性,符合语言交际和语言演化的一般规律。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不确定性”出发,确立汉语词汇和语法共同的“名动包含”的格局,这就开启了把名词和动词视为“对等项”的可能,为汉语大语法超越主谓结构创造了学理条件。确立汉语“名动包含”格局还有助于我们从汉语出发反观印欧语,从而加深人们对人类语言本质的认识。

也谈形式动词的功能

从"名动分立"出发来说明汉语形式动词的功能遇到诸多问题,包括前后矛盾、循环论证、缺乏内在联系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确立汉语"名动包含"的名动关系,按名词向动词"虚化"的程度不同将形式动词的功能确定为"增强谓语的陈述性和宾语的指称性"。这个功能定位简单统一,不仅能解决存在的问题,还能解释许多相关的现象。

从韵律结构看形容词

从韵律结构来看,形容词在语法结构中表现出跟名词和动词不一样的组合特点,令人费解。以往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在于过分看重名、动、形之间的区别,预设汉语里名、动、形跟英语等印欧语一样是三个分立的、互斥的类。其实汉语里首先重视的是"大名词"和"摹状词"的区别,"大名词"里包括动词和形容词,"大名词"通过重叠形成"摹状词"。形容词的双音化是一种"准重叠"手段,双音形容词也具有摹状词的性质。按照这个新认识,在划分形容词内部小类的时候应该拿单音双音的区分作为首要的标准。最后说明汉语的形容词在"词类地图"上表现出来的多重性。

图形-背景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写景抒情诗翻译研究--以杜甫《登高》英译本为例

在图形-背景理论中,图形是认知中凸显的部分,是关注的焦点;而背景在认知中凸显程度相对较低,可看作环境。从该视角切入,结合“名含动”假说对“写景抒情诗”提出了一个新的“图形-背景识解框架”。以杜甫经典写景抒情诗作《登高》为例,运用该框架对原诗中的“图形”与“背景”进行识解,并将原诗识解出的“图形”与“背景”与两个中国人译本、两个外国人译本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中国译者更能把握原诗精髓并恰当转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图形-背景理论”在古诗翻译领域的阐释力,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个可行路径。

从认知语法理论看汉语“名含动”的可能性

沈家煊先生的"名含动"假说在中国语言学界有较大影响。但是因为其对传统理论提出挑战,学界对这一理论有赞同也有质疑。赞成者认为,这个学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观点,更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质疑者认为,该理论使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其可行性有待商榷。从认知语法的语法范畴、语义定义、心理扫描、侧显、活跃区、模拟等理论,观察认知语法对名动关系的认识,可以发现"名含动"的理论实质与认知语法的主张并行不悖,在汉语语法里将动词看作名词大范畴的成员这一假说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靠的。

从唐诗的顶真看汉语的语法

本文从唐诗的顶真来重新认识汉语的语法,对顶真的概念、认知结构、句法结构、逻辑结构和形成原因进行了考察,从修辞视角和语法结构视角比较了顶真的概念,提出二者的关联是用法塑造语法。顶真的认知结构是视窗的连续交叠,根据视窗的弹性和注意力的广度可以把顶真分为词顶真、短语顶真、句顶真和章顶真。顶真的句法结构具有断连性、链接性和缩放性等特点。顶真的逻辑结构是“两元相关律逻辑”,单线顶真和多线顶真中的逆顶式是“二元共享”,多线顶真中的顺顶式是“二元倚变”。顶真的形成来源于对话,具有话语动因、交际动因和互动行为动因。顶真的上下句还是对言,一问一答,或者来言去语。前一句句末的信息焦点,成了后一句句首的话题。唐诗的顶真不仅可以佐证汉语的名词是“大名词”,还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汉语的语法是“对言语法(大语法)”。

从唐诗的迭映看汉语的语法

本文旨在从唐诗的迭映来重新认识汉语的语法,对迭映的概念、认知结构、句法结构、逻辑结构和形成原因进行考察,从语法学视角对迭映的概念重新进行界说。迭映的认知结构可以用视窗的提取与激活模型来解释,根据视窗的弹性和注意力的广度可以把迭映分为半句迭映和全句迭映。迭映的句法结构具有断连性、并置性和韵致性等特点。迭映的逻辑结构是“二元相关律逻辑”,属于成对关联词表达的二元倚变。迭映的形成来源于对话,可以看作是听话人对说话人的接话,迭映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还是对言,听话人接续完成了说话人未说完的话,体现了语言的交互主观性。唐诗的迭映不仅可以佐证汉语的名词是“大名词”,而且还让我们认识到汉语的语法是“对言语法(大语法)”。

评施关淦“现代汉语的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

该篇评论认同施关淦(1988)对朱德熙(1985a)一文的批评。朱文试图通过修改布龙菲尔德“向心结构”的定义,来解决“这本书的出版”违背该定义的做法,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造成种种逻辑上的矛盾。本文作者强调要重视施文的批评和存在的问题,不能不了了之。对于施文提议的解决办法,给“名词化说”平反,或采纳名动兼类(“动名词说”),作者认为也不合理,不能解决问题。一个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是确立“广义的同构”,但其前提是在沈家煊(2016)“名动包含说”的框架内确立名词和动词为“广义的同性”,即在语用上同为指称语。对陆俭明(2022)有关“名动包含说”的议论,本文也有针对性的回应。

词类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词类

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从词法类型转移到词序类型,近年又有从词序类型进入词类类型的趋向。本文说明这种转移的内在逻辑,并对当前词类类型研究的情况择要作一介绍,像英语那样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四分的词类格局其实在世界语言中并不占多数。本文还就汉语现在通行的词类系统存在的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和应用问题)加以分析,初步提出一种更加贴近汉语实际的词类系统。

汉语的逻辑这个样,汉语是这样的——为赵元任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之二

赵元任先生对汉语逻辑的特点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汉语逻辑的特点是由汉语语法的特点决定的。本文"照着说",对赵先生的论述作全面如实的介绍,"接着说",结合笔者的"名动包含说"和"用体包含说",对赵先生的观点进一步加以综合和阐释。

从汉语的词类问题看汉语

本文从汉语词类问题切入,重新诊断了其中的几个关键难题,指出词类本质上是词的语法意义的类,认为汉语词类内部其实并非是“名动包含”模式.文章还提出了新的“空形式的名物化标记”假设,这个看法统一厘清或解释了更多的事实,削减或根除更多的假设,破解了汉语词类的主要难题,诸如“这本书的出版”之类的结构其实既不违反“扩展规约”,也不违背“简约原则”.在此基础上,文章证明汉语其实是一种“显性标记少,隐性区别多”的语言,这个一“少”一“多”共同缔造了今日汉语之“表里不一”.汉语语法分析中所遇到的分歧或疑团在根本上其实并不直接源于汉语缺少或没有形态变化,而在于汉语的“表里不一”,汉语语法分析的千难万难都系于此,都因此而起.文章最后呼吁,革新汉语语法研究的理念,引入“空”的眼光,“重视汉语自身重视的区分”(沈家煊2015),不再为汉语的表面情形所惑,建立一个“虚、实、空”并重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