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抽象规范性文件问题研究

高级人民法院以发布抽象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指导地方审判业务的做法不符合我国《立法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它的存在有一定现实的客观因素,需要进行系统性考察,不能简单地一废了之,也不能通过备案审查来强化它的合法性。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抽象规范性文件本质上属于制定抽象性规则的行为,与审判权行使的本质是相悖的,更重要的是,由地方法院进行司法解释不仅不利于全国法制的统一性,而且会加重已存在的司法行政化倾向。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建立立法与司法的良性互动的法制统一的观念入手,明确高级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构的职能,同时增加审级,使高级人民法院能够通过层级审判来监督和实现法制的统一。

民事指令再审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X市中院2009—2013年的数据为考察样本

指令再审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中占有重要地位,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大量指令再审的情形。现行指令再审案件的审理存在程序启动随意、事实认定有误、法律适用不当、审判效率低下、司法资源过度耗费等诸多问题,而且当前学界对指令再审问题缺乏普遍的关注。通过对民事指令再审的实证分析,今后有必要从提升原审裁判质量、建立指令再审前的沟通机制与审后反馈机制、发挥指令再审实质功能等方面对现行指令再审制度进行改革。

传统与现代之间——民国覆判制度变化论析

覆判是民国时期高等审判厅(高等法院)对非正式法院判处的未经上诉或上诉不合法的刑事案件进行复核、对刑事重案错误的一种救济方式。其在民国时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覆判机构、覆判对象以及覆判形式等方面。这些变化是由于慎刑与司法公正思想的深入和民国政府对覆判制度关注点不同及相关法律的变化造成的。其变迁的历程是中国近代社会及司法改良的缩影。

对我国CBA联赛主场优势效应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CBA联赛主场优势效应的研究,认为影响主场优势效应的因素主要包括:场地设备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人文环境及观众因素、运动员自身因素、裁判员因素等,并对教练员、运动员重视主场优势效应的存在,加强心理能力的训练提出了建议。

试论发回重审案件上诉费的承担问题

上诉费是上诉人提起上诉的前提,上诉后案件发回重审的责任在于一审法院,应由人民法院承担。但现行法律只是规定了上诉费由当事人承担的原则,排除了一审法院承担上诉费的责任。因此,应进行立法调整,在法律中规定人民法院承担发回重审案件上诉费的制度。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成就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立足于当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以改造社会和变革社会为目标,通过综合性、创造性和恢复性的司法活动,最大限度发挥了司法的能动性和主动性,有效缩小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距离。法律和司法被重新定位,司法在纠纷解决、规则强化和制度补充等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司法与社会的互动,成为新民主主义司法的显著特征。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判决与“人大释法”不一致所引发的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潮问题探讨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庄礼源案的裁决对香港产生了深远重大的影响。该案的判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6月26日对香港基本法有关条款作出的解释不尽一致。若终审法院在裁决庄丰源案时能考虑到"人大释法"就有关筹委会的意见已反映在《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这一决议中,则有相当充分的法律理据来裁定庄丰源败诉。这样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逗留期间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并不能享有香港居留权。同时,内地孕妇亦不会因为希望其子女获得香港居留权而引发争相到香港产子的情况。

论中国税务诉讼的深层制约因素

税务诉讼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本应发挥保障纳税人权利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却长期疲软停滞。既有研究多肯定德国财税诉讼制度的发达成熟,但将专门的财政法院制度视为关键因素,而未能把握其中深层原因:第一,税务诉讼制度需要坚实的宪法基础和配套制度;第二,唯有限制税务机关的优越地位,才能保障纳税人的权利,促进税务诉讼的发展。相较而言,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还有待落实,故税收领域还有"轻法律、重通告"的现象,则税务机关还将长期处于优越地位。这导致税务诉讼既不利于纳税人,也不利于法官,而有利于税务机关。只有夯实税收法定,消解税务机关的优越地位,才能实现税务诉讼的"活性化"。

东京奥运会全景时评

从政治、社会与文化视角,挖掘东京奥运会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体育学理研究提供新认识和新观点。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经历的利益纷争,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理念演绎反映了日本践行的全球本土化发展战略,这是日本融入世界体系的跨文化传播方式。奥运会空场比赛的文化隐喻在于虚拟场景革命,运动员身体与虚拟场景融为一体,人类站在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转换的历史节点上。东京奥运经济不及预期的事实,日本奥运金牌战略的黯然收场,宣告了“安倍经济学”的理论破产。东京奥运会中国运动员的惊艳表现,彰显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具体表现在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强大保障作用、奥运会参赛运动员选拔机制创新、奥运备战工作受惠于国家疫情防控举措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