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适用——赔罚关系视角下的代表性案例分析

在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能否以及如何提起惩罚性赔偿,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争议。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呈现政策性文件支持导向明显,而法律中直接请求权规范缺失的现状。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裁判不一。检察机关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和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要求,是提起惩罚性赔偿的适格主体。基于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性质,惩罚性赔偿金不应与刑事罚金“竞合”,不应相互抵扣,应当缴付至专门公益基金以支持食药安全公益事业。

刑附民公益诉讼案件惩罚性赔偿研究

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领域具有《民法典》依据,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具有司法解释依据。但是,基于生态环境领域与公益诉讼领域并不相同,司法解释的效力低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能否在刑附民公益诉讼中适用、是否可以与行政处罚、刑事罚金相折抵的现实困境。惩罚性赔偿制度以赔偿为前提,其规范基础和性质属性是公益与惩罚,能够弥补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的不足,及时回应公益损害治理中的威慑不足,具有适用的正当性;建议利用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契机,明确其可适用于刑附民公益诉讼;侵权人在承担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后,仍需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应当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处理。

情理与法的冲突:呼唤刑事附带民事的公费辅助补偿——“马加爵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法理评析

从“马加爵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执行上可以看出,该案民事判决部分的合法性虽然能够得到证明,但是欠缺合理性;而且生效判决难以执行。显露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制度存在着情理法的严重冲突。解决的办法是对附带民事赔偿采取全面赔偿的原则,并有必要建立刑事附带民事的公费辅助补偿制度。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程序并行和接轨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现行程序法制构造,难以应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密切关联且混合并存的复杂案件。在受害人的损害由民事侵权、行政侵权、受害人的过错,乃至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情况下,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均无法高效、低成本且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实现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制度的并行与接轨。

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文章以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为立论基础,论述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以期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立法和司法的内在要求 ,是全面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制裁侵权行为的需要 ,同时也是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体系 ,顺应国际立法全面保护人格权发展趋势的需要 。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现行的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均未做具体规定。这背离了确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初衷 ,对刑事犯罪的被害人也有失公平。文章试图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意义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以期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目的。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考量与优化路径——基于2019年H省法院裁判文书的分析

自2018年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以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成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把“利器”,体现出了节约司法成本、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司法权威等优越性。然而,由于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原则,该诉讼程序的提起存在着检察机关诉讼角色定位不清、司法实务中的受案范围较为有限、责任承担方式和受偿对象有待明确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对相关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路径,以期能够顺应我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为公益诉讼事业的良性发展赋能。

论精神损害赔偿应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是否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我们如果从现行法律规定的现实危害性、法理依据、法律依据及历史必然性等方面来论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性、紧迫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则可能会取得一些有益的收获。

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写入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反映了国家对被害人权益的尊重和保障。然而,统筹考量当前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可以发现与既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新的法律条文并未作出较大突破,存在着赔偿范围不合理、赔偿衔接机制不健全、赔偿替代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不能有效回应和解决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需要继续建构和完善中国刑事损害赔偿制度。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措施的法律思考

刑事被害人的赔偿是司法实务特别是法院执行工作的一大难题,本文的研究旨在通过法院的审判,在执行活动中最大限度地挖掘案件审结后的执行因素,力保刑事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不足部分再由国家给予补偿。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公民的精神利益保护不力,因此尽快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非常必要的。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将民法和刑法两极保护紧密相连,并要明确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主诉的主体范围以及加害人的能力、赔偿数额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民刑交叉案件实体裁判规则研究——以合同效力、责任认定为中心

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相互交叉、交织时,由于刑法与民法评价视角、调整对象及保护法益等方面的不同,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并不必然导致其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名义与相对人缔结的合同无效,合同效力应根据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及结合具体情形予以判断。在认定行为人所在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受害人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时,无论受害人提起的是合同之诉还是侵权之诉,其所诉请的赔偿损失范围应是刑事程序对行为人财产追赃未能实现的部分,实为特定范围的补充赔偿责任,且根据民法的“与有过错原则”,均应考量行为人所在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与受害人自身的过错程度,并严格限定“替代责任”的适用范围。此外,刑事程序取得证据、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在民事诉讼中也有不同先决效力。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失赔偿制度的思考

目前,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失赔偿,但在侵权程度更严重的刑事案件中,并不能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诉讼范围中,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生活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笔者建议今年修改刑诉法中,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活动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

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均规定,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不能按照一般的民事法律规定获得赔偿。在某些案件中(如在强奸、毁人容貌、侮辱诽谤、诬告陷害、诱骗他人吸食毒品案等),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遭受的精神痛苦难以想象,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之后,对被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权利不予保护,侵害了被害人正当合法的权利,凸显出现行法律在保护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方面的缺憾。我国应通过立法明确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予以保护。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中的两个疑难问题

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案件 ,应该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主要诉讼请求的案件 ,不应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

论涉众型案件中刑事追赃与民事追偿的有效衔接——引入公益律师为涉众型案件提供有效的帮助

近年来非法集资类的涉众型案件高发,对社会经济、民众利益等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其中很多案件都涉及刑事追赃与民事追偿的问题。在涉众型案件中引进公益律师,能够促进刑事追赃工作与民事追偿工作的衔接。

中国附带民事诉讼“同案不同判”问题的成因探析

同一个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事实,因审理法院和审判程序的影响而得到不同判决结果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在中国的附带民事诉讼中出现的比例较高。究其产生的原因,认为有四个方面:一是确定赔偿范围的基本原则把握不准;二是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被无理排除;三是物质损失赔偿范围被任意压缩;四是公诉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不作为。

试议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应当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在《刑法》中确定下来,明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规范其标准。

涉刑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审理顺序研究

涉刑人身损害赔偿案应如何适用诉讼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务中出现了结果各异的司法裁决。在其他类型刑民交叉案件司法解释中确立的"先刑后民"规则,以及后来的"民刑并行"规则,都对处理这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产生了影响,但"先刑后民"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日渐受到质疑。要解决这个问题,需对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完善,一是对民事诉讼法中止诉讼制度适用情形的"必须性"进行细化,严格刑事诉讼程序先行的条件,防止司法实务滥用该制度;二是我国应在立法中确立二元制证明标准,以实现对原告损失的及时救济,保证个案的公平与效率;此外,还应加强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尊重当事人的诉权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