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朝鲜交通明藩王述略

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朝鲜王朝。随之朝鲜使臣来华,频繁接触与之接壤或邻近的明朝辽、宁、燕、齐诸王,打探辽东及明廷情报,以达到政治、军事目的。这种交往有违“人臣无私交”的儒家礼制原则,也加重了明太祖对朝鲜的猜疑与不满。永乐年间,因为李芳远为王子时曾在北京拜见过燕王朱棣,两国关系终于得以正常发展。

冷战后印韩关系的迅速发展及其影响

与冷战时期的相互淡漠相比,冷战后印韩关系迅速发展,21世纪以来急剧升温。促成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因素包括两国的相互认知、两国的亚洲战略、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以及亚太局势的变化。印韩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亚洲的政治安全局势和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构建前景。有鉴于此,中国应该将全球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重新思考亚洲国际秩序的建构。

韩、日和中国台湾地区处理新农村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比较

借鉴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新农村建设经验,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主要有政府主导作用和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现代农业建设与环境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关系、耕地经营规模理想模式和耕地难以集中的现实关系、个体小农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关系、加强农业投入和确定投入比例重点的关系,以此加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

古代中朝关系史中“事大”与“字小”问题的认识论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历史上,朝鲜半岛政权长期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事大"政策;同时,中国封建王朝对朝鲜予以"字小",由此双方保持了长期稳定的相互关系。"事大""字小"问题与"殖民史观"是有本质区别的,对该问题辩证地看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中朝关系,做到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加强中朝(韩)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对东北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乃至世界和平大有裨益。

国际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排斥与吸引博弈关系法辨——以韩国为例

国际投资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反映,而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因又使其成为必然趋势;同时,它是在发达国家的鼓吹和主导下进行的,呈现出对发展中国家不平衡的结构。对国际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内在逻辑——政治学层面和经济学层面的分析可以推论出资本始终处于一种排斥—吸引这样一种矛盾和交互的博弈关系之下。而作为国际投资法所能作的选择就只有平衡这种博弈关系,寻求“最优理性决策”,使之秩序化。将这一理论用于韩国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予以实证考察,可以得到正面和反面的论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掌握这一博弈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借鉴韩国实践的成功经验之上,应该适时适度地对投资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才可以主动和谐地融入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浪潮之中,从而趋利避害,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辽海编》与倪谦出使朝鲜考述

本文探讨明朝倪谦出使朝鲜的背景,《辽海编》的编印经过及其内容、价值,可供研究中国与李氏朝鲜文学关系者参考。

朝鲜半岛现存金石碑志与古代中韩交往——以唐与新罗关系为中心

现存朝鲜半岛和唐朝关联的金石碑志共有233篇。金石碑志可验证、补充《旧唐书》、《资治通鉴》、《三国史记》等文献记载的缺失,有助于对入唐新罗僧侣关联问题的深入研究,对唐与朝鲜半岛关系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翔实有力的证据。

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论朝鲜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

1882年,朝鲜官员金允植受命出任"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朝鲜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使团来到中国天津,在天津机器制造局展开为期一年的军工制造技术学习活动。在津期间,他作为朝鲜的联络官员,与李鸿章等清朝大员就朝美缔约及朝鲜开港问题多次进行密谈,还亲眼目睹了当时中国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状况。其所著《领选日记》、《阴晴史》、《天津谈草》等文献,为这段历史留下了详尽的记载。本文在重新回顾和检讨这段历史的同时,还将侧重以"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关注和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晚清政府对东亚局势的判断及应对,二是朝鲜使者眼中的清朝机器制造业发展实态。

中韩自贸区建立后两国水产品贸易关系的变化趋势

2014年11月,中韩自贸区实质性谈判已结束,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对渔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尤其对两国的水产品贸易关系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根据中韩两国各类水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和出口竞争性指数,分析了两国水产品贸易的匹配程度,通过进一步分析两国的降税幅度、出口潜力和市场潜力,对自贸区建立后中韩水产品贸易的变化趋势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中国进一步开拓韩国市场、提高出口效率的具体建议。

中韩经贸合作:保障、依据与对策

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的框架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正在加快,首先是中韩两国开始努力实现经贸合作的战略升级目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韩两国推进经贸合作既有潜力又有机遇,已经为双方经贸合作实现战略升级提供了可靠保障;中韩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前景广阔,已经为双方经贸合作实现战略升级确立了现实依据。然而,中韩两国经贸合作中尚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应当采取有效对策加以解决,以便为双方经贸合作实现战略升级目标打开广阔天地。

清代调整中朝关系措施初探

朝鲜自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后,长期以来貌合神离。清政府对朝鲜则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积极推行儒家倡导的道德外交,并成功地解决了朝鲜尊明与事清并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朝鲜的敌对心理,逐渐赢得了朝鲜的尊重和信任。康乾时期,清朝走向强盛的事实,也使朝鲜不得不重新认识清政府,重新定位中朝关系,从而回到传统外交的事大立场上来。

冷战后美俄日韩对朝政策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兼论中国对朝政策的知觉定位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外交决策中的价值导引和知觉定位的作用非但没有完全消减,反而有所增强。美俄日韩对朝鲜的生存与发展的知觉认知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推断,即美日的"朝鲜威胁论"、俄罗斯的"朝鲜负担论"以及韩国的"朝鲜崩溃论"。固执地坚守以意识形态为引导的冷战思维必然导致对国际环境与国际关系的错误知觉,甚至会产生国家间关系的严重敌视或是对抗。历史传统和地缘现实决定了中国必须理性对待朝鲜,要力避错误知觉,确立起战略思维,并放眼于长远和未来,从和平、发展与合作的角度,稳步构建起中朝之间的正常国家关系。

朝鲜半岛北南关系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自天安号事件至今,异常紧张的朝鲜半岛北南关系暂时告一段落,逐渐由军事博弈转移到外交博弈上来。近期半岛北南关系大幅度缓和可能性不大,但有缓和迹象,可谓冲突与缓和契机并存。倘若半岛北南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就会对中国造成一定影响。本文主要分析去年以来半岛北南紧张关系升级及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朴槿惠执政后中韩关系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和韩国是重要邻邦,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中韩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韩两国建交20年来,两国政府基于战略眼光、共同利益,充分利用外交、经济、社会等各种渠道进行协商与合作,双方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华友好的朴槿惠当选韩国第18届总统后,将进一步推动中韩关系的发展。双方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抓住新的重要契机,深化互信,巩固和发展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和推动经济、贸易及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共同为半岛稳定及东北亚和平繁荣作出努力,并共同推动中韩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影响日朝关系正常化的美国因素

日本与朝鲜间关系的发展不仅是两国出于各自利益的主观意愿,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度和利益。朝鲜半岛重要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其在历史上成为各大国互相争夺的焦点,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工具。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重视朝鲜半岛在美国东北亚地区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美国以朝核问题为切入点,制造地区紧张气氛以维持和加强日韩对美国的军事、安全需要,同时将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纳入自己的地区战略和掌控之中,以维持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遏制中国。可以说,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度和利益,也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清朝在中朝边境设立“瓯脱”地带的原因分析

康熙年间,清廷应朝鲜的请求,在中朝边界中国一侧区域设立了“瓯脱”地带,并极力使其成为“无人地带”,其目的是避免两国边民往来,滋生事端。清廷之所以实行这一让步极大的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中朝之间有特殊的宗藩关系;二,中朝之间有密切的军事互助关系;三,清朝对朝鲜实行特殊的优待政策。但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影响了“瓯脱”地带的开发进程,而且还给晚清时期朝鲜边民大量涌入这一地区以可乘之机,并给朝鲜挑起中朝边界争端埋下了隐患。

近代中朝交涉案件审理研究(1840-1895)

近代中朝交涉案件的审理既有对清代前中期的继承,又有新变化。其继承体现为光绪八年前中朝双方在涉及交涉案件以及宗属权限划分问题时,仍沿袭清代中前期做法,作为宗主国的清廷名义上享有最高审判权,实际上却将不少权力让渡给朝鲜。其变化体现为光绪八年后中方为强化宗主权,不仅强化了交涉案件的审理权,而且还强调了宗主国对属国的司法管理权。它导致的结果是,双方在具体司法权限划分上出现了宗主国享有更多权利,属国权力非常有限现象。这一变化伴随着中朝宗属关系的恶化,最终导致该关系彻底瓦解,从而使这一司法运作模式被近代国家间的司法运作模式取代。

别出心裁，力求新意——读杨军、王秋彬著《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

杨军与王秋彬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一书，是国内学界有关中朝关系史的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新作。该书充分发挥两位著者的学术专长，实现了多学科科际综合考察，从国际关系体系演变角度出发将中朝关系划分为3个时期，并且通过广泛征引先行研究与广泛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见解。书中亦有文献参照范围不够充分、个别论断有失妥当，以及其他细节方面的一些失误，然而瑕不掩玉，仍为一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