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编纂背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体系优化研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路径。中办国办《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以及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三批典型案例表明,中国特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正逐渐迈向法治化、制度化。当前理论研究中的“实现过程、实现模式说”难以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与目的价值融贯,而“法律机制说”不仅忽视和弱化法律规范性,造成与部门法的一定脱钩,而且缺乏操作性不利于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建构。“生态环境法典”被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后,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法律制度的体系化既提供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要求。针对制度含糊、制度缺少、制度冲突和制度拥挤等体系困境,有必要转向还原论视角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法律制度说”。在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指引下,对生态产品包含的权利义务及其实现过程中的法律关系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部门法还原分析,将“政言政语、党言党语”还原与转化为“法言法语”,将其类型化为“有偿、补偿、赔偿”等“三偿”法律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法律制度体系的建构,需要灵活运用制度解释、制度整合、制度补充、制度协调等方式,构建“三偿”制度有机融合与协同配合、包括“核心圈、扩展圈、外围圈”制度在内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1+X”法规范体系。

中国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伦理向度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关乎伦理,蕴含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彰显共建共享的顶层设计、聚焦正义和效率的协调统一、秉持公共善和个体善相辅相成的伦理属性;在制度的执行和贯彻中存在保基本与需求多样性的差距、传统代际养老责任意识与普惠性相背离、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不足等方面的实然伦理困境;只有聚焦基本养老服务责任的顺序性和协同性相结合、传统孝老爱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本养老服务分配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相统一等应然伦理路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建设才能在“善”的应然方向彰显更大效能。

学术期刊“三审制”视域下各责任主体伦理困境成因及破解路径

“编辑初审、专家复审、主编终审”是学术期刊“三审制”的基本规定程序,每个环节的责任主体均面临一定的伦理困境,即初审编辑对稿件及作者的心里异化,复审专家在决定权方面的异化,终审专家在政治、人性方面的异化等。异化的成因复杂,主体伦理及学术导向均占有相当比例,应加强编辑自律与他律,实现期刊的规范性。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现实需求、主要困境与应对策略

基于江西省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经验,采用演绎归纳法分析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现实需求和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提出应对策略,为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结果表明:1)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有助于策应“三产融合”发展用地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农村社会治理提升等多维现实需求。2)改革面临村庄差异难以形成可推广的统一模式,村集体自组织能力偏弱使得改革内生动力形成难,政策稳定性不足导致宅基地历史问题处置难,退出宅基地再次利用优势不足使得闲置宅基地盘活难等现实困境。据此,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坚持需求导向、系统思维、农民主体地位,以及先立后破的原则,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保持历史耐心,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人翁精神,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因村施策精准推进。

高校师德制度建设的现代性规则困境与破困路径

师德制度是高校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助推教师职业发展、构建教育生活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制度工具主义的滥觞和受制度自身逻辑的影响,高校师德制度建设陷入了制度建构困境、取向困境、执行困境、评价困境。根据反思性现代性理论,风险可以被看作现代性制度的内在变量,通过加强对制度的反思性监测,以激进的参与态度对反思性的制度进行再生产,为破解师德制度建设所面临的规则困境提供了视角和方法。具体而言,高校破解师德制度建设的现代性规则困境,需增强制度的反思性意识,从制度结构、价值取向、规则运行、目标达成等方面突破,以实现师德制度建设与师德养成的双向共促。

产教融合前提下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实施困境与对策--以济源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为例

现代学徒制是教育部近年提出的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完善校企联合育人、促进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提高就业创业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但高职会计专业的现代学徒制在实施中却遇到了缺乏法律保障、合作企业数量少、企业积极性不强、企业导师不足且双导师综合素质不高、“工”与“学”交替实施不畅等诸多困境。完善相关法规政策、构建政校企多方协同育人建设模式、增加与多企业单位合作、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协调“工”“学”关系交替学习、加强双导师教学团队建设等建议,可在同类院校中推广应用。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绩效困境与因应策略

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背景下,图书馆发展绩效问题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对比近二十年的绩效变化,省、市、县级公共图书馆间的差异与财政投入政策并不匹配。对公共图书馆行业结构性矛盾的量化研究发现,在文化事业单位(与行业行政体系连接)向独立法人单位(与市场和社群体系连接)转轨、从传统服务方式向数字服务方式转轨“双重转型”的作用下,公共图书馆存在普遍性的“绩效困境”,以财政投入带动行业发展的传统治理模式正在逐渐失去效率。财政拨款带动省级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效果并不稳定;市级公共图书馆活力不足;县级公共图书馆对资源的需求仍旧突出。必须转变单一财政投入模式,推动财政文化管理方式改革,以公众需求和满意度为核心重建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价激励机制,实现公共文化领域多元治理。

我国体育标准体系发展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

体育标准体系建设意义重大,为厘清我国体育标准体系发展困境,探究其破解路径,通过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体育标准体系进行研究。认为政治认同为我国体育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发展为我国体育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科技进步使我国体育标准体系建设成为现实可能。但由于我国体育标准体系建设刚刚起步,存在整体规划不够科学合理、部分标准标龄较长、采标率底、体育服务类标准不够完善、对国际话语权重视不够、智慧体育标准明显缺失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体育标准体系的建设进程。未来要实现我国体育标准体系建设的科学发展,一要构建完善的体育标准体系框架;二要加快更新步伐,提高采标率;三要不断完善体育服务标准;四要不断加强国际化进程;五要尽快补充智慧体育标准。

DRG医保支付方式下的医院伦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DRG医保支付方式已成为国内主流的医疗服务给付的方式之一,然而许多公立医院在实践过程中未能很好地适应改革,从医学伦理视角对DRG运行中的伦理困境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剖析,首先指出当下医疗机构可能面临的实际问题,如医疗行为异化、挑选患者、费用转移与新技术博弈等,分析了驱动医疗行为的内在因素,然后回归支付方式改革本源——价值医疗思想,建议管理者通过提升价值认同、改善工作氛围、建立科学考评机制、兼顾药耗协同等措施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职业院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的问题剖析、内涵澄清与行动路径

针对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缺乏历史观照、系统思维不足、类型认识不充分的思维困境,职业院校应坚持类型定位,充分认识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妥当处理好继承与发展、阶段与类型的关系,兼顾教学体系和德育体系的规律特征,围绕理念、主体、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环境7个关键要素,从学校、专业、课程、课堂四个层面依序构建各学段纵向衔接,各专业横向配合,教育内容逐层递进、螺旋上升的一致性连贯体系。

老漂族城市融入的多重困境与制度优化

城市老漂族这一特殊群体涉及“三孩”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目前,老漂族是子女与家庭关系难处理的失落者、农村与城市文化难认同的异乡人、时间与空间难兼顾的两面人,国家可以通过完善养老基本法律制度、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政策、帮扶政策等来解决老漂族的城市融入问题。

督导评估中的学校发展规划:现实困境及形成机制

基于学校发展规划制定、执行和评估三个关键节点,指出学校发展规划的三重困境:一是规划制订面临行政压力下的目标设定,二是规划执行中的低过程约束,三是规划评估中的高目标约束。基于压力型体制理论搭建了“结构-行为-绩效”的结构化解释框架,从学校处于压力型体制末端、主体行为与职能的分离以及“被指标治理的陷阱”等三方面剖析了困境形成的机制,并提出纾解之策以实现学校发展规划问责与改进的双重价值。

法律视角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提高农村土地整合利用、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然而,当前土地经营权流转仍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因此,需要从法律角度对农地经营权的入市交流和流转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分析经营权流转的基本现状和法律困难的基础上,从明确土地经营权权利性质、健全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优化农地经营权融资制度、强化经营权流转法律保障等方面,探讨了健全和完善农地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策略。

高校“非升即走”制度改革的动因逻辑、现实困境与未来进路

截至目前,“非升即走”制度在我国高校已历经试点探索、制度准备、多元实践等三个发展阶段。其从试点探索到多元实践是在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评价逻辑多重作用下逐步调适推进的。不可否认,“非升即走”制度在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其引发的人事争议难以通过法律途径予以有效解决、容易诱发科研产出的功利化倾向、尚未构建起关于教师流动的配套支持措施等困境和问题。为优化“非升即走”制度,切实保障教师权益,需建立健全岗位聘任制法律法规;确立基于岗位聘任的用人制度,全面推行“预聘”和“长聘”结合的聘任体系;进一步探索与“非升即走”制度相配套的教师流动机制。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应对路径——基于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视角

高素质农民既是乡村产业兴旺的主体力量,也是生活富裕的先导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对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提出更高的要求。高素质农民培训为培育高素质农民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以浙江省湖州市当地农民学院高素质农民培训的现状为例,在实际培训中存在功能定位不明确、生源结构不合理、培训配套不系统、跟踪评价不完善等现实困境制约着培训质效。面对困境,应首先明确高素质农民培训的功能定位,通过构建由生源供给、课程建设、师资整合、模式创新、资源平台搭建、跟踪评价完善组成的“六位一体”高素质农民培训体系,助益高素质农民培训高质量发展。

淮河行蓄洪区农户搬迁与宅基地制度改革协同探究——以凤阳县黄湾乡为例

结合淮河行蓄洪区安全建设工作,实施淮河行蓄洪区农户搬迁与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之间存在诸多目标的一致性和推进过程的协同性。通过对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安徽省凤阳县黄湾乡进行考察,对黄湾乡淮河行蓄洪区农户搬迁与宅基地制度改革协同的实施路径进行分析,结合实地调研剖析了淮河行蓄洪区农户搬迁与宅基地制度改革协同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协同推进淮河行蓄洪区农户搬迁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包括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政策、明确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主体、探索宅基地资格权多种实现形式及探索宅基地“有偿调剂、竞价择位”机制。

饮用水源保护区地方法规建设现状与法律保护对策分析

文章将H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家和H省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体系进行了梳理,并对其法规建设现状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建设方面,H省存在的困境主要包括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不完整,饮用水水源地应急制度缺乏操作性,饮用水水源地法律责任体系不完善3方面。结合H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立法情况,制定了《H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建立各项具体法律制度;同时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制度进行完善,统一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对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相应对策。《H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应健全饮用水水源地应急制度,注意事前监测预警、事后应急处置衔接,通过防治结合,做到减少水源污染事故损失、保障饮用水安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确保资金到位。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向--基于跨界与协同的视角

现代学徒制既是一种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又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现代学徒制在中国语境的实施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渐形成“中国特色”雏形,呈现出国家主导、政策支持,双元架构、权责明晰,多方参与、校企一体的鲜明特征。同时,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在体系构建和彰显“中国特色”上面临内生动力不足、校企融合不深,质量体系不健全、培育质量难确保,目标定位狭窄、全面发展不足三个主要困境,需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加强本土实践过程中,从完善多方支持的双元育人机制,深化打造产教融合平台;以质量体系建设为保障,提高学徒培育质量;加强育人本质回归,促进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双提高三个方面重点突破。

基于轻量级图卷积和隐式反馈增强的多样化推荐

近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提高推荐系统的准确性,而忽视了多样化对用户满意度的重要影响。目前大多数多样化推荐算法在传统算法生成的准确性候选列表后施加多样性约束进行后处理。然而,这种解耦设计总是导致推荐系统的次优状态。与此同时,尽管利用图卷积神经(Graph Convolution Networks,GCN)的推荐算法在提高推荐准确性方面的有效性已得到证实,但用于推荐的适用性和多样性设计仍然被忽视。此外,推荐算法采用用户购买这一单一的显式反馈无可避免地陷入“推荐过剩”。因此,提出一种端到端的多样化轻量级图卷积网络推荐模型(Diversified Light Graph Convolution Networks Recommendation,DLGCRec)来克服以上弊端。首先,将图卷积简化为轻量级图卷积(Light Graph Convolution Networks,LGCN)以便于推荐,并利用轻量级图卷积将多样化推向上游准确性匹配推荐过程。然后,在轻量级图卷积的采样阶段,利用引入了用户隐式反馈的多样性增强负采样来探索用户的多样化偏好。最后,利用多层特征融合策略捕获节点的完整特征嵌入,提升推荐性能。在真实数据集上进行实验,结果验证了DLGCRec在适用推荐和提升多样性方面的有效性。进一步的消融研究证实,DLGCRec有效地缓解了准确性-多样性困境。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化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困境,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政策强烈驱动的缓慢起步阶段到政策驱动与内生动力并行的快速发展阶段,再到强化制度建构的巩固定型阶段。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纵向力量介入不恰当与多元化力量参与缺失等问题,影响着其实现效果。将流域生态补偿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可以发挥“河长制”的纵向行政权威、横向合作平台以及多元化主体优势,促进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