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憩机会谱(ROS)在城市森林公园中的运用研究——以重庆照母山森林公园为例

城市森林公园是森林公园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既是维护城市环境的重要生态林地,同时还兼具城市公园的功能,因此在设计中需借助合适的分析手段,平衡林地保护和游憩活动安排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城市森林公园特征及问题的基础上,以重庆照母山森林公园为例,借助城市森林公园游憩机会谱(ROS)的评分模型及指标体系,通过城市森林公园游憩机会谱评价,以寻求城市森林公园中自然环境、游憩活动和管理设施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根据游憩机会谱评价结果,对城市森林公园活动场所进行系统性的分类,针对不同的游憩机会等级,提出各类型活动场地景观设计优化的对策。以此探索游憩机会谱(ROS)在城市森林公园中的运用途径及对景观设计的影响。

照母山森林公园高坡林地营建中的树种选择与配置模式研究

为了营建照母山森林公园中高坡地带的裸露地表,保护生态平衡,防止水土流失,本文按照树种的选择原则,从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和景观功能出发研究了坡度较大地带营建过程中的树种选择与群落模式建造等问题,提出了以刺槐(Robinia pseudoaccacia)、构树(Ilex cornuta)、刺桐(Erythrina variegata L.)、黄葛树(Ficus virens Ait.var.sublanceolata(Miq.)Corner)等为骨干树种的4种生态防护耐瘠薄型的植被营建配置模式.

略论殷墟晚商王陵穴位的昭穆排列规则

晚商时期,王室的各种礼仪制度渐趋成熟。如果当时的丧葬礼仪也已形成,那么,作为最高等级丧葬地的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就应该有预先规划,墓穴位置的排列也应有较为严格的规则。事实究竟怎样?我们首先根据各种资料,推测殷墟王陵区内诸大墓的墓主,然后初步归纳出殷墟王陵西区应以居西的侯家庄北地一号墓为太祖核心穴,其他七座四墓道大墓大致从早到晚、从东至西,南北交替作两排布列于祖穴东面。考古发现,两周秦汉时期有数例高等级贵族墓地与殷墟王陵西区穴位排列规则相同。据《春秋公羊传·文公二年》何休注,古代贵族宗庙合祭时一般都是诸庙主以太祖牌位单独居西面东、子孙牌位分归北昭南穆置于太祖牌位东面。由此可以推断,殷墟王陵区墓穴的排列虽然还不太精准,但已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昭穆制的墓穴排列方式。

朝牧一号稗子引种试验研究

朝牧一号稗子在宁夏银北地区种植适应性及生产性能的观测研究结果表明:该品种适应宁夏银北地区重度盐碱土的栽培种植环境,能够充分发挥其耐盐碱、耐旱、耐涝等特性,是改良利用盐碱荒地的优良牧草,建议可在宁夏大面积推广种植。

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

先秦社会的氏族残余比较浓厚,昭穆制度影响较大。秦汉时期,皇权取得了独尊地位,"父子相传"的皇统传承规范成为制约帝陵布局的重要因素。西汉葬于渭北祖陵区的皇帝有八位与其前任皇帝属父子关系,而文帝因为平辈冲突,宣帝因为代际缺环,均未入葬祖陵区。平帝虽与哀帝同辈,但西汉后期以来,"为人后"原则日渐成为皇权传承的补充条款,王莽本着这个原则,葬平帝于渭北。

西汉帝陵布局浅析

位于关中地区的十一座西汉帝陵,在位置和布局上是否有规律,一直引来人们不断的争论,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其陵寝兴建必然符合当时社会的“礼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尊古礼与顺时变:朱熹庙议中的经学与政治

北宋以来,宗庙制度一般都是承袭故事,导致宗庙中积累了很多问题,主要有宗庙的庙数、始祖问题和昭穆问题。南宋绍熙五年,针对这些问题朱熹与宰相赵汝愚等群臣展开争辩,朱熹主张宗庙制度的设计理念要符合儒家经典的古意。他主张依照周礼的精神确定宗庙庙数、以太祖追封的僖祖为始祖、兄终弟及的皇帝异昭穆。朱熹这些设计背后,上承王安石、程颐,他们追慕经典中的圣贤之意、推崇古礼。但宋代宗庙问题涉及许多政治因素,虽然朱熹庙议的经学解释更符合经典中的周制,也注定失败。透过事件,宋儒利用儒家经典的不同态度,也可以从其礼议的经学解释中窥见。

论西汉帝陵位次排列中的昭穆制度

引用最新的考古调查成果,结合大量历史文献和实地勘察,对西汉帝陵位次排列与昭穆之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西汉十一帝陵的排列均遵循"右昭左穆"制,且"昭位皇帝的皇后陵位于帝陵西北,穆位皇帝的皇后陵位于帝陵东北"的观点,并对文帝霸陵、宣帝杜陵选建在长安城东南的原因进行了探析。结合西汉宗庙制度的发展,揭示了西汉帝陵(咸阳原陵区)分别以长陵、茂陵和渭陵为祖陵的原委,并对西汉帝陵按昭穆之序排列的三个子系统分别进行了阐述。

娱人祀祖共一堂——江西乐平昭穆堂戏场调查报告

祠堂戏场是我国古代最常见的传统戏场形式之一。江西乐平地区至今存有大量的戏场,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特殊代表。在这些祠堂中,昭穆堂是位于乐平市涌山镇唯一的明代祠堂。为调查其平面布局,功能,装饰艺术和使用与保护方面等特点,作者于2015年8月随华中科技大学民族建筑研究中心团队对江西乐平的古戏台进行了调研,并对昭穆堂的形制特点做了重点考察。昭穆堂这样的极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正面临走向衰落的严峻问题。只有采用正确的,科学的方式方法,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

陕西高陵上徐吾村明代墓葬初步研究

2014—201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高陵区崇皇街道上徐吾村西清理明代墓葬21座,墓葬形制多样。部分墓葬还建造有精美的门楼,建筑构件完整,是研究当地古代埋葬习俗、民居风格的重要材料。其中4座墓葬中出土墓志,根据志文记述,确定这批墓葬为一处明代张氏家族的墓地。本文根据墓葬的排列及墓志内容考证,对该批墓葬反映的明代这一区域昭穆制度、合葬方式、"寿葬"、古地名考证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

城市山地公园环境承载力分析——以重庆市照母山公园为例

对重庆市照母山公园的环境承载力进行测算分析,以期找出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性因子及检验各因子是否协调发展,进而从规划设计的角度寻求山地公园环境资源的保护策略与方法.结果表明:照母山公园水体生态承载力仅为4 552人次/d,由于不以水景作为主要观赏资源,且固体垃圾为及时人工处理,因此生态承载力取值大气生态承载力,极限值为170 499人次/d;基于公园建筑空间、室外面状游憩空间和道路空间测算得到的空间承载力极限值为56 958人次/d;停车场的承载力是设施承载力的限制因素,故设施承载力取其值,极限值为9 736人次/d;社会承载力极限值为10 342人次/d.因此重庆市照母山公园日环境承载力极限值为170 499人次/d,认为该公园总体规划是比较合理的,但应增加休憩设施数量和疏林草地空间,加强水体保护和清洁.

历史社会学视域中经典概念及其研究范式之反思——以“差序格局”为中心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概念。有研究者将差序格局置于先秦至晚清民国丧服制度这一礼治传统之中,提出向内与向外的双向度批评。实则,费孝通所论家内的"自我主义"有田野调查根据,也与秦汉律令规定相符。恰恰应该反思以丧服制度诠释差序格局的可行性。丧服制度仅仅在战国秦汉魏晋南朝时期作为现实的叙族方式,且其历史实践与儒学"亲亲仁民爱物"的理想相违背。昭穆制度在汉代以来以儒学重构家国天下的历程中复兴,并取代丧服制度成为现实的叙族方式。基于社会学理论而脱离原创语境和历史语境对经典概念内涵的扩大,无益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建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全盘接受书面的经典性知识,而忽视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和运作逻辑。对历史文本和历史实践,尤其是不同层次历史实践的精准区分和辨析,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并建构对于历史真实的社会学认知。

从梁王陵看西汉帝王的丧葬制度

永城粱王陵自东向西分布,其茔地布局与东方滨海地区的思想背景有关。以梁王陵为代表,西汉诸侯王墓与帝陵存在着相似之处,但它的个性特征亦不容抹杀。

北赵晋侯墓地墓位布局原则与相关问题

北赵晋侯墓地以类于古代宗庙合祭时神主排位的方式布列诸墓组穴位:太祖墓M114、M113墓组置于墓地中间东端,可能殉于国人之难的晋靖侯宜臼夫妇墓组M91与M92墓组置于墓地中间西端,英年早逝的一代太子墓M112置于墓地中心位置。如果以观察者的角度,在M114、M113墓组处,面向西站立,则M9、M13及其以下诸墓组呈两排布列于太祖墓前,只不过没有左右交替而已。北赵晋侯墓地内埋葬的正常死亡者只有七代。

论商周时代的宗祧制度

宗祧制度主要是有关于先秦时代王公贵族暨卿士世家为祖先设置祭祀场所,含宗、庙、祧、坛、等在数量及规格上的限制,且涉及祖先的昭穆和亲族后嗣亲疏的次第等事项。在传世的文献中,有关先秦时代的宗祧制度大多散见于儒家子弟的著作,特别是《礼记》;在出土的文物中亦存有许多与先秦宗祧制度相关的资料。在下文中,作者拟对宗、祧、庙这三个字的造字本义先予考证,再进入宗祧制度的讨论——含厘清四、五、七庙制各说的内涵,检验其历史真实性,查考其成说的部件和时代,探讨商周两代宗祧制的因革等议题,并在结语中对各项发现作一综述。

“合庙”或“多庙”:关于早期中国都邑中宗庙设置方式的再认识

以往对于早期中国都邑中宗庙设置方式的研究多因循了汉代经学之解释,以'天子五庙'或'天子七庙'并序以昭穆的'合庙'形式,来参与诠释早期中国都邑的空间结构与形态特征。本文重新审视作为早期都邑空间结构形态关键元素之一的'宗庙'的设置方式问题,通过对相关西周金文和早期历史文献记载的梳理,指出早期中国时期的宗庙并非是'五庙'或'七庙'、序昭穆、前庙后寝的'合庙'形态,而是分立多庙、不序昭穆、庙寝分离的'多庙'形态。'多庙'的空间布局自西周一直延续至西汉早期,直到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经学发展与西汉政治变迁,方才使得宗庙的'合庙'空间形式产生。

殷墟卜辞所见宗法释例

昭穆,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过去主要围绕周代及其以后的文献来开展,对于周以前的情况,有所涉及,但尚待深入。本文尝试以"父子一体、兄弟一体、夫妇一体"与"孙为王父尸"等宗法概念为衡量标准,对殷墟卜辞中经过系统整理研究的何组、黄组周祭卜辞,从昭穆角度进行考察。通过研究,证明昭穆制度已经体现在周祭卜辞之中。本文还对昭穆制度在殷代卜辞中的演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做了有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