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eption of Translated Class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A Survey of Seven Spanish Versions of Huangdi Neijing(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Previous studies on translations of Huangdi Neijing(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have focused on English versions;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non-English translations.The present study is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seven Spanish versions of Huangdi Neijing in terms of three parameters:collection records in libraries worldwide;book reviews and citation count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and customer reviews on Amazon.The results revealed four features of Spanish trans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of Huangdi Neijing in terms of reception of academia,reception of general readers,the center of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and the role of Chinese scholars.These factors demonstrate the marginal status of Spanish transl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classics.The implications are summarized in hopes of promoting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CM classics in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and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communication of TCM culture in the non-English-speaking world.

明代大臣王德完治国思想蠡测——以其奏疏为中心

王德完为明万历时期大臣,历任兵科、户科、工科给事中,仕途虽短,但所上奏疏较多,涉及面广,且多能针砭时弊,从中即可一窥其治国思想。内政方面,因议立太子而被卷入国本之争,仕途几乎断送;面对朝廷沉重的财政压力与军费开支,所秉持的理财理念仅限于开源与节流;对日“封贡”及平“奢安之乱”上,能够提出正确的对策,显示出在边防战略上的前瞻性;而救民奏疏数量尤多,体现出他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究其奏疏之多的原因,在于万历时期暴露出的种种危机及言官地位的提升。王德完频繁上疏直言,亦是明代中后期君臣冲突的政治缩影。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康熙统一台湾的决策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初统治集团内部决策军机要务的重要形式,在康熙朝统一地区战略制定、军队调遣、将领选任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清廷原本希望通过皇族宗亲参预决策、率军出征以巩固政权,展现八旗劲旅的威力。然而议政王公临阵畏敌怠战、固守满汉域藩篱的表现,令中枢决策难以有效落实。从构建稳定统治格局的长远考虑出发,康熙帝着意限制参与议政的宗室员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重心,由此逐渐向兼具内阁大学士身份的索额图、明珠等重臣转移,并出现容纳汉族学士谏议的态势。中枢权力结构的变化促动了八旗驻防体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建立,为清政府将台湾收归版图有效治理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

褚渊:从宋明帝的顾命大臣到齐高帝的佐命功臣

刘宋时期出身高门士族的褚渊,父子两代联姻皇室,深受宋明帝的信任,被委以托孤之重任。但他却投靠权臣萧道成,辅佐萧道成灭宋建齐,由宋明帝的顾命大臣转变为齐高帝的佐命功臣。其客观原因是刘宋晚期政治腐败、积重难返,其主观原因则是当时门阀士族普遍而浓厚的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观念以及褚氏家族利益至上的传统。褚渊在萧道成建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褚氏家族赢得了荣华富贵。但褚渊的行为与传统儒家忠君思想背道而驰,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讥讽。

后大礼议时期的嘉靖初年政治——以君臣文书交流为中心的考察

以议礼为线索,嘉靖初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纷争。在李福达案与科、道互纠中,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通力合作,成为嘉靖朝君臣以文书交流的先声与契机。通过君臣之间的秘密文书往来,世宗借汪佃侍讲一事机密、有效地清查翰林官员,皇权在具体政务实施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在张璁、桂萼去职与杨一清受贿两案中,秘密通信成为诸臣攻讦政敌、倾轧同僚的手段。世宗君臣视私密文书通信为重要交流手段,共同铸就了后大礼议时代的嘉靖初年政治。

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亦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反观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虽然力图效法文帝故事,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使权臣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加速了被废黜的过程。

南宋权臣政治的断裂——论宋孝宗的用相方略

南宋权相辈出,而孝宗朝却是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这应源于孝宗独特的用相方略。为防止高宗朝宰相秦桧专权蠹政之弊再度出现,孝宗从相不久任、长期缺相、不次拔相、并相分权、用而存疑、监督宰相等方面采取措施调整用相方略,限制相权,加强皇权,从而成功遏制了权臣政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

为礼所缚的汉代皇权——有关礼之规范功能的一个考察

在中国古代,礼无疑是一套自洽的规范。法律史学界一般只论及礼对法典的影响,很少探讨礼本身,更缺乏对礼治场景的细节性分析。由于汉朝是儒家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初始阶段,因此汉朝皇权与礼制的关系是考察这一问题的有效切入点。在汉代,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儒家思想与皇权的关联性日益强化,学习儒术出身的官员或者说儒吏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礼制的守护将博得儒吏群体的忠心和支持,他对礼制的违反则将导致儒吏群体的口诛笔伐。礼的规范功能正是在皇帝与儒吏群体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它所蕴含的独特法律意味也因此获得阐释。

常道与变易的困境——朱熹论“汤武革命”

"汤武革命"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学说内部"忠孝"与"革命"的张力展现于这一问题之中。朱熹顺承孟子所提出的相关问题,一方面认为当人心发生变化时,天命移转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担心有人以此为借口改朝换代,破坏政治秩序。在这一问题上,他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的矛盾与无奈。他化解这一矛盾的方式则是"格君心之非"。

“进呈取旨”:从御前决策看宋代君主与宰辅的关系

宋代御前决策主要分为进呈、取旨、书写圣旨三个环节。在进呈环节中,宰辅以呈报文书的形式,协助皇帝了解外情,同时也常上下其手,操控信息。在取旨环节中,皇帝具有最终的决断权,但由于经验、能力的局限,常常需要将宰辅的意见吸纳到"圣旨"之中,宰辅则因此获得弄权的机会。书写圣旨时,宰辅有时忠实地记录皇帝旨意,有时则会有所删改。出于防弊目的,皇帝在各环节上,也多采用不同手段对宰辅进行反制。双方的合作更加紧密,博弈也愈发复杂,体现出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

金世宗的君臣共治思想与历史文化认同

君臣共治是金世宗为政理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君主不独断专行,臣下尽辅佐之责,戮力赞治。金世宗君臣共治思想的根源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政治和历史文化的认同。他践行其君臣共治思想也主要是求谏和求贤,应肯定的是,金世宗比肩汉唐的政治追求推动了金朝政治文明和文化发展。

南朝宋齐顾命危机述论

南朝宋齐延续魏晋政治传统,以“顾命”来保障新旧君主的顺利交替。然而,宋齐顾命多以失败告终,造成顾命危机。虽然宋齐诸帝试图通过完善制度、运用权术等方式化解危机,但效果有限,甚至适得其反。其失败的原因,既有顾命制度本身的结构性矛盾,又有南朝皇权复兴的有限性,王朝权力结构的不稳定。路径依赖与政治格局的限制造成宋齐诸帝无法突破顾命制度的框架。不过,从维系江左政权的角度来看,宋齐顾命又并非完全失败。

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

钱穆认为中国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虚君制或者是君主立宪制,丞相是副皇帝,御史大夫代表丞相管理和监察着皇帝。钱穆从推理及皇家片面记述文字来否认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是君主专制社会、秦代以来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他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不论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和制度的设计来看,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钱穆的观点都与秦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不相符合。黄宗羲、顾炎武、梁启超、谭嗣同、鲁迅,以及陈独秀等前代史学家、思想家所作出的中国中古社会是专制社会的历史定论,没有理由进行翻案。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水浒传》的早期接受

首先界定早期为嘉靖时期(1522—1566年)。以郭勋和李开先为个案,通过对郭勋刊刻《水浒传》和李开先创作《宝剑记》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嘉靖时期从上到下大多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忠义的观点,体现了当时对忠义普遍要求的社会思潮,开后来《水浒》忠义说的先河。

“永光顾命集团”与刘宋前废帝初年政局

宋前废帝在位的一年半时间里刘宋政局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激烈的动荡,最后导致南北力量对比发生关键性变化。以往学界对这段历史关注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前废帝诛杀执政及其后的残暴统治上,而对于前废帝初年,即顾命大臣执政时期的政局与权力斗争着墨甚少。事实上在前废帝即位初,由刘义恭等顾命大臣与戴法兴等恩倖联合而成的"永光顾命集团"控制了政局,顾命集团企图加强自己的权力却反而陷于孤立,最终被前废帝消灭,政局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巨变。

试论同治朝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之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美、法等国即提出觐见清帝的要求。此后,外国使臣是否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成为中外难以逾越的外交障碍。中英修约期间和同治帝亲政后,外国方面再次提出觐见问题,并与清廷展开交涉,清廷内部亦就此发生激烈争论。1873年6月29日,日本大使和西方各国公使分别以作揖和鞠躬礼,觐见了同治帝。这一原本属于外交范畴的礼仪之争带有明显而浓重的侵略色彩。同时,清廷觐见礼仪的变改,使其从天朝大国的自我封闭中醒来,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世界,这又是历史的进步。

论中国外戚政治的起源及形成的历史条件

中国最早的外戚干政始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外戚政治是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政治现象,其形成的历史条件有五:在贵族政治向君主集权专制的转化过程中产生,君主专制条件下政治与权力价值观念的转变,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与冲突加剧,皇室内为了防止皇族同姓近亲利用亲族身份篡夺皇位导致的权力争夺与冲突,作为解决文官制度对封建专制制度离心力的补充手段。

晁补之史评的识与见——以《唐旧书杂论》为例

晁补之的史评文章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在《唐旧书杂论》中,他以史学家认真严肃的态度指出了唐代君臣的是非功过。甚至于对受到人们一再褒扬的太宗皇帝和他的贤臣魏征、马周等,晁补之都毫不留情地直揭其短。这些富于激情的议论,生动地表现出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和历史的看法,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情怀。

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以真德秀与徐元杰经筵进读为例

通过真德秀与徐元杰的经筵讲读记录,可知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从而为君臣共治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础,呈现了士大夫以经筵为平台,以学术介入政治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