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ider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of VAT Tax Rebate Policy f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The“Announcement on Deepening the Value-Added Tax Reform”clearly outlines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regarding incremental retention tax rebates.With the advancement of value-added tax(VAT)refor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VAT legislation in China,VAT tax planning f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particularly related to retained tax credits,has become routine.This paper,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analyzes VAT retained tax credits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the status of tax refunds,practical issues,and related processes,and offers suggestions for policy applica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Analysing Individual Income Tax Plan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Based on the Normal Wage Income and Annual Salary of One-time Bonus Tax

Paying personal income tax is related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each faculty.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aculty’s enthusiasm for work,it's very essential to make a plan for paying personal income tax.Based on the method of paying personal income tax,this essay gives a strategic analysis of tax planning with a combination of the university faculty’s actual salary situation.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

基于2012—2021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准自然实验,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能有效提升企业韧性水平,且该政策对东部地区、民营及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来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可通过促进企业现金流流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三条路径增强企业韧性。发挥税收激励提升企业韧性的作用,应提高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精准性,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效应,重点关注中小微民营企业在面对突发事件冲击时韧性增强的路径和策略。

金融投资对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企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微观形态,是创新驱动在微观领域形成的先进生产力。本文以知识生产函数为基础,基于2008~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对其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分析了政府补助和银行信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投资抑制了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而政府补助和银行信贷能正向调节金融投资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抑制效应。路径分析表明,金融投资通过创新投入、发展能力与经营能力三个渠道影响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本文丰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对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研究,并为企业进行合理投资分配以及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启示。

间接税归宿收入再分配效应的时间变化趋势研究——基于减税降费期间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的评估

为保证财政政策效能提升,须准确评估间接税改革的受益群体分布与收入分配效应。基于2012—2020年CFPS微观数据,构建了投入产出税收价格模型,对间接税归宿收入再分配效应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扩围”、税目分立以及一般税率下调使得总体居民,尤其低收入群体间接税有效税率显著下降,提升了社会福利水平;间接税及分税种K指数为负值,在减税降费过程中,税制结构性调整减弱了其累退性;间接税具有逆向调节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但此阶段间接税总体效应已由-5.45%改善至-2.27%,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均有所改善。因此,提出关注初次分配公平,继续实施留抵退税、优化间接税税率与税目等建议,以发挥间接税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端制度优势。

数据要素跨部门共享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银税互动”的准自然实验

打破“政府数据孤岛”是新时代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数据要素如何服务微观企业成长构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依托“银税互动”平台,数据要素可通过跨部门共享释放金融动能继而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借助我国各地市陆续实施“银税互动”的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2年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数据跨部门共享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进行不同产权性质和金融资源发达程度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所在地未实施“银税互动”的中小企业,所在地实施“银税互动”的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得到显著缓解,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银税互动”通过降低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和提振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中小企业未来发展信心的机制实现缓解效果,且该缓解效果在非国有中小企业和所在地金融资源匮乏的中小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成果表明,以“银税互动”为典型的数据要素跨部门共享实践有助于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对“银税互动”和企业融资约束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拓展,同时为党和国家不断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非正常损失下增值税损失补偿责任之重构

由管理不善行为导致的非正常损失特殊情形,被保险人客观上遭受之税额损失未能得到保险人充分补偿。近因原则下税额损失与造成非正常损失之保险事故紧密联系,是“一因多果”逻辑下非正常损失结果之延续及扩大。保险人在保险范围内不予赔付之行为,不符合损失补偿原则中“充分补偿”之要义。实务当中裁判标尺不统一需通过立法完善:应明确在过失性管理不善情形下之损失为非正常损失;在保险范围内,保险人针对非正常损失情形之补偿,应一并补偿税额损失,以达至保险人义务之完全履行;在保险范围外,本着为企业纾困之目的,应将留抵退税作为法定救济渠道,对遭受非正常损失之企业予以适当补偿。

减税冲击、土地调控与城投债定价

减税冲击会加大地方财政压力,而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城投债发行利差上升;然而,城投债是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融资手段,地方政府有动机采取增信措施来抵消减税冲击的影响,甚至促使城投债利差下降。基于2017—2019年的三次增值税税率下调实践,通过产业结构、减税点数和政策时间构造地级市层面的减税冲击变量,分析发现:减税冲击会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但地方政府会采取土地调控措施来为城投公司提供增信,导致城投债的发行利差不升反降;具体而言,面对减税冲击,地方政府并没有调整土地出让结构、提高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出让价格,而是通过向城投公司注入土地资产、提高商服用地出让价格的路径来提升城投公司的融资能力、抵押价值和信用水平,这也反映出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运作方式已由土地财政转向土地金融。因此,应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和出让环节的双垄断格局;划清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界限,促进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改变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调控的局面。

营改增背景下考虑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的供应链信用融资决策研究

本文针对营改增背景下考虑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的供应链信用融资决策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本文明晰了考虑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的供应链两阶段信用融资模式,其次采用逆推法,建立营改增前后供应链各主体在不同信用融资模式下的最优决策模型,并对模型中期权执行价格、税率等决策参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最后通过仿真分析对比研究营改增前后供应链各主体的最优决策变化以及营改增政策对供应链融资均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向期权价格、看涨期权执行价格的增加均会使零售商的订购数量减少;看跌期权执行价格对零售商订购数量的影响则相反。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机制减轻了生产商提供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的税负压力;营改增后的生产商信用融资模式下,增值税率的变化不会直接影响零售价格及零售商双向期权订购方式下的订购数量;当零售商采用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时,生产商信用融资模式较银行信用融资模式更具成本优势。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采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调整企业雇佣决策进而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较高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估测研究

选取2015—2021年上证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DID双重差分和多元回归模型,探究2018年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12类4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与提高主营业务专注度,对公司业绩有积极正向支持作用。这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为现行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公司提升经营业绩提供决策依据。

“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减税降费”的重要手段之一,即将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的差额部分税款进行退还,进而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降低融资约束影响,有利于企业减轻资金压力。目前,有关增值税留抵退税对制造业的影响机制、作用等相关研究文献较少,针对创新影响方面的文献则更少。鉴于此,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呈正向促进作用。

创新激励政策促进数字企业研发的效应比较

剖析政府创新补贴、所得税优惠、研发加计扣除三项创新激励政策对数字企业研发的影响机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系统GMM模型,收集2014—2021年创新激励政策、数字企业上市公司研发相关数据,测度并比较不同创新激励政策对研发的效应大小。结果发现:对于研究投入,单项政策“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双项政策“政府创新补贴+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三项政策效应小于双项政策的最大效应;对于开发投入,单项政策“政府创新补贴”效应最大,双项政策“所得税优惠+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三项政策效应大于双项政策的最大效应;对于研发产出,单项政策“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双项政策“所得税优惠+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三项政策效应大于双项政策的最大效应。

纳税信用评级、信息不对称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税收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也是税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2014—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纳税信用评级为A级可以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机制检验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为A级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研究,也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税收征管方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了吗?——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2014-2021年A股制造业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2018年实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否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以验证。理论逻辑在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企业的研发意愿增强,研发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制造业企业需要购进生产设备进行研发活动,而现金流的返还让企业不再担心会因为采购机器设备而产生大量的留抵税额;企业生产模式和生产理念的转变,也会更偏向于进行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在产权性质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仅对非国有企业研发能力有激励作用;在成长速度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成长速度快的企业提升研发能力产生了积极效果。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与效率视角

利用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从创新与效率视角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融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正相关,研发投入、营运能力和代理成本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商业信用融资有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营运能力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进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美国清洁汽车税收抵免措施的WTO合规性:兼论新能源补贴规则改革的中国因应

2024年中国就美国《通胀削减法》下清洁汽车税收抵免等措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参照以往案例所形成的法律标准,清洁汽车税收抵免措施涉嫌违反最惠国待遇义务、国民待遇义务,同时,中国可证明争议措施构成被禁止的当地含量补贴。争议措施不满足区域贸易协定例外、公共采购例外和国内生产者补贴例外的条件。美国难以成功援引一般例外条款免责。除非美国证明存在“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并且争议措施与保护其明确阐述的基本安全利益有关,否则美国也无法证成安全例外条款抗辩。在中国的因应策略方面,需要加强贸易合规性审查和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同时加大基础研究支持等研发补贴力度促进科技创新,一视同仁地支持各类所有制、各种规模企业,坚决防止和遏制不规范和无序的产业补贴促成产能过剩。中国还可倡议和推动恢复并完善SCM协定下的环境补贴条款,并将歧视性新能源补贴界定为禁止性补贴。

环保税制改革对审计收费的溢出效应——基于环境风险治理和生产结构优化的双重视角

选取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数据,研究环保税制改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税制改革能够显著降低审计收费,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环保税制改革通过发挥“环境风险治理效应”和“生产结构优化效应”降低审计收费。异质性分析显示,环保税制改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随着审计供给方和需求方特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同样随着宏观外部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环保税制改革在微观层面的政策效应研究,而且有助于审计师强化对环保税制改革的风险认知,为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绿色信贷政策与重污染企业税负粘性——基于税盾效应的解释

对于重污染企业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加剧了其融资约束及投资挤出,导致其经营状况恶化风险加大,税前可列支金额减少,税盾的节税效应削弱,税负粘性和税负痛感增强,进而产生更大的绿色化转型压力。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22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企业的税负粘性显著存在,绿色信贷政策进一步加剧了重污染企业的税负粘性,该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排除相关政策干扰、样本优化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削弱债务税盾效应的路径来加剧重污染企业税负粘性,而非债务税盾未能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相对来讲,绿色信贷政策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成长期重污染企业、税收征管强度较大地区重污染企业税负粘性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切实减轻企业的税负痛感;利用好绿色信贷政策的积极效应,促使重污染企业将转型压力转化为转型行动;加大对民营企业和成长期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并避免因过度税收竞争导致企业税负过重。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中国深化改革、全方位构建对外开放格局的试验田。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该结果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与PSM-DID等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化有信贷支持、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三条路径,且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融资困难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制度创新水平高的地区更显著。因此,要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势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发挥制度创新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