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applicable problems of the rules of the exclusion of the illegal evidences

With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of the exclusion of the illegal evidences is more incline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s, the problems in view of the rules of the exclusion of the illegal evidences are also prominent,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ambiguity of the scope of the application, the start of the program of the exclusion, and the formalization the trial certificates and other aspects.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tarts from the concept of the illegal evidences, and expounds the principles of the exclusion and the abilities of the evidences, and especially explores the abilities of the evidences and the probative forces.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 author strictly proves the virtualization of the standard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positive solutions for strengthening the exclusionary procedure of the illegal evidences.

非法微信证据排除规则构建

在互联网应用常态化下,微信早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易存储、易提取等优点使得微信证据成为诉讼双方当事人使用最为频繁的电子数据证据之一。但由于其具有流动性与虚拟性,存储方式与取证方式呈现多样化,导致恶意截取、私自伪造证据等问题层出不穷。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在民事诉讼领域已初步确立,但在具体适用方面尚缺乏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体系和规则明细,亟需确立微信证据“三性”审查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

引诱取供的证据审查规则重塑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在刑事案件证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随着刑讯逼供等暴力手段逐步减少,引诱取供成为现有制度下最便捷的取证手段之一,呈现出结合性、黑数大等特征。实务中由于混淆言词证据取得禁止与使用禁止的界限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准确适用,证人出庭作证机制的虚置、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庭审方式等配套引诱取供审查措施的不完善均导致认定供述证据能力的判断流于形式。为规制侦查机关的非法引诱取证行为,应当从引诱取证的概念解构出发进行重塑,明晰证据取得禁止与使用禁止的界限,从痛苦原则、自愿性原则、真实性规则重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引诱取证中的适用,还应当建立健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机制、案卷移送过滤机制,以完善供述的合法性审查,从而实现对引诱取供的证据审查规则规范化、法治化。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证据种类,已经成为当今网络数字时代的“证据之王”,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身份”尚不明确、权利基础较为薄弱、规则内容尚有缺失。对此,应当补充完善《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地位及其救济的基本权利,并以权利保障为基点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的源头规则,探索兼顾权利救济与真实性保障,有层次、有重点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路径,为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打通出路。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初探——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

对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反映了民事诉讼对程序权利和宪法权利问题的关注正日益上升。而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内容 ,则与一国的诉讼体制和诉讼传统密切相关。作者认为 ,首先 ,为了实现程序公正 ,就要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同时 ,为了保证民事诉讼目的的全面实现 ,就应在刚性规定之外 ,给法官提供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 ;此外 ,为了避免审理法官受非法证据的不当影响 ,应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之外 。

从制裁到预防: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机制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关于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标准应当同审判阶段完全一样的看法,是对立法与司法的误读。受此影响,在规则要求与追诉职能配置之间、在严格的程序法定主义与控制犯罪的诉讼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冲突关系。在审查起诉阶段,平衡这种冲突关系的功能性机制是预防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源于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的功能差异。但预防性适用有其前提条件,即所适用的非法证据须具有真实性。如真实性没有问题,应根据其违法程度、补救必要和补救条件分别加以处置,其补救方法包括补正、解释和重作。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建构

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合法性、可靠性以及法律真实的必然要求。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我国应当结合司法审判实践经验并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建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制度改革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证据制度与诉讼制度需要相互协调,为此应当建立与我国诉讼模式相适应的证据失权制度、举证协助义务、强制答辩制度和阐明权制度。在构建证据规则体系时,对于基于证据力弱而限制证据使用的规则应持谨慎态度,必须认真考虑从立法角度概括地排除某一种类的证据可能给个案公正造成的不良影响,或不采用这样的规则而将问题交由法官决定或明确列举不予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况。证据立法应尽量选择通俗易懂的方式,立法语言的精英化只能造成法律与大众的疏离,社会需要的不仅是一个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规则体系,更要求这一体系能够贴近大众。

讼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笔者借鉴了国外有关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产生的背景原因 ,指出了一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会受该国法律文化传统 ,政治状况 ,刑事诉讼价值等的制约。分析了国内学者的不同观点 ,认为应当在我国确立“排除加例外”的非法证据规则 ,并尝试了具体规则的设置。

刑事证据排除规则之体系梳理——以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区分为进路

证据规则用以规范的是哪些案件材料可以或不得被裁判者用来认定案件事实的问题,分为证据采用规则和证据排除规则。其中,证据排除规则是决定案件材料能否转化为定案根据的关键。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层次化、系统化的规范体系,应作广义理解。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区分为视角,又可进一步分为证据能力的排除规则和证明力的排除规则。证据能力排除规则是以价值论为导向的保障性规则,如鉴真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等;证明力排除规则是以认识论为导向的事实认定规则,如补强证据规则、瑕疵证据排除规则等。

非法证据排除——价值的权衡

文章以非法证据的两个特征:证明力、非法性为基点,挖掘它们之中的法价值,用价值比较的经济学方法分析非法据证排除规则,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新发展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细化、扩充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初步确立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对重大程序性违法获取的供述如何处理予以明确。与此同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予以完善,一些规定具有突破意义。《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实体性规则存在不足,对一些争议问题没有规定,一些规定仍然较为模糊,实践中可能会存在争议。《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修订是有必要的,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修订规则时,应当反思规则修订的具体方法。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证据制度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证证据有效性的重要规则,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又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前提和基础。我国要建立符合国情的科学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必须首先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从目前国外情况看,存在三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即虚伪排除理论、人权保障理论和违法控制理论。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司法状况,我国应当将基本人权保障理论和重大违法控制理论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在侦查程序中的导入

个人信息权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人权的新面相。我国大数据侦查模式发展忽视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出现了信息收集行为权能性质不明、信息收集门槛过低、信息过度收集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信息权在侦查程序中的缺位。在侦查程序中导入个人信息权,既需要宪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确权化,也需要刑事诉讼的立法精细化,同时亦需要司法审查发挥作用。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设立专门的信息监察机构,以强化对个人信息权的保障。

证据禁止理论初探

本文以德国证据制度为视角,探讨了证据禁止理论的分类,证据使用禁止理论的功能,以及证据使用禁止的判断标准。德国的刑事诉讼反对不计代价、不问是非、不择手段的真实发现,其证据制度始终在发现真实与法治程序之间徘徊,并力图寻找两者的平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后侦查工作变革之展望

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证据收集的角度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将非法证据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的证据;另一种是并未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侵犯,但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的证据。因此,不同于其他国家以人权保障为要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期待,对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必然会推动执法意识、程序规则、侦查体制等多方面的变革与完善。

从实践应用到证据法定:大数据证据的理论证成与规则建构

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证明价值愈加凸显。在肯定大数据证据实践证明价值的同时,囿于大数据证据在我国证据法地位的缺失、证据审查判断规则的缺位,使得大数据证据在法庭审查判断时表现混乱、在法庭质证时辩护效率低下,导致证据裁判规则规范侦查行为的价值功能失灵。从大数据证据的内生应用逻辑出发,大数据证据成为独立证据具有实践基础,包括大数据证据改变了传统证据的司法认知路径,推动了印证证明模式向综合验证模式的转向;大数据证据成为独立证据具有现实基础,包括电子数据无法与大数据证据等同、书证难以包容大数据证据、鉴定意见与大数据证据存在明显区分以及大数据证据与勘验、检查笔录和证人证言等法定证据类型存在诸多区别;大数据证据成为独立证据具有法理基础,从程序法的角度可以发现我国法定证据的分类存在着与取证型侦查行为密切相关的司法逻辑,即一种取证型侦查行为的诞生便会产生一种相对应的证据分类,结合当前我国新型犯罪侦查治理的需要,基于大数据搜索、大数据挖掘等新的取证型大数据侦查行为的出现,大数据证据成为独立证据类型也同样符合我国基于取证型侦查行为的诞生而伴生新的证据类型的法理基础。从大数据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合法性审查、科学性审查以及关联性审查等方面建构我国大数据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以印证证明为基础,建构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事实与事实之间,及其证据、事实与数据之间“网状式验证”的综合验证规则;以及建构包括绝对排除、相对排除为内容的大数据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有效推动我国大数据证据的基本理论证成与证据应用规则的完善。

我国证据裁量排除模式的基本构造

我国证据裁量排除模式呈现出"行为—基准—例外"的基本构造。取证行为不符合法定程序应指不符合法律设定的取证程序,在法律条文文意和目的射程范围内的制定规则也应是法定程序的组成部分。在判定行为具有违法性后应进入第二层的基准判断,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是立法设定的宏观裁量基准,对其判断宜综合考量以下微观基准:违反程序的情节和频率,违反程序的后果,违反程序时的主观意图,违反程序与取得证据之间的因果联系,违法行为所侵犯的权益种类和轻重,证据的价值。依照裁量基准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检控方可主张存在排除例外。补正与合理解释不是证据排除规则的裁量基准,而是需要主张者进行证明的排除规则的例外。我国裁量排除可遵循三步判断模式:先进行违法行为主观方面的判断,再进行违法行为客观方面的判断,最后权衡追诉利益和预防将来违法取证之效果,决定是否排除系争证据。

检察机关审查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探讨

我国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能,能够发挥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加强对侦查主体行使权力的监督;满足检察机关与法院互相配合特殊关系的需要;确保检察机关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校正辩方弱势的不平衡。通过实证观察,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运作并不乐观,存在非法证据界定不明、缺乏审查排除程序规则等问题。有必要正确界定非法证据,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设置对抗性的听证程序,构建包括启动、审查、处理、救济环节的检察机关审查排除非法证据机制。

证据排除规则与准确认定事实的逻辑关系思辨

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保障证据可靠性的排除规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准确认定事实,但实际上证据排除规则很难发挥这种功能。首先,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并未作清晰的区分;其次,我国目前尚缺乏有效的证据隔离机制;最后,在一些刑事案件当中判决书存在证据说理不足的情况。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在促进准确认定事实方面很难发挥大的作用,当前证据排除规则的关注重点应在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其它社会价值。为了促进准确认定事实,应从认识能力、认识手段、认识方式等方面努力,提高裁判者的证据推理水平,发展并合理运用科学证据,还要改变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