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东西方教育模式,培养“T”型人才

“T”型人才资源的开发 ,将意味着全世界掀起一场教育变革。东西方教育各有各自的模式 ,于是培养出不同特点的人才 ;东西方教育模式是相通相融的 ,我们要根据这种互补性 ,扬长避短 ,培养学贯中西的人才 ;为了培养“T”型人才 ,应该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实行改革。培养“T”型人才 ,东方教育要改革 。

海峡西岸经济区知识型人才流动的测评研究

作为特殊性人口资源,知识型人才的流动关系到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文章以海峡西岸经济区为例,基于2006~2014年数据,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对其区域内20个市的知识型人才流动水平进行了测度。通过研究发现,厦门、莆田等八大城市较为合理,福州、泉州、温州等五大城市偏高,三明、南平、宁德、衢州等七大城市偏低,通过与人口净流动量等相比出入不大。这与区域制度、经济、文化、科技、自然五大环境密切相关。据此,文章从协调组织、产学研联合、产业转移、＂海西＂文化、教育体系、生态经济等多方面提出促进海西知识型人才合理流动的建议。

搞好人才资源开发再创西部石油辉煌

西部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也是中国陆上石油工业再次腾飞的双翅。论述了党和国家提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石油工业二次腾飞、再创西部石油辉煌的重要意义。简要阐明了搞好石油企业职工人才资源开发和教育培训与再创西部石油辉煌的紧密关系,并详细论述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领导重视,完善体制,建立激励体制,采用多种方式,加强石油职工人才资源开发和教育培训的基本作法、模式以及已经取得的显著成果。

西部-东部人才需求-供给模型及其动力学分析

以西部人才需求、东部(沪苏浙等高校集中地区)人才供给为背景,从动力学角度出发,建立西部-东部人才需求-供给系统,定量研究人才西输及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中,西、东联动双赢战略,从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两方面讨论了系统平衡态的稳定性。并且数值模拟的结果与理论推导的结论基本吻合。分析表明,通过调节参数可以使系统处于稳定发展的区域中,即人才需求-供给系统可以通过政策调控等手段达到稳定。

两晋、刘宋统治益、梁政策之异同

晋武帝在徙民、削州刺史之权同时 ,还在益梁实行奖拔蜀人的用人政策 ,东晋控制益、梁后 ,则摈巴蜀人士于统治集团之外 ,导致谯纵之乱。刘宋政权除排抑蜀人外 ,还加强了控制 。

加快河南人才资源开发的理论思考

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人才已成为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作为地处中部的河南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 ,面临“东压西挤”的不利局面。河南要摆脱这种被动状况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 ,就必须树立“人才资源第一”的观念。通过引进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等机制 ,加大人才资源开发力度 ,提高人才资源利用效率 ,为加快河南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浅论西部大开发中的东西部契合点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国西部地区在良好历史机遇面前 ,面临如何重新定位 ,开发自己。以东部基础项目建设、资金利用、人才待遇等方面为参照 ,结合西部实际状况 ,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 ,必须依靠市场经济促进东西部的资本、项目、人才整合 。

中学、西学与东学——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的知识结构与话语立场

由于代际与经历的不同,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呈现出复杂的知识结构,要么侧重“中学”,要么侧重“西学”,要么学贯中西,但在中学与西学的两极之外,还有关于日本的学问与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学问,我们称之为“东学”。中学、西学与东学的知识变奏,使得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也在理性、自由、激进、保守等不同话语立场的辩驳与冲撞中,将现代汉语诗学话语演绎得淋漓尽致、丰富多彩。

容闳历史贡献及思想启迪的扩展性研究

容闳是珠海文化历史名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和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人物。容闳在海外留学、现代教育、对外开放、文化沟通、外交理念、科技引进等不同侧面留下的历史背影,均有耐人寻味的现实启迪。作为＂留学生之父＂,容闳在确立培养新式人才的战略性目标、倡导西学东渐的教育改革方向、坚持中学为体和东西合璧的教育主张、提出并实施知行并重的教育方针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对于容闳与太平天国的复杂关系,容闳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交往,容闳与康梁的关系及其参与政治、影响改良维新运动的历史评价,等等,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扩展视野、转换角度,发掘其历史作为的现实意义。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国际知识传播

知识翻译之核心在于国际知识传播。“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就是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国际知识传播,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融和全球性知识体系的建构。知识翻译学不仅是一种新的翻译理论,更是一种翻译实践。知识翻译在知识再生产和知识再传播的基础上,更是一种知识外交的国家战略行为。

论课程知识的文化本质——基于东西方文化的诠释与比较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课程都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课程知识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又为诠释课程知识谱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参照和依据,主要表现为:东西方文化主体观的差异决定了课程的文化选择;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影响了课程的目的定位;东西方文化认识论的差异制约着课程的实践取向。从文化的角度阐释课程知识的本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东西方课程知识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根源,从而厘清课程的知识谱系。

田吴炤译书行迹考述

甲午战败之后,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效得到中国人的肯定,因此从日本辗转输入西方知识也成为一种潮流。晚清时人田吴炤自幼年起接受中式传统教育,旧学素养深厚、多闻博览;成年后开始学习西方知识,外出留学。在中学方面,他继承乾嘉考据学传统,撰就《说文学》著作;在西学方面,作为两湖书院的优等生,受张之洞和梁鼎芬的赏识,于1899年东渡求学,归国后翻译日文书籍,引进新学知识。其后又于任职驻日使馆期间,寻访旧籍,载归中国,介绍逻辑学、心理学等新知识。同时,田吴炤的翻译作品也随着众多日本新词汇融入汉语,日本新词汇在中国语言中形成了包括上游字、下游字的贯穿为一的词汇体系,从而使西方的新学知识依靠这套词汇体系才得以输入,在当时中体西用和东学中传思潮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然而,类似田吴炤这样经历复杂且不以翻译家或学者名世的近代知识分子颇不乏人,但在近代中国史(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其地位往往是湮灭不彰。故此,这里考证了田吴炤的生平、求学经历、交游及若干主要活动,在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特意对田氏一生译书行迹进行考述,研析其翻译作品的情况,探讨他的翻译方法和引发的反响,借此展现其在近代中国东学中传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