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小说斩蛟故事的演变

斩蛟故事是中古志怪小说重要题材之一,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诸多变化。首先,作为斩蛟者的人身份由勇士向道士进行转变;其次,蛟在文本中的形象由符号化逐渐变得具体;最后,斩蛟手段也由刀兵斩之转向道术御之。这些变化反映了先民战胜以蛟害为代指的自然灾害的勇气与决心,也深刻反映了中古时期佛道两家思想传播对民众心理的影响。通过对中古小说中斩蛟故事变化的分析,揭示这些故事在民族心理、历史传承与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意义。

《搜神记》中的民间生活理念及文化价值

《搜神记》中的神异记载与百姓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民间百姓寻求方术的背后寄托着他们对生活幸福的追求。神仙鬼怪等非常之事与文本深厚的生活基础和逻辑互为表里,展现了朴素生动的世俗生活理念:鬼神信仰中对人事的注重,理性平和的做人风范,在顺应自然中保持人的主体性。这些民间生活理念整体上具有积极实践、平和淳朴的特点,呈现一种民间鬼神信仰与儒家文化杂糅的状态,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

The Use of Chinese Supernatural Elements in van Gulik＇s Series Judge Dee Mysteries

上世纪中期,博学的荷兰汉学家罗伯特·汉斯·凡·古立克(高罗佩)深为中国古典公案小说所吸引,并受其人物、情节和结构的启发,写下了一系列探案小说(1959-1967),旨在引导西方读者认识一种在西方几乎不为人知的文学类型。在他看来,由于与西方侦探小说的鲜明惯例存在诸多差异,传统写法的中国公案小说无法吸引西方读者。凡·古立克概括了中西侦探小说的5大显著区别,并创作了自己的系列探案小说,试图尽可能地忠实于公案小说传统,但为了不使西方读者感到疏离,又对一些习见的中式特征(如超自然因素)做了省略或修改。本文通过比较作为这位荷兰汉学家研究起点的中国小说《狄公案》(成书于约1890年)和凡·古立克自己创作的狄公探案传奇,考察他是如何在不违背以现实主义为主的西方经典侦探小说形式的同时,加入了中国的超自然因素。

小说观、小说史观与六朝小说史研究——兼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有关论述

小说观和小说史观是构建小说史的核心和灵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奠基之作,也规范了中国小说史学八十多年的发展。然而,其以小说为虚构的故事的现代小说观与六朝志怪和志人作品的创作思想和认知方式大相径庭,按照进化论所构建的小说发展线索也不能客观反映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中国小说史的建构从鲁迅开始,不必也不应该到鲁迅就结束,全体小说研究者都有责任和义务用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来重构中国小说史,让中国小说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以推动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努力探讨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及其文化特色,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借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结构与功能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内容丰富,既有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空间,也有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超现实空间、魔幻空间和象征空间等,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主要有两类叙事结构:现实空间与非现实空间的穿越,空间秩序由混乱回复到平衡的过程。这些空间叙事具有实现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主题化,推进叙事视角转换和情节发展等重要功能,对于中国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狄公案》的中西流传与变异

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是荷兰伟大的汉学家与作家,他的《狄公案》系列创作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详细分析了狄公故事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出发,通过高罗佩的翻译进入异质文化并影响到他的创作,而后再次通过翻译返销回中国本土的三个阶段。《狄公案》的流传与变异经历了起点—终点—返回起点的双向交流圆形循环过程,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罕见的成功案例,反映了一种相互交流、反馈、共生与互补的关系。它代表着比较文学译介学的价值与意义。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汉志》小说包含先秦小说与汉代小说两种类型,先秦小说是先秦语体文献在战国时期的新发展和新样式,本质上属于语体。这两类小说反映先秦两汉时期小说演进的两种类型,同时也预示了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嬗变。《汉志》所著录小说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语体意义上的小说观念,一是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这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被《汉志》杂糅在一起,这不但遮蔽了先秦"小说"观念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模糊了现代意义上小说观念的真正起源。另一方面,《汉志》有关小说的看法尽管源于对先秦小说的认知,但它所阐明的小说观念主要是围绕先秦社会采集民间议论这一现实而展开的,这意味着《汉志》的小说观念与先秦小说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魏晋“志怪”的社会新闻文体论证

魏晋"志怪"这一文体一直被划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领域,其历史原因是概念内涵上的模糊、对志怪文体错误的定位。实际上"志怪"的内容是中国早期的社会新闻,它在内容上属于"实录"性质,不是虚构,因此不属于小说;"志怪"在采辑过程中很讲究时新性和知新性,文字多重奇闻怪谈,因而也有别于史传文字。

岭南汉唐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源头,滥觞于西汉初年,成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尚有余音。其内容包括岭南的远国异民传说、山川湖泊传说、动植物传说和奇珍异宝传说。在创作意识上,由两汉的"实录"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尚虚构",再发展到唐代的"有意为小说"。在艺术上,两汉叙事粗陈梗概,语言质朴;魏晋南北朝叙事完整,语言渐趋优美;唐代叙事生动曲折,语言华美绮丽。

葛洪《神仙传》创作理论考源——以《左慈传》为考察中心

战国至秦汉的神仙方术传统和魏晋之际输入中土的佛教神通观是葛洪《神仙传》中左慈等方士变化之术的两个理论来源。其中后者极大丰富了道教物类变化术的表现类型,对中古志怪小说表现神通情节和神通道人起到示范作用,而此一特征早在葛氏写作《抱朴子内篇》时已肇其端。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到底说什么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性质和根本旨趣是什么,它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需要我们认真回应的洞见,今天依然是有必要追问的问题。而对其基本结构和根本旨趣的细致分析和切题把握,使我们达致这样的结论:《逻辑哲学论》的性质和意义是伦理的。该书所说的神秘的东西及其体验的内在意蕴乃是道德的超验维度,而他关于以其沉思为事情和主旨的道德形而上学终结论,所呈现和表达的正是道德的超验维度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科学的时代的基本处境。

志怪小说艺术特征辨证

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式形成并兴盛繁荣,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有重要地位和价值。而一些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艺术特征却重视不够,论述有失偏颇。本文结合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品,从三方面简要论述了志怪小说的主要艺术特征,并对其进行辨证,说明志怪小说的艺术特征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言笔记体小说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方面已臻成熟,它在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佛教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冥界观念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特殊的时代背景给佛教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佛教思想在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同时,也与中国本土文化不断融合,其中给中土传统鬼文化注入了诸多新的文化因子,使中土的冥界观念不断发生演变。

从《史记》“志怪笔法”透视司马迁的情感因素

关于《史记》的“志怪笔法” ,学术界论述颇详 ,但很少有学者从情感出发去解读和挖掘其背后的东西 ,设身处地地理解司马迁的心灵世界。其实《史记》是太史公的心灵史诗 ,史蕴诗心 ,它超越了具体的史实和叙述层面 ;在“善恶报应”说和“天命观”论调的深层 ,包含着一位正直史学家对于不合理社会现象所作的非理性说明和不自觉的情感渗透 ,我们得细加琢磨方能领略其“得意忘言”的特殊旨趣 ,这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

《聊斋志异》曲笔手法的运用

蒲松龄以满腔朝代兴替之慨、民族压迫之恨和个人科场失意之怨忿,从一个底层乡村知识分子的视角,揭露了满清统治的腐败黑暗,发泄了一种"孤愤不平"之气。然而,在"文字狱"猖獗横行的康乾时代,面对残酷的镇压,人们普遍噤若寒蝉,蒲氏的刺贪讽世的创作愈发显出勇气和胆识。为了避开文网,他采取了幻化与变形、并置与对比、虚写与实写、影射与暗喻等曲笔手法,使作品既具有历史价值更富于文学魅力。

贵族式民主精神——希腊神话传说特征探析之三

希腊城邦时代,古希腊社会所以具有同东方专制王国不同的发展特色,关键在于荷马时代形成的体系神话传说具有的特征,即神界统治呈现的"贵族式民主精神",它深刻影响了古希腊人在走向文明时对政体形式的选择,也是希腊神话传说流传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西方叙事理论观照下的中国六朝志怪小说

“丛残小语”、“尺寸短书”以及小说雏形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认识,迄今事实上仍然束缚、限制着人们从叙事艺术的角度对中国六朝志怪小说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西方叙事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我们发现,六朝志怪小说在客观性叙事、重复叙事、叙事时距等层面同样具有耐人寻味、值得一书的叙述意味,同样具有骄人的不可忽视的叙事艺术成就。

论《耳食录》志怪幻想的创新特征

纵观志怪小说发展的历程,有一条由物到人、不断人格化的轨迹,《耳食录》中则出现了与此方向相反的拟物化模式。以往的志怪幻想大都具有外向性特征,《耳食录》则表现出内向性特征。这些变化在志怪幻想自身的嬗变过程中具有创新价值,它触及和影响了志怪幻想的基本模式和框架,体现了志怪想像在某一方向上的转折。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耳食录》当作一般的志怪仿作看待。

爱伦·坡恐怖小说创作动机新探

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以其恐怖小说闻名于世,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探究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及其作品显著的风格手法和思想主题,爱伦·坡恐怖小说的创作动机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他的恐怖小说创作受到了欧美哥特文学传统的影响,二是受到了其自身创作理念的支配,而最为重要的,爱伦.坡是以恐怖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来彰显人性的危机。

著书者之笔与清代志怪的衍化——以志怪中西洋元素为分析线索

早在＂反迷信＂一类的近现代话语出现之前,志怪就开始了自身的解体过程。清代＂著书者之笔＂是以诠释为特点的志怪,立言性和知识性导致传统知识谱系中志怪话语方式的解体。＂西洋＂作为新的＂殊方异物＂,为梳理志怪的衍化提供了知识性线索。自《山海经》始,志怪就成为中国古人阐释和接受异域风物的方式与框架。清代小说对西洋的＂志怪＂包括因袭与阐释两条路径：用传统的志怪话语叙述新见闻,使之成为＂熟悉＂的怪异模式;＂著书者之笔＂的＂释怪＂与＂寄所欲言＂,使怪异成为考据、议论的对象,志怪成为＂释怪＂。两种衍化殊途同归,隐含着志怪解体的必然性。清代西洋元素渗入志怪题材,虽没有形成系统连贯的类型与主题,但其体现的志怪＂无怪化＂倾向,却是观察这一文体性质及其走向必然解体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