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预约式高校教师谈心谈话模式实践研究

谈心谈话是辅导员开展深度辅导工作必备的基本素质和工作技能,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工作质量可控性低、学生主动参与意愿不足等困难。谈心谈话创新模式有助于达成谈心谈话育人目标、更精准高效地服务学生需求、促进协同育人工作开展。在院系构建主题预约式谈话的实践工作,组建多元化谈心谈话教师队伍,划分谈话主题,凸显学生主体地位。主题预约式高校教师谈心谈话模式将标准化与定制化相结合开展工作,发挥师生个人特色优势,形成深度辅导工作的良性循环。

《经典常谈》的“浅”与“深”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全书由浅入深,语言凝练、浅近、活泼,譬喻生动形象,体现出朱自清深厚扎实的知识储备及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精准把握,对于当下古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聊斋志异》俄译风格与接受研究

译本是作品域外接受研究的起点,译本风格是域外接受顺利与否的重要因素。俄罗斯当代文学出现了引用、阐释及借用《聊斋志异》典型形象的文学作品,但对此产生的原因及与翻译风格之间的关系研究不足。本文以翻译风格为视角,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比分析《聊斋志异》(俄文版)译者伊万诺夫、阿列克谢耶夫、法因加尔和索嘉威对《聊斋志异》的接受差异及成因。在此基础上,针对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中对《聊斋志异》文本阐释、引用等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阿列克谢耶夫翻译风格能有效帮助读者感知中俄两国文化差异,并为读者实现中俄文化对话提供了可能性,是俄罗斯作家接受并将《聊斋志异》所呈现文化元素、人物形象融入俄罗斯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

亲子谈话和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

社会经验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关系密切,而亲子谈话是儿童社会经验的重要来源之一。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亲子谈话的内容和风格均与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相关,而中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内容和风格上的不同特征也与儿童在心理理论发展上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有所呼应。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提示,具有文化特征的亲子谈话可能影响了我国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我国儿童独特的社会化环境,并进一步关注在儿童不同年龄段亲子谈话对心理理论的影响。

青少年生命认知的影响因素初探

有关青少年生命认识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薄弱地位。通过对中小学生的生命认知及相关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个体经历不同,在死亡认知上的表现差异显著,经历过人的死亡的青少年有更多表达了对死亡本质的认知,较少表达对死亡的具体形象认知;父母的应对方式不同,导致青少年对于死亡认知的表达有显著差异。日常生活中对死亡事件是否讨论,会影响到青少年对生命以及死亡的认知。生命认知方面,有过讨论经验的青少年有更多对生命表达态度的认知;死亡认知方面,有过讨论经验的青少年有更多对死亡本质和表达态度的认知。

专家型教师与熟手教师运用元认知提示语的数学课堂比较研究

运用课堂观察及录像文字记录稿分析的方法,对数学新授课中专家教师与熟手教师运用元认知提示语的状况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专家型数学教师善于运用元认知提示语使学生经历＂思维和情感＂的困惑,感受新学习内容产生的必要性,注重思维过程和思维策略的引导,较好地渗透了启发式教学思想;而元认知提示语运用较少的熟手数学教师＂简单告诉＂的教学行为较多,学习内容的生成不自然,注重思维结果的获得;元认知提示语的运用与数学教师的教学风格有关.需深化教师对元认知提示语教学价值的认识并合理运用,使数学教学自然而合乎情理.

冲突话语的会话分析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基于会话分析对冲突话语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如何基于会话分析去指导冲突话语研究,国内学界尚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结合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从会话策略、会话结构及会话风格对这一研究进行三维呈现,可以促进我们对其有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广泛地应用。

论死亡事件的教益

具有一定社会和个人教益并且能够唤起公众关注的死亡构成了死亡事件,在其诸多性质中最重要的性质是可谈论性。死亡事件的教益首先体现在它帮助人们领会死亡以何种极端方式与人们照面;其次,它构成思想史或文化史谈论的永恒话题,充分显示死亡问题取向立意的丰富,苏格拉底之死与王国维之死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三,从夏佛事件中认识到死亡事件可能影响人们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与争议,推动法律和伦理等观念形态的变化;最后,通过对陆幼青与他的《死亡日记》的剖析能够看到,死亡事件成为个人表达复杂的临终感受的主观抒情活动,从而影响社会对濒死体验的认知方式,影响大众对死亡的思考方式、谈论方式。

《世说新语》与“世说体”小说流派的建构

《世说新语》以其展示的魏晋风度以及独特的叙事方式获得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认可,从唐代至民国出现了30余部模仿之作,形成了一个小说流派——"世说体"小说。这种小说流派以历史或当代的真实人物为描写对象;内容按照分门别类的体例,以类相从;故事规模属于短篇体制;文字表达简单隽永。"世说体"小说以特殊的叙事方式,生动地展现了古代文人学士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是这种小说流派源远流长的重要原因。

东晋清谈与阅读方式的发展及其诗史意义

汉以前诗与乐的关系密切,诗歌主要是以歌唱、吟咏的方式传播和阅读。魏晋之后文人徒诗得到较大的发展,对语言艺术、形式技巧的追求成为诗歌发展的基本趋势,个人化的默读逐渐成为诗歌重要的阅读方式。东晋以来讲究声音之美的清谈盛行,诗歌注重声韵效果,吟咏重新成为重要的阅读方式。晋宋之际清谈衰落,阅读方式随之由注重听觉转变为注重视觉,这种转变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晋宋诗风转变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八股文对拟话本文体的塑造

拟话本在明末清初形成了善于议论、叙议并举的文体特征,这与八股文等论说文体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拟话本在布局结构上借鉴了八股文的结构逻辑,在故事的叙述方式上吸收了八股文突出主旨的作法,在行文的细部述写方法中吸纳了八股文洗发字眼、翻新出奇、层次分明等写法。研究拟话本文体,不仅要注重其与宋元明话本的纵向传承,也要注意它与当时各种文体之间的横向互渗。

人文视野中的电视谈话节目

让节目内容回归生活真实,将人际交流的意趣与大众传播手段巧妙结合,贴近受众生活以及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是电视谈话节目吸引受众的重要人文内核。

赵元任诗文吟诵的语音差异

文章研究听辨并测量了赵元任1971年以常州话吟诵的十篇诗文里所有山/咸摄一三等字单韵母的44例发音,认为赵元任的常州话吟诵依据了诗文的语体特点,有的用绅谈文言,有的用绅谈白话,山/咸一三等字韵母发[■]音体现文言色彩,发[■]音体现白话色彩,少数字例听感上介于二者之间。文章认为赵元任吟诵的山/咸一三等字的[■]/[■]差异反映了常州话"绅谈"音的文言与白话之别,而后者与常州话"街谈"音(连读变调除外)基本一致,这反映出语音变异的社会性。

朱自清“口语化”的语言艺术

本文着重对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特别是“口语化”的语言艺术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作为一种个性化的符号体系,“口语化”的独创性在于: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使之成为北京味儿很浓的艺术化口语;同时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适度地吸收与揉合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文言成分和西欧语言的某些表达方式,构筑具有知识分子口语特点的“口语化”的境界。

周素园及其散文论略

周素园是贵州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巨擘,其成长道路与青年时期的启蒙老师葛明远(子惠)及其家族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周素园的散文客观记录了当时黔西北、贵州乃至全国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真实地地反映了一个出生于封建末世、成长于现代贵州的进步知识分子高扬人生理想、接受新思潮洗礼、目睹旧中国的积贫积弱、苦闷彷徨的人生探索,直至坚定不移地投身人民革命的奋斗历程。周素园散文喜用"实录"笔法,时代烙印鲜明;议论精警,情感充沛,叙述生动;风格多样,文采卓然。

语用原则:谈话节目风格形成的语言学基础

话语风格的形成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说话节目风格形成的语言学基础 :一是交谈话题的存在形式及调控 ;二是谈话节目中的话语交际原则对风格形成的影响。其中特别对谈话节目中话语风格形成的基础、核心、要旨以及个性形成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语言不仅仅是对实在的描述或是抽象的陈述 ,语言还是作为说话者的人的行为。这是谈话节目风格形成的核心。

宋代诗话中的诗格论

宋代诗话对"格"作为诗学审美和理论范畴的内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作为格调、品格之义的诗格论;作为风格、风致之义的诗格论;作为体式、诗法之义的诗格论。宋人着力的理论性辨识为明清诗学理论中格调论的出现和成熟累积了丰富的理论和批评养料。

领袖语言思想与实践对党的话语形象建树的指导意义

"假、大、空"是官话的三大特征,其语言表现形式多样。毛泽东曾在诸多论述中对此不良话风进行过深入剖析与深刻批评。改变话风要从改变作风开始。领导干部要在"话语形象"上取得民众认可,只有走毛泽东所倡导的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遵循语言的群众性原则,切实改变官僚作风和形式主义作风,才能立言立德,赢得民心。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继承发扬了毛泽东质朴、生动、亲民的话语风格,为端正话风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中)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基层管理工作者不良话风探析——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

当下,媒体对社会的监督力度日益增强,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批评性报道已成常态,可不少基层管理工作者对这种批评性报道尚不适应,常常采取对抗的态度,上演一出出媒体事件。在事件中他们往往言语失范,甚至说出与其身份不符的雷人之语,严重削弱自身和单位形象,消解管理者和单位的公信力。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基层管理工作者错误的权力观和落后的思想观念。因此,新时代,基层管理工作者应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群众利益观,增强服务意识;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不断提高对媒体的认知能力,改变落后的媒体观,改善与媒体的关系;要加强制度建设,规制权力运行,构建惩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