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密教观音经典的渊源与典型

观音经典是观音信仰的根本来源,是研究观音的主要依托。当我们关注汉传观音经典的时候,会发现汉译观音经典中带有丰富的密教元素。这种密教元素贯穿于观音信仰的各个方面,亦丰富的体现在观音经典之中,而这些密教观音经典的代表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经》,亦称为《大悲咒》。本文首先定义了观音经典的概念,在梳理现存观音经典的基础上,将观音经典总结为“一经独领、二经呼应、诸经支撑、伪经偕行”的观音经典体系。所谓“一经”为《普门品》;“二经”为《心经》《大悲咒》,而《大悲咒》则是非常典型的密教经典。因此,本文在第二部分尝试探索观音经典中的密教渊源,并将汉译观音经典中的密教传统追溯到了三国时期。观音在密教经典中的形象也从最开始的“边缘”人物,逐渐转变为密教修行的倡导者、维护者和实践者,并最终在唐朝时期逐步发展出观音特有的密教修行方式,这一标志性的代表就是出现了观音咒。第三部分,本文以最具有代表性的密教观音经典《大悲咒》为典型,尝试探究这部密教经典融入显宗信仰的缘由,并得出《大悲咒》神圣性与功利性的统一,是显教接纳密教观音经典的重要原因。

莫高窟“天王堂”初探——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

以莫高窟“天王堂”为研究中心,结合对《首楞严经》、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内容的考证,从其绘塑内容所含的密法入手,考察“天王堂”土塔的有关问题。笔者认为,莫高窟“天王堂”实质上是“楞严坛”;“天王堂”密法体系应是从吐蕃时期沿袭下来;“天王堂”最早可能始建于吐蕃时期,针对当时敦煌受到多种佛教流派的冲击与僧人违背律仪的普遍情况而建;曹延禄重修“天王堂”,应该是由于当时末法思想流布,于末法中维护佛法的一种手段,可能与藏经洞的封闭时间接近。

摩利支天——从印度神到中国神

摩利支原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印度婆罗门教神明,后来被佛教吸收,被称为摩利支天或摩利支菩萨。在佛教中,摩利支天又由男神变为女神,又由曼妙天女变为三头六臂的恐怖之神。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于佛教密宗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摩利支天随佛教来到中国,不仅受到佛教徒的崇拜,而且还被道教吸收,演变为道教神明斗姆。

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途径研究

长期以来,密宗传入云南的路线一直广受争议,有源自中原、印度、西藏以及东南亚等说。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记载,结合宗教、艺术、考古等民族志资料,厘清了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的途径。认为南诏大理国地处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西南边疆的强大地方政权,同时接受与之为邻的印度、吐蕃以及东南亚诸国各方影响是有据可循的。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里的梵语言

辽人纂集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从前代汉译佛经里集录了18首真言,但编者没有依照当时的汉语读音进行统一的校译,导致这些真言只能用于抄写而几乎不能用于念诵。与西夏人编写的《密咒圆因往生集》相比,《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作者对于密教的念诵法不如对显教义理那样熟悉,因而也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房山石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在政权更迭频繁、多元文化交汇的背景之下,华北北部民间社会的佛顶尊胜信仰保持了很强的延续性;此信仰在辽中后期也影响到契丹贵族;辽代密教的渊源除了唐密,还包括杂密和直接来自印度的因素。辽中后期,汉族民众也为契丹统治者建造经幢祈福。这些都是中古时期不同文化交融互动和族群关系演进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道教与密宗——兼及印度文化和文学中的艳欲主义

本文主要考察了中国道教与印度密宗之间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密宗中“支那行”含义的解释 ,研究道教是如何影响密宗以及这种影响在印度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深远意义。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大手印定引导略文》考释

俄藏西夏文Инв.No.0875号佛经题名为《大手印定引导略文》,本文判定此经实为《大手印定引导要门》的节略,而《大手印定引导要门》又名《大手印赤引定要门》,后者见收于《大乘要道密集》,可据以对西夏文进行译释。这篇译自藏传佛教"大手印"法的经典的面世,必将为全面梳理河西地区所流行的藏传佛教提供有力的佐证。

试探通天大圣信仰的源流

通天大圣是闽北顺昌一带人民虔信的神明。其身份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由于其与《西游记》中齐天大圣的关系密切且一度引起国内媒体高度关注,也吸引了多位学者对其源流展开了探讨。"通天大圣"之名很可能就是来自于瑜伽教,是历史上猴精崇拜与密教经典相结合的产物。

关于印度佛教金刚乘八十四悉陀

本文阐述了印度佛教金刚乘的发展简况,介绍了印度学界对八十四悉陀相关文献的发掘与整理,以及对悉陀诗歌作品的研究情况。最后重评价了悉陀思想和悉陀文学对后世的影响。

论佛教密宗从印、藏传入云南时间无从考

佛教密宗(阿叱力教)对云南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对其何时传入云南学术界有诸多说法,要科学地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当时云南与印度及西藏两者之间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考察,可知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并非一次所能完成,其在少数民族中之普及,更有一段漫长的时间,从传播到普及,应有多次方能完成。故其准确的时间在目前应是不可考。文章认为,虽然其入滇时间不可考,但它们都分别代表着中国和印度两大古代文明在云南的交流和融汇,这一点比什么都有意义。

体育视野下藏密文化对构建和谐西藏的意义

密宗文化是藏传佛教核心价值的体现,但长期以来藏密却被僧侣贵族所垄断,广大藏区老百姓根本没有资格和机会修行。在现代体育视野下,藏密修持可视为藏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体育的功能和价值,其中,健身价值和体育文化价值为和谐西藏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资源,具有现实意义。

读《大日经》心得

《: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分属两个系统,一个代表真言乘,一个代表金刚乘,前者倾向于"右道"而后者倾向于"左道"。《大日经》一方面在维护大乘佛教,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印度教的多方渗透。

《西域记》的密教信息

玄奘访问印度时,正是印度民间怛特罗教流行的时期,也是印度佛教密宗走向成熟的前夕。《大唐西域记》中提供了印度密教的多方面信息,其中包括陀罗尼在印度流行的情况、民间密教神明的崇拜及怛特罗教的流行情况等。

武夷山扣冰古佛信仰中的三将军信仰考

了解武夷山扣冰古佛信仰的人们都会知道,在当地的扣冰古佛信仰中还有著名的三将军传说。此三将军乃扣冰古佛的陪侍,在扣冰古佛信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此三将军究竟何许人也?作为一代高僧的扣冰古佛又怎么会与三位将军联系在一起?本文认为,三将军可能是在北宋皇帝支持下的道教信仰中的形象,三将军信仰有可能是扣冰古佛习密后由其他地区带来,也有可能是北宋全国普遍流行将军信仰后传入武夷地区后再与扣冰古佛信仰结合起来的产物。

明清小说宝物功能的范围与禁忌表现

明清小说的审美触角十分关注宝物的局限性和禁忌。一是宝物功能有限;二是宝物之间往往相制约相克制;三是特定宝物具有权威性力量,可使对手法宝失效;四是宝物惧怕动物血及类似秽物;五是某些法宝具有使用禁忌。阴阳对应、五行相克,也被广泛地运用。魏晋南北朝时,某些兵器使用即带有口诀,8世纪后密宗流行,其咒语运用是要义之一。密宗咒语与道教法术在后世渐趋融合,成为明清小说斗宝、用宝必施加咒语的文学表现模式。宝物局限与禁忌,带有儆世教谕意旨,其宣扬了宝物尊严,提高了其可信度和灵验度,增强了其在具体文学作品中表现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弟吴宗教源流》(吐蕃史)译注(五)

《弟吴宗教源流》是约成书于12世纪的重要宗教史籍,藏文原名为《弟吴贤者所著印、藏教法源流详本》。本译文为《弟吴宗教源流》第五节“吐蕃佛教史”的第四部分有关赤松德赞父子的历史,主要讲述了赤松德赞、密法“十译”“译法四说”“八说”及迎请毗玛拉译师等内容。本次译文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2010年12月第2次印刷)为蓝本,为藏文版的第285页至第319页的内容。

论东密和台密创始人在文化交流中的主体影响

基于传播主体是文化交流过程中重要因素之一,尝试分析了日本平安时代东密创始人空海与台密创始人最澄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的不同作用。

藏传密宗对死亡的认知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讨论很少,在雪域高原的宗教里,死亡却是一种艺术,一种通过死而认知生的艺术。在这一生一死间,对生命的珍惜、敬重感油然而出。从藏传密宗上师密勒日巴尊者的入灭启示,影响西藏宗教很深的"中阴"密法及其意义等方面论述,以期更多地了解雪域高原的这种死亡艺术。

胡僧·性·密宗

"胡僧"在中国明清小说中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形象。最初,"胡僧"在隋唐小说中多是得道神僧;到了明清小说中,却变成贩卖春药、教人"采补"、嫖妓宿娼、甚至淫人妻女的角色,有的甚至还虚化成性的符号和象征。本文认为这个转变与当时藏传佛教密宗在内地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由于其"双修法"和"欢喜佛"容易被人误解、一部分修习者又借此作恶,密宗在大部分国人的心目中成了淫亵、纵欲的代名词。本文通过对密宗理论思想的解读,论证密宗并非"诲淫"、"宣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