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lutant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through effluent tax,concentration-based effluent standard,or both

There are numerous studies comparing different kinds of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standards.However,forms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focused by former researchers are usually quantitybased limits/standards(e.g.pounds per day or pounds per unit of output).Concentration-based emission standard(e.g.milligrams per liter of wastewater) as one important form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 has not been given much attention.In this article,comparable estimates of their probable effect on enterprise pollution reduction will be developed for concentrationbased effluent standards,effluent taxes,and a combination of both.A linear simulation model is used to clearly and obviously compare the effects of effluent taxes and concentration-based standards within the same figure.With one detailed application to the paper industry,some enlightenment and conclusions-as well as the general applicability of these principles-are then provided:Under the same effluent tax rate,enterprises,groups,and industries that are cleaner will reduce more pollutants than those that have higher pollutant abatement costs.It is recommended that effluent taxes are set by avoiding cutting it even at one stroke and considering the feasibility of pollution-reducing technology in various industries.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MAC of enterprises to better stimulate enterprises' or industries' emission reduction by preferential measures,such as high tax rate coordinated by speeding up the depre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2020年《资源税法》正式实施,其作为我国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将从价计征改革成果上升固化为法律制度,开启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新篇章,因此有必要对《资源税法》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上市资源型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税法》的实行,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资源税法》的实施有助于增加资源型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进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起到激励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源税法》的实施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国有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明显;相较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资源税法》的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边际贡献更大。未来《资源税法》可以从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性政策、促进资源税与财政税收政策协调配合、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以数治税”下纳税人协助税务调查的法律属性与制度完善

立足于“以数治税”的数字化税收法治时代背景,纳税义务人参与税务调查、履行协力义务却明显缺乏因应数字化征管相对应的权利保障制度框架。通过分析“以数治税”下税务调查面临的变局与挑战,检视“以数治税”下在协助税务调查时涉及纳税人数据权益保障的问题与困境。在以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不同思维模式下展开对协助税务调查的价值坐标定位。对“以数治税”下协助税务调查这一行为进行理念更新与制度再造,以期在数字征管时代更好地发挥纳税人协助税务调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对其履行协力义务时所涉权利予以更周延的保护,提高其纳税参与度与遵从度。

土地房地产税基基准价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为实现在土地房地产交易环节中实行计税基准价数字化、规范化管理的目标,针对土地房地产税基基准价管理中的问题,分析设计了土地房地产税基基准价管理系统主要功能、系统用例图、主要状态图等,并通过轻量级J2EE框架SSH来实现系统。系统主要包括系统管理、数据采集管理、数据运维管理、数据审核管理、应用查询系统等五大部分。该系统易于操作、使用、维护,满足用户的使用习惯,有效提高土地房地产交易环节中计税价格公正合理性,提高信息共享程度,具有较好的示范性及应用推广价值。

投资型税收激励与企业污染减排——基于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维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2002~2013年中国“工企-污染”微观数据,以增值税转型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投资型税收激励对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有效促进受政策影响企业的污染减排,且这种政策效果在重资产型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公众环境诉求对增值税转型的减排效应存在良好的协同效应。增值税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鼓励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及增强绿色创新能力来实现污染减排。这些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设计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中华文化“走出去”对企业海外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准自然实验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既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评估其影响大小并挖掘影响机制具有现实意义。依托异质性企业理论,提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推动相关企业“走出去”的完整路径,并利用2012年至2022年国内文化类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设立后,基地内文化企业的海外收入显著提高;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对文化企业“走出去”的推动效应不仅在时间上有持续性,在空间上有溢出性,而且还在地区、产权和企业类型上存在异质性;税收减免优惠和人力资本投入发挥了影响机制的作用。研究为实现文化自信目标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山东抗日根据地盐业管理问题研究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大肆掠夺山东盐业。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与敌伪势力斗争中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盐业产、运、销、管机制,盐业管理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成就有力促进了根据地牢牢掌握盐业主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增加了山东抗日根据地财政税收,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高了盐民生产积极性,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抗战时期的盐业管理探索,为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盐业管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煤炭资源税计征方式改革的生态福利效应——来自239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

依据庇古税理论分析煤炭资源税改革的生态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选取中国239个地级市碳排放相关数据,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到从价计征改革的生态福利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具有节能减排和减霾效应,即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考虑样本选择偏误、内生性等问题以及进一步的安慰剂检验都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高度稳健性;(2)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改善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3)机制检验表明煤炭资源税改革能够通过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方式改善地区生态福利水平。研究结果对于进一步理解资源税改革的环境福利效应以及相关绿色低碳政策的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华北根据地的社会变动与财粮征收工作

在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发生了包括阶级关系调整、基层治理转型和新旧精英更替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变动,这些社会变动对于财粮征收工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阶级关系的调整构建了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各地民众交粮纳税的意愿大幅提升。基层治理的转型消除了传统财粮征收过程中固有的贪污中饱、负担不公和偷税漏税等积弊,降低了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中间耗损。新旧精英的更替则进一步增强了华北根据地各级政权的财粮征管能力,保证了财粮征收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财粮征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锁钥在于中国共产党以“社会”推助“财经”,成功将财粮征收工作纳入社会变动的整体框架之中,不仅顺利完成了财粮征收的各项任务,而且彻底打破了清季民国财政扩张内卷化的制度桎梏。

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政府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是解决创新的外部性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有效激励机制。本文基于2015—2022年我国新三板挂牌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共5438个样本量,研究了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果,围绕政府治理和企业治理两个层面,从地方财政压力和独立董事规模与股权集中度作为切入点,并将其作为调节变量,提出假设并构建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地方财政压力和股权集中度会削弱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而独立董事规模会增强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最后,从政府、企业、社会三个层面出发提出了相关建议。

作业成本法下的本量利分析与敏感性分析实例研究

随着企业机械化程度的增加,制造费用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当传统的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还沉浸在悠久历史的时候,作业成本法的应用开始动摇其理论基础。作业成本法将成本划分为短期变动成本、长期变动成本、固定成本。作为管理会计工具,作业成本法下的本量利分析和敏感性分析与传统的相比具有一定的改进,但是依然不能全面地考虑企业实际情况。文章在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对本量利分析进行修正,引入税金及附加的影响,有创新性地构建作业成本法下的本量利分析模型;而敏感性分析在作业成本法中主要关注作业的敏感性,这提高了本量利分析和敏感性分析的精确度和实用性,为企业生产决策作出更加合理的数据支持。

资源税改革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吗?

本文就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效应展开研究,将2010年自新疆试点开始推广的油气税改革作为研究对象,以2005—2018年资源型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选择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行了实证检验。其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资源税改革抑制了试点城市的经济增长,且资源依赖程度越高,抑制效果越明显。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匹配方法、构造虚拟政策时点、构造虚拟实验组和考虑政策混杂效应五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和动态效应检验表明,资源税改革带来的负面冲击在成长和成熟型城市表现较为突出,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且其政策效果随时间呈现“倒U型”特征。产业结构的分析表明,资源税改革没有起到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而且其资源依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转型的阻力越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一个新的证据,而且为新时代全面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消费税下划地方央地收入分享机制构建研究

消费税下划地方改革关键点是要解决征税环节后移和增量收入下划问题。国发[2019]21号提出消费税央地“定基数、调增量”收入分享模式,实践中可能会遇到地方“保基数”引发纵向财政利益冲突、区域财力新的不均衡及应税品产销地财政利益冲突等问题,对此笔者依据改革经验设计三种各具代表性的“基数+增量”分配方案:基期固定基数递增、基期基数均固定、基期基数固定并选取固定比率确定基数,模拟测算三种方案的政策效应。研究表明,改革初期,三种方案均能有效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但基期基数固定并选取固定比率确定基数的分享方案解决“保基数”风险问题和缓解产销地财政利益冲突最有效,最有利于达成改革目标;中长期,不同方案对地方财力的贡献度逐渐趋同,均能有效支撑地方税体系建设,而且中西部地区获益程度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因此,消费税下划地方改革建议优先选用基期基数固定并选取固定比率确定基数的央地分享方案,构建区域财力协调联动机制,同步协调央地支出责任划分调整及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的理顺。

政治关联对资源型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避税的中介效应

以2012—2021年我国资源型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以及企业避税在政治关联与投资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政治关联显著抑制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政府官员型政治关联抑制投资不足的作用比代表委员型更显著,而代表委员型政治关联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比政府官员型更显著;在过度投资组中,政治关联与企业避税呈显著负相关,在投资不足组中无显著的影响;企业避税在政治关联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企业避税在政治关联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中不存在中介效应。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推动绿色发展是当前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税收竞争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促进地方绿色发展方面也起着关键性作用。利用全国2011—2020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深入研究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能够促进绿色发展,并且在东中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区城市以及两控区城市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结构在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过程中起门槛作用,随着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这一促进作用逐渐增强。据此,政府应该引导地方政府适度税收竞争,因地制宜制定税收竞争策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农业上市公司研发强度、税收优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

农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提升农业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资源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因素,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分析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研发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将税收优惠纳入模型,进一步研究在不同土地资源禀赋条件下研发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为农业上市公司制定研发战略和提升创新绩效提供经验数据与决策支持。以2011—2020年A股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研发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检验税收优惠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研究期内大多数样本公司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而且税收优惠正向调节研发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进行机制检验发现,农业上市公司研发强度通过影响沉淀冗余资源作用于创新绩效;对于较高土地资源禀赋地区的企业,研发强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更为显著。合理的研发强度对农业上市公司创新绩效增长有重要影响,因此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加强区域间研发合作,因地制宜地拓展农业多功能和增值增效空间,增加研发强度以更好地提升创新绩效,进而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未来要警惕研发强度过高带来的消极影响,政府相关部门应动态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最大程度地发挥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

国际视域下的“数字税”迷思:溯源、经验与应对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数字商业模式,对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常设机构规则的判断、税收联结度的指标、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乱象都亟须数字经济税收制度革新的回应。一些国家出于利益考量率先开始数字税的单边实践,国际组织也在积极制订多边应对方案,借鉴国际视域下的数字税经验,我国应当综合研判国情,审慎考量数字税立法,通过推进数字税顶层设计、尝试数字税试点改革、探索数字税收征管方式以及积极参与全球税制改革来灵活应对数字经济税收的挑战,塑造数字经济时代税收新格局。

环保税能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双赢吗?——最低税率与实现路径

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是新时代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为此,基于我国排污收费的政策实践,本文分析探讨了环保税兼顾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政策效果及其微观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排污收费对企业污染减排和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只有当排污收费水平达到一定阈值时,排污收费才可能推动企业加快清洁生产型技术进步,进而对企业减排和生产率提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环保税这种增强版的排污收费制度具有实现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潜在政策红利。除绿色技术创新外,资本更新也是企业加快清洁生产型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进一步估算发现,目前我国环保税税率的设计范围总体上合理,但绝大部分省份实际开征的环保税税率较低、可能低于环保税发挥正向激励效果的阈值。本文研究发现对当前我国环保税的优化调整具有直接的政策启示意义。

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国际探索与文献述评

当前跨国企业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制度差异,转移收入侵蚀国家税基的行为,已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围绕集团内部转让定价安排引发的国家间税收损失问题,本文按照因果关系论证、规模效应测算和反避税政策效果的思路,全面梳理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经过梳理发现其呈现如下变化:首先,论证跨国企业收入转移的方法从估计盈利冲击,发展到识别收入转移渠道;其次,跨国企业将在终端市场国获取的收入转移到位于避税天堂的子公司,严重侵蚀了以欧洲国家和中国为代表的市场所在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居民国的税基;最后,全球税制改革尝试采用新的联结度规则补充现行常设机构规则和独立交易原则,中国需要通过制定国内法的方式予以落地实施。通过以上研究,充分挖掘跨国企业收入转移行为对于收入来源地国家的税基产生的影响,为最大程度地减少税收损失并维护税收权益提供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