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户投资问题研究

安徽省作为农业政策改革的先行,自2005年开始全面减免农业税后,增加了农民手中可支配的资金,但是农民对农业的投资却没有相应增加,发展下去会降低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将直接威胁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文章对安徽省取消农业税后农户投资不足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并相应提出通过建立反哺农业体制、推进农村金融体制和投资保险制度、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对策,引导农户增加农业投资热情。

免征农业税政策对农民有益影响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从微观角度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对免征农业税给农民个体所带来的有益影响进行了简单分析,得出了免征农业税政策利国利民的结论。同时指出免税政策也带来一些问题,并就其提出相关的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视角下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分析——基于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模型

采用中部地区6省份1993-2010年农民收入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结果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较为显著,但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据此,提出了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范围;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入增长空间;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等进一步实现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使财富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增值税制度

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将增值税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但在留给地方财政的增值税总额的25％中,却存在着各地区增值税分享收入与该地区居民增值税负担的不一致。由于税负转嫁以及增值税制度缺陷等因素,农民作为消费者、投资者、生产商都需要负担部分增值税。通过数据分析,农民负担的增值税中有部分成为城市的财政收入,从而造成财富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集聚效应。因此建议改革现行的增值税征税制度与分享政策,以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

农业税改革成因分析的文献综述

从2000年农业税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学者从减轻农民负担、改革的国际背景、公共财政与税收、公共政策等角度对农业税改革的成因作了探讨。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现在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出理论总结。最后,采用利益集团的分析方法,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农业税改革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博弈的结果。

论构建农民增收的税收长效机制

2006年,我国农业税彻底取消。但这仅仅解决了农民承担的直接税收负担的问题,远没有触及数额更大的间接税和“暗税”负担,实际上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更好地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不仅需要彻底取消对农民征收的直接税费,更要进一步完善涉农税制,努力构造农民增收的税收长效机制,并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聚焦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对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分配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遇到一些新问题,要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必须搞好配套改革。

税制改革与唐代农民家庭的生计研究

唐代税制改革在中国税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均田制破坏后,唐政府开始加大货币税收的力度,进行由税"丁口"向税"资产"过渡的改革,并最终以两税法的税制形式具体下来。新的税收制度加大了农民产业调整的力度,促使农民家庭的经营模式向多样化发展。与此相适应,农民家庭结构为生计也开始向联合家庭转变,农村劳动力资源逐步成为社会流动的财富,并开启了宋代之后的农村生产的新局面。

农民负担过重的实质与农村税费改革思路的偏差

2000年开始的税费改革虽达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却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危机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未认清农民负担过重的实质,从而导致农村税费改革思路出现了偏差。农民负担过重实质上是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远远高于农民所获得的农村公共产品,所以,正确的农村税费改革思路应该是,农民的税费负担应与他们所获得的农村公共产品基本等价。为此,应将农村税费制度纳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框架内,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其进行改革。

集体收益分配方式及其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收益分配方式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稳定农村与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同时在它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工农“剪刀差”以及二元体制等问题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导致了农村发展的缓慢。集体收益分配方式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前后农业税时代,构建一种以国家扶持资金为引导、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一事一议”及其它社会资本形式的投入为补充的满足村级公共需要的资金筹集方式和体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社会主义史上“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的第一篇文献——研读列宁《论粮食税》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提出,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要从农民方面开始,即将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放在首要位置。当国内的资本主义成分不断增长时,他提出不要禁止和堵塞资本主义发展,但需将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他还说,从苏俄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以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以发展生产力。列宁的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增收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江苏为例

江苏省五年来农村税费改革对每年农民收入增长率有5.09%的贡献,在时间趋势上对农民增收效应至少持续了四年;农村税费改革对苏南、苏中以及苏北农民增收的影响不同,对苏北有促进作用,但都不显著;对江苏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也不明显;在税改时期内,影响农民增收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均GDP,人均GDP每增加1%,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的贡献份额为0.23%。

调整分配格局与减轻农民负担

中国农民总负担由农业税、税外费、产品剪刀差等五部分组成。无论是用“生产者等值补贴”指标,还是用平等原则衡量,农民都存在负担过重的问题。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偏向的分配制度。农民人均税费高于城镇居民,财政转移支付后者又大大高于前者。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措施是通过政治参与制度、税收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创新,使农民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减轻农民负担,不会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

体制改革: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

进入 2 1世纪 ,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是因为农民收入连续几年下降 ,并成为制约国内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免除农业税 ,实行城乡一体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 ;加快完善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给予农民最低生活保障 ;彻底贯彻《全民义务教育法》,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家负担。免除农业税 ,减轻农民负担 ,增强农民收入 ,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有利于促进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从公共财政角度审视农村税费改革

本文认为 ,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 ,农村税费没有体现税费与公共服务的对应 ,税费金额的大小没有考虑纳税能力的因素 ,不符合税收负担的公平准则 ;并且当前的农村税费制度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业生产中资源的配置 ,已经影响到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仅仅将“费”改为“税”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农村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研究

在当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表现为不规范与整体不足 ,甚至农民成为直接资金的供给者 ,这不利于减轻农民负担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 ,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而仅将“费”改“税”是不能根本解决农民负担。因此 ,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制度创新。

农民专业合作社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研究

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主要法规、政策进行了梳理,并指出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借鉴他国的相关经验提出了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税收法律制度构想。

新农村建设的税收政策研究

新农村建设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倾斜,税收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久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向城市偏向的二元税收制度,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对农村和农业发展关注的力度不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应继续调整和完善现有的税收政策,适时开征新税种,适当增加有利于"三农"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现税收政策对"三农"领域的倾斜和支持,充分发挥税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国家—农民关系的新建构:以建国初期中南区的查田定产为中心

查田定产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次新建构,它不仅影响到土改中阶级的划分,而且还使新生的国家全面掌控了土地资源,确立了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依据,并为合作化运动中土地入社以及包工包产的推行奠定了基础。本文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南区查田定产的推行概况、推行方法和组织领导机构,分析了查田定产的源起、影响以及不足。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研究

在当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表现为不规范与整体不足 ,甚至农民成为直接资金的供给者 ,这不利于减轻农民负担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 ,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而仅将“费”改“税”还是不能根本解决农民负担。因此 ,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