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出去”对企业海外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准自然实验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既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评估其影响大小并挖掘影响机制具有现实意义。依托异质性企业理论,提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推动相关企业“走出去”的完整路径,并利用2012年至2022年国内文化类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设立后,基地内文化企业的海外收入显著提高;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对文化企业“走出去”的推动效应不仅在时间上有持续性,在空间上有溢出性,而且还在地区、产权和企业类型上存在异质性;税收减免优惠和人力资本投入发挥了影响机制的作用。研究为实现文化自信目标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英国1894年遗产税产生的古代税制背景考察

古代英国税制中关涉1894年遗产税的税种主要有土地继承税和动产税两大类。土地继承税因各时期土地继承制度不同而有所变化: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不存在土地继承税;11世纪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产生了继承金(relief)和继承捐(heriort)两种土地继承税,但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土地遗赠行为逐渐摆脱了封建因素的制约,土地保有人获得了自由遗赠土地的权利,与封建土地保有制相伴随的继承金、继承捐便随之逐渐淡出英国税制历史舞台。与不动产(土地)不同,动产一直可由遗赠者自由处分,且在动产税征收实践中,“量能赋税”“累进制”等现代遗产税征收原则逐渐生成并不断地趋于成熟。古代英国土地继承税与动产税征收实践及其相关税制原则的发展与成熟,是1894年遗产税(estate duty)得以出台的重要历史前提与基础。

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技术整合与财政激励政策的调节作用

为研究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利用2012—2019年知识密集型行业550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泊松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技术整合正向调节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政府补助与税收减免在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对财政激励政策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补助和税收减免在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中有更明显的激励效应,相比非国有企业,政府补助在国有企业中更能发挥积极的政策效能。本研究结果可为企业探索技术创新路线、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政策的宏观稳定效应、机制与异质性影响研究

2020年我国首次使用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政策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为实现“六稳”与“六保”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其政策效应与机制。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社保部门的TANK-DSGE模型,对其政策的宏观稳定效应与作用机制进行了量化评估和检验,并在人口老龄化环境下对该政策进行了敏感度分析。本文主要结论为: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政策对经济有着较强的短期刺激作用,稳就业的政策精准性较好,但在中长期也存在抑制投资和扩大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等政策成本;其政策作用路径包括利率、通胀、工资和劳动力投入;虽然退休人员家庭对政策的反应存在异质性,但影响并不显著;老龄化环境下,政策刺激的短期效果增强,但其政策成本也更高,工资和劳动力投入的作用机制得到增强,通胀与利率的作用机制被弱化,退休人员政策反应的异质性更强;从政策乘数来看,在老龄化环境中,该政策的“稳增长”和“稳就业”效果均更好。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三重压力”,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政策或可再度发挥稳定经济的重要作用。

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体系定位与制度优化

2022年4月起实行的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在为企业纾困解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增值税立法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留抵退税在财税法体系中如何定位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留抵税额既未减免也未递延纳税人的应纳税额,非严格意义上的税收优惠。在纳税人视角下,纳税人可选择留抵退税或结转抵扣,因而申请留抵退税的权利为纳税人选择权。在国家视角下,留抵退税属于增值税基准税制的一部分,既非财政支出也非税式支出,应从增值税收入中直接划拨。目前的留抵税额存量对财政收入有重要影响,应通过专项拨款的方式解决。应从保障纳税人选择权、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央地分担机制、完善制度细节四个方面进一步明确留抵退税制度。

组合式税收优惠与小微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的证据

提升创新能力是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文章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多重处理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两种税收激励对小微企业创新的组合式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整体上,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对小微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增值税起征点提升的效果不显著,但有助于增强企业所得税减半的激励效果,二者表现为积极的政策协同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流动性约束和税收负担,并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进一步地,政策组合的创新激励效应显著存在于技术型企业、行业预期前景好、社会经济关注度高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文章结论有助于为进一步对实施新的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提供经验上的启示。

农业税减免对豫西山区农户生产投入影响的实证分析——渑池县农户调查

根据渑池县100个农户样本2003—2005年社会、经济数据,用事件分析法对近期农业补贴政策的预期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补贴虽然能增加农户收入,但它对农户生产总投入的影响不大;农户在农业内部的资金和劳动投入结构变动与农业补贴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投入结构变动主要是由农户的生产经验和农业生产的多分有序性决定的;短期内,该农业补贴明显增加了农户的非生产性收入,也提高了农户对未来的经济预期,但对该县农户增加生产投入的激励作用还十分有限。

非营利组织税收减免制度建构的基本导向

非营利组织的税收减免是现代国家和谐治理的重要制度。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税收减免制度的学术史溯源,考察了20世纪国内外税收减免制度设计的各种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当以分配正义与利益诱致为目标进行税收减免制度设计。针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减免制度现状存在的问题,借鉴英、美、日、德等国的立法经验,提出应当落实税收法定主义,扩大税收减免范围,从实质与形式上追求分配正义,并采取几种典型的利益诱致措施,例如开征遗产税、在营改增的视野中完善增值税减免制度等。以期通过诱致性的方式引导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主动从事公益事业,从而规范国家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分配校正行为。

企业所得税减免能否促进创新投入?——基于2011-2015年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2011—2015年企业样本数据对企业所得税减免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机理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企业所得税费用太重,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利于提高全国企业研发投入;第二,中部、东部地区企业所得税费用过重,减免中部、东部企业所得税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而所得税政策对西部企业没有显著的作用;第三,私有企业所得税费用比较重,减免私有企业所得税有利于激发其创新潜力,但是企业所得税政策对涉外企业、国有企业没有显著的作用;第四,企业所得减免税政策主要针对大型企业,对中小型企业没有显著的影响。基于结论,应该实施更多的企业所得减免税政策,为中小私有企业减负,激发东部中部企业创新活力,并且为西部地区营造有利于创新投资的经济环境,减少地区创新发展差距。

基于生存权保障的《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及完善

《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已经从单纯的免征额、累进税率的调整深入到综合税制建构的层面,但是其重心仍然是解决如何扩大对高收入者的适用力度问题。从对征税权力的确认及强化角度看,这一过程体现了个税法积极干预的扩张型改革进路的特点。与"多取"、"多予"的扩张型改革进路不同,基于生存权保障的改革进路主要通过减免优惠与费用扣除两大制度建立课征减除机制,呈现出"少取"、直接"让利"的收缩型改革进路的特点,与公共财政价值目标、作用机理、基本原则的发展趋势相契合。现行立法上的免征额、减免税、费用扣除制度尚不能承担这一基于生存权保障的改革任务,有必要从适用模式、形式依据、实体限度几方面完善个税法减免优惠与费用扣除制度。

美国司法ADR对解决我国税务争议的借鉴

基于税务争议所具有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参与主体的特殊性和不对等性,以及传统行政复议在独立性上的局限和行政诉讼在周期、成本上的缺陷,导致现行税务争议出现低起诉率、高撤诉率的情况,不利于征纳关系的缓和与纳税人的权利保障。基于中央与地方税权全面营改增后调整引发的税收管辖问题,以及在迈向现代税收国家转型中税务争议案件逐渐上升的现实,紧迫地对传统解决方式和新兴的替代性解决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美国司法ADR即司法附设ADR是通过法院附设调解、仲裁、诉前专业评估、微型审理、评审员裁决,以及配套的奖惩机制等多元化的方式应对税务争议特殊性的,对于我国践行税收法定推动税收法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应结合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的诉调对接机制,对司法ADR适用于税务争议进行理念重塑和效力保障,以应对社会转型中纳税人权利保障的诉求,进而推动财税法治的进程。

共享税减免条件下的地方财政赋权

分税制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共享税为主的"共享型"税制,且共享税在收入划分上总体向中央倾斜。根据税收立法的运行机理,一方面,我国税权高度集中,共享税减免权由中央单方面行使;另一方面,地方难言税收立法权,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土地财政等形式变相获取履行事务的资金。出于财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的考量,统合自主财源和财政调整后的地方财权必须保障地方政府有履行法定事务的能力。为此,文章基于共享税减免与地方财政的现实语境与内在逻辑,以税收减免和共享税减免的法文本为分析进路,以增值税法为考察中心,进而认为我国应从赋予地方适度的财政自主权、合理分享共享税和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等层次有效地保障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正向运行。

中国慈善税收减免制度的评估与展望--以慈善立法为背景的研究

对慈善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是各国通行做法,也是中国慈善实践中已经采取的举措。然而,由于相关法制的欠缺,慈善税制并不完善,中国现行慈善税制尚未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促进作用。基于对与中国慈善有关的现行税制规范进行全面梳理,客观评估现状,立足于兼顾慈善与税收间的平衡,回应慈善立法宜解决的税制问题,建议明确慈善监管部门与财税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与权力划分,并提出在慈善立法中如何规范税收优惠的立法建议。

我国财产征收程序的评价与重构

我国现行有关财产征收的立法虽然规定了征收程序,但存在重大疏漏和严重缺陷,特别是在公共利益的审核认定、征收补偿以及救济等关键程序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这对征收实践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建构公正、合理、完善的财产征收程序,对于规范公权、保护私权,以及维持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至关重要。

油气资源国税费制度对我国海外油气投资的敏感性分析

基于油气稳供保供的战略规划,海外油气投资项目稳中有进。为降低海外油气投资的外部经济风险,亟需探究影响投资效益的税费成本制约因素,降低企业税费成本负担而实现收益最大化。其中,厘清油气资源国的税费制度、制定合理的税费减免和规避策略,是提升海外油气投资的经济效益水平的关键路径。因此,本文以非洲油气资源国税费制度为例,基于建设和运营环节,系统梳理了油气投资的相关税种并构建了税费框架,结合东非某国A原油管道算例测度了关税、增值税、营业税及企业所得税等流转税和所得税影响内部收益率的敏感性程度,得出了关税与增值税存在“双重促进效应”,营业税存在“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结合税费框架,统筹油气勘探、开采、管输、炼化及销售等环节,提出了税费梳理和规划、减免和规避、风险防范稽查等免税策略与避税建议,为海外油气投资的税费商务策略优化提供借鉴。

赵氏减负政策与晋阳之战

春秋末年,赵氏在治理晋阳时,通过扩大亩制,将农民的租税减免了58.3%;通过"损其户数",进一步减轻了农户的田租负担;采取"无税"政策,彻底免除了农民的赋税。通过这一系列减负措施,赵氏在晋阳赢得了巩固的民心,为其在晋阳之战中最终获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税收减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激励效应的研究——基于江门市微观层面的面板数据

税收减免政策能否激励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微观层面以江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税收激励政策对该市高新企业R&D的效应.在技术上突破以往R&D投入单一指标法,采用企业R&D资金投入、企业科技人员数量与新产品销售额等3种互补指标来衡量以增强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政策对R&D投入等3个指标的影响均不理想,可能原因是部分高新企业名不符实.将样本企业细化为7大行业,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实证R&D投入是否促进企业成长,结果发现两者关系显著,说明R&D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发现江门市的高新企业依旧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市场总规模偏小,尚未发挥出规模效应.

社会保障税的重复征税问题研究

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 ,如何减除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的重复征税 ,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借鉴国外减除重复征税的方法 ,采用社会保障收支税务处理减除重复征税对我国较为适用。结合我国国情 。

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的地方财政与救灾

唐后期两税三分制的实行使得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进行了利益分割。由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使得地方财政能够利用两税收入、财政羡余,甚至还有私用钱和军资粮储参与救灾,在常平义仓的建设、赋税蠲免、灾害赈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减轻灾害及救灾给中央财政带来的负担,唐中央政府也多次督促地方利用留使、留州财政进行救灾。地方财政参与救灾本身有中央政府与地方利益冲突的背景,但客观上也提高了地方救灾的主动性与效率,促进了唐后期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在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的地方救灾也由于相应监督管理制度的废弛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传统赋役减免制度的亲属伦理旨趣新探——兼论未来中国个人税负法制的亲伦改良

传统中国历代王朝出于对亲属间基本情感和伦理义务的尊重,设计制定了一系列赋役减免制度。这些制度,旨在协助民众履行其对父母妻子的伦理义务,以个人伦理义务的履行为国家秩序之基础。这些制度所蕴含的亲属伦理旨趣,也许可以成为治疗当今中国个人税负法制无视纳税人之家庭伦常责任之弊端的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