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视角下义愤杀人犯罪的认定标准与量刑规范——以217份刑事判决书为样本

义愤杀人案件因其情与法、人伦孝义与犯罪事实的复杂交织而频频引发社会关注。当前司法实务中对义愤杀人犯罪存在认定标准不一、义愤情节易被忽视、量刑畸轻畸重甚至同案不同判等问题。定罪方面,引起义愤杀人的“不义”行为应严格限定为严重悖德行为,只有“不义”行为的实施对象及与实施对象有特殊关系者才能够被认定为义愤杀人者,为终结长期迫害的“非当场性”杀人行为也可以被认定为义愤杀人。量刑方面,应当将“义愤”动机(原因)作为确定义愤杀人犯罪量刑起点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以普通故意杀人罪的量刑规范确定基准刑,并综合案件实际,依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谨慎、严格地把控义愤杀人犯罪中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

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量化评估模型的优化研究

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有助于增强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判断的可操作性,能够客观上满足降低审前羁押率、推进非羁押化诉讼的需要,但存在评估模型科学性欠缺、评估材料来源单一、审查方式偏书面化、评估结果的说理性不够以及异议救济程序缺失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危险性因素存在认知差异、证据信息获取机制功能限缩以及程序诉讼化现实掣肘。应当构建更为规范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程序:评估前,既需要从评估数据的收集、评估因素及其权重的确定以及风险等级的划分三个方面完善评估模型,也需要落实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保障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引入中立第三方参与调查取证以保证评估证据材料收集的有效性;评估中,应明确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及办案期限、“侦控辩”三方的程序参与模式及证明责任分配、证明程序中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以及经验法则的合理运用;评估后,应重视对评估结果的充分说理并设计相应的异议救济程序。

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的社会危险性评估与程序应对

近年来,涉及传播艾滋病病毒和曾被作为“乙类甲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刑事案件高发并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由于具有严重传播风险,需要特殊治疗并予以分类管理,在追究这两类重大传染病患者犯罪的刑事诉讼中,一线办案人员普遍面临较大压力,担心发生感染事故或职业暴露。受“潜在危险论”影响,在贯彻从严惩治方针时,存在“一押到底”“超期非羁押”等非法治化现象;在作出轻缓化处理时,又出现了“一放了之”“纸面服刑”的个案。随着相关疾病传播概率、危害后果的客观变化,在防疫政策修正后,对涉罪患者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应当作出适应性调整,甚至根本性转变。当前,有必要系统整合存在不少冲突之处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从长远看,根据“以预为先”理念,为有效防治今后可能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中增设“涉重大传染病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一章。建议遵循流行病学规律,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循证评估重大传染病患者在司法场域中的现实危险。在扩大适用非羁押、非监禁刑时,可以依申请或依职权采取电子监控手段加强监督管理,降低相关风险。

“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下网络犯罪治理现状与完善路径

风险社会的扩张和积极刑法观的指引使“打早打小”刑事政策得到广泛适用。在“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下,网络犯罪的治理采取预防性立法和轻罪化立法模式。但现阶段,网络犯罪治理的“打早打小”呈现出不同问题:过度前移的刑事防线可能违背刑法谦抑性;实践中片面强调“从严”而违背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定罪量刑的判断标准过度依赖刑事政策,引发政策代替法律的错误趋势。为了实现网络犯罪的有效治理,“打早打小”的实施应当保持刑法谦抑性,完善民刑衔接与行刑衔接;“打早打小”的落实应当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下进行;对网络犯罪的定罪量刑仍应当严格依照罪刑法定原则进行,避免对“打早打小”政策的过度依赖和曲解。

全面准确规范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需要根据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适时调整宽严政策的适用,加大对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非羁押诉讼、相对不起诉等制度的落实,充分发挥刑事司法政策在重塑司法理念、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进诉源治理等方面的价值功效。当前,全面准确规范适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还面临着司法理念和办案模式的偏差、考核导向和容错机制的缺位、程序运行和衔接保障机制的短板等诸多制约因素,亟需跟进破解。全面准确规范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既要抓实“严”的一面,增强群众安全感,也要规范“宽”的一面,做好行刑衔接等后半篇文章;还需要坚持系统观念、辩证思维、强基导向,在理念联动、考核评价和运行保障上协同发力、多措并举。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骗取贷款罪的限缩适用

近年来,骗取贷款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呈现出刑事处罚边界过度扩张的趋势,体现在欺骗对象、欺骗手段和重大损失认定扩大化,保护法益未明确以及刑罚适用任意性等方面。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场,应从严格和宽松两个路径出发,完善相关法律解释严控入罪门槛、新增出罪事由扩大出罪比例,限缩骗取贷款罪的刑事处罚边界。

国际视野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近期国际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实行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严"占主角、"宽"为配角的重刑结构下,作为对"严打"方针的反思而提出的,当前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虽与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差异,但对犯罪采取区别对待的灵活精神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相符合。在"严"的重刑结构下,要发挥"宽"这个配角的作用,只能以司法努力,尽可能多地拓展"宽"的空间和份额。应以"量刑"(裁判)这个司法中心环节为基点,向"量刑"(裁判)的前、后两个阶段和领域进行扩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中国刑事司法

中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要求刑事司法秉承保障人权、和谐司法的理念,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和正当程序原则,正确运用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各项制度,妥善进行刑事司法制度创新之尝试,大力改进刑事司法工作机制。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司法人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和谐社会构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犯罪的基本策略,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而演变发展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注重贯彻宽松刑事政策,合理运用严格刑事政策,并协调运作宽松与严格刑事政策。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现行前科制度与我国长期坚持"严打"的刑事政策相适应,前科消灭则适应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理念,符合刑法正当性原则,体现保护人权和刑罚谦抑的精神,契合法律的双重规制机能。我国已对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进行了试点。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入贯彻,我国有必要建立针对所有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制度。前科消灭的确认应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反社会性和前科经历的时间,前科的消灭还需适用严格的程序和特定的方式。

“宽严并进”刑事政策在台湾地区的实践——以台湾地区2005年“刑法修正”为样本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宽严相济成为中国大陆基本的刑事政策。无独有偶,在海峡彼岸,台湾地区也推出了“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并以此为指导在2005年进行了“刑法修正”。台湾地区刑事政策的调整涉及面广,有其自身的特点,引起学界和刑事司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对大陆刑事政策和实践也具借鉴意义。

论现代刑法的宽容之维

宽容是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和法律准则。现代刑法必备宽容之维源于法治社会中必须充分保障和尊重被告人人权和人性的要求,毕竟被告人实施犯罪除了自身主因之外,还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被害人因素的作用。刑法的宽容理念已经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指导下,以刑事和解的方式践行,这种新型方式通过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真诚协商达成谅解以恢复和睦关系,而且这种宽容理念在《刑法修正案(八)》许多条文中又得到进一步确认,愈发凸显我国刑法深厚的宽容底蕴。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不起诉标准》谈起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我国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都主要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为适应宽严相济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合理划定犯罪圈,应当树立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轨运行的理念,一方面要严密法网,另一方面,对微罪行为予以宽容。转型期社会现实决定了我国的犯罪化进程仍将继续。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将是我国目前及今后非犯罪化的主要途径,《不起诉标准》就属于这方面的实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裁量不起诉制度的价值取向及其运行

裁量不起诉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制度之一,其在价值功能等方面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相契合。目前,裁量不起诉制度的运行还存在不少问题,为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构建和谐社会,检察机关必须依法充分行使裁量不起诉权。

从人身危险性出发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未成年人犯罪为视角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但该政策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贯彻执行中常常陷入误区,凡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概从轻处理。这很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增强,无法实现矫正未成年人临时犯罪人格的目的。为了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该以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司法者在量刑时进行自由裁量的参考依据。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评估机制包括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时间、实施主体、评估方法和评估程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死刑司法控制的困惑与对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而提出,其主要的实践导向之一就是死刑的司法限制适用。而在现行死刑立法很大程度上并未体现出"宽严相济"原则的条件下,能否施行严格的死刑司法控制,就成为检验这一政策贯彻程度的重要标准。理性认识当下死刑司法控制面临的困难和困惑,并以司法者应有的道义和政治责任感积极探索相应的对策,是在死刑适用方面切实贯彻宽严相济政策要求的基本保障。

论侦查阶段的和解撤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统摄下的制度构建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宏大背景,刑事和解成为当下刑事法领域研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和解撤案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组成,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益实践,其积极意义直接而深远。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统摄下,科学地构建侦查阶段的和解撤案制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也符合诉讼效率价值的合理诉求。其内容至少包括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程序与监督机制四个方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实行20多年的"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都"以人为本",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因为它能满足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节约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因为它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协调社会利益。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从理念到践行:未成年人犯罪轻缓刑事政策的司法实现途径

无论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缓刑事政策,还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实际上都是指处理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应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主要目标,向未成年人倾斜,以宽为主,以宽优先。这既是一种理念,更应该是一种实践;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基本问题研究——对相关传统话语的批判性考察

传统话语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解读存在不少误区,如对"宽严相济"的政策定位、基本内涵、与其他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就是如此。"宽严相济"这一刑事政策应当被解读为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内涵应当被理解为"宽严有度"、"区别对待"。对"宽严相济"与其他刑事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应当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