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惠州“代耕农”群体的社会调查

"代耕农"是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弱势群体,他们"离乡不离土"且"耕者无其田",其发展已经有30余年的历史了。"代耕农"为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却过着十分艰辛的生活,其生存状况与利益诉求值得社会各界关注。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中心,对珠三角"代耕农"群体进行社会调查,呈现其生存状况。

永佃制的法律经济分析

永佃制是一种重要的地权制度,与此有关的史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律研究等一直是较为热烈话题;它是租田制一种发展形式和新阶段;永佃制完全由中国社会习俗内在发展的结果;永佃包括了“永佃”“一田两主”、“一田三主”三个阶段,其间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发生较大的变化。永佃制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

陈胜出身及有关问题的考辨

有人误读历史文献,得出陈胜"出身是相当高贵的","当上900民工的屯长","不是一般的庄稼人","是地方上的豪强"等新结论。但通过对"为人佣耕"、"闾左適戍"、"失期当斩"、"屯长职爵"、"陈胜字涉"的考辨和对历史文献的解析,揭破了这些"新结论"的虚妄和与历史事实的背离。

珠三角“代耕农”群体的社会调查分析——以惠州市为中心

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中心,对珠三角"代耕农"群体进行社会调查,分析其生存与发展状况。"代耕农"的年龄结构、文化水平、收入支出、代耕规模等都没有太大差别。其居住环境、子女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情况更是极度相似。"代耕农"群体极具共性,但仍存在差异。这个群体内部正为适应代耕环境的变化而慢慢发生转变,其分布区域也在发生变化。从经济发达向经济较落后地区流转,是"代耕农"群体迁移的新趋向。

论中国近世佃农的性质与佃农收入——兼与张五常、黄宗智先生商榷

中国近世的佃农,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们还是企业家。从整体上说,他们能够对市场机制进行灵活的反应,并按照自己的决策相应调整生产,以适应外界的条件及自身的资源拥有状况。因此,中国的佃农,不应该仅仅得到一般的劳动报酬,还应该得到企业家才能的报酬。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正确理解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和农村很多问题的答案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土地权利问题——土地权利由土地贵族向佃农转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土地权利发生了重大变化。持续的土地法改革运动及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法案,确认了终身地产权人对土地的抵押、出租乃至出售的权利,使土地转让行为更为自由,为随后土地贵族的地产出售行为提供了保障。同时,土地贵族在被迫出售地产的过程中,多将土地划成小块出售给直接承租的佃农。由此,大规模地产由土地贵族流向佃农,相应地,土地权利也由土地贵族向佃农转移。

农地流转价格失灵:解释与影响

政府的介入在促进农地流转的过程中,改变了农户在自发流转交易中的弱势地位,使农户由分散的个体变成了统一行动的集体,其市场适应和价格谈判的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农户也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但这也使农户对农地的价值评价由农业生产要素的单一维度转向包含了生产功能、就业功能、财产功能、情感因素等多个维度,由此容易形成“价格幻觉”。在政府补贴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形下,农地承租者也对政府补贴产生了严重依赖,形成了将政府补贴视为利润的“利润幻觉”。农户的“价格幻觉”和承租者的“利润幻觉”方向一致的惊人耦合,导致了农地流转交易价格从自发流转时的低位失灵向政府介入时的高位失灵变迁,这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给承租者和整个社会带来了许多风险,不是理想的农地流转配置方式。因此,政府要摆正自身的角色定位,对此进行适当的纠偏,让市场在促进农户增收和降低规模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

试析近代苏州佃农抗租行为的成因——以1912—1936年为中心

1912—1936年间,苏州地区掀起了频繁的佃农集体抗租风潮,其发生频率、范围、影响远远超过江南其它地区。佃农集体的抗租行为有多种原因:政府介入租佃关系致使苏州农村社会权力关系改变,双层地权关系催生出恶性收租体制,灾荒下田租蠲减及粮价波动导致佃农收入严重受损,从而导致佃农抗租群体事件频发。

魏晋时期佃客部曲制发微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佃客部曲制广泛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大量的编户齐民从汉末到魏晋时期,随着土地急剧减少社会地位也逐步下降,通过多种的形式建立了与世家大族之间的依附关系。在这种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虽然以牺牲数量众多的佃客部曲利益为代价,但是就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评张五常的《佃农理论》

根据二战前后台湾农业发展的更完善资料，再次检验了《佃农理论》有关台湾的实证分析，在判决性地证伪张五常理论假设的同时，意外发现：1945-1956年间台湾农业的高速发展，不过是二战后农业修复期的正常现象，与1949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并无因果关系；然而出于不同的目的，张五常与其所批判的土地改革支持者，却利用这一正常现象上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罗生门。但更意想不到的也许是，台湾土地改革本质上只不过是科斯定律在现实世界的一个真实试验而已。

代耕农的社会空间及管理--来自广东南海西樵的田野调查

通过对广东南海西樵渡滘村代耕农群体的实地研究,将代耕农社会空间视为都市化带来的空间生产异化的产物,这类空间具有边缘、隔阂以及难以管理等特点,并就如何有效治理和合理优化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空间进行思考。

证史与阐幽: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研究

明代中后期,坊刻日用类书的“农桑门”中载有大量耕织图像,它们多以邝璠的“农务女红图”为基础改绘而成,是楼璹开创的耕织图系统在庶民社会中的普及性版本。这批耕织图蕴含着丰富的农事信息,描绘了一些传统农书所未载的农业技术,可以反映彼时农业活动的真实场景。中国传统耕织图体现的是一种象征与教化意义而非技术传播的价值,不同于以往耕织图多为帝王、官员所推动或绘制,日用类书耕织图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地主阶级,其主要目的是期冀通过其乐融融的图像来缓和当时随处丛生的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

工业化时期英国地主与租地农场主的博弈

在工业化时期,英国逐步形成了以大地产为主、小土地为辅的土地分配结构。租地农场主从地主手中租赁土地,投资经营。主佃双方围绕租佃农场,通过固定资本和营运资本投资、租佃合约、模范农场、租赁期限和租佃权,展开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双方之间既展现出商业关系,又透露出人情关怀。通过博弈,地主固定资本和农场主营运资本的界限时常发生微妙的变化,地主常常默认农场主的某些违约行为,租赁期限渐趋缩短,农场主最终获得了租佃权——离佃时收回未竟投资的权利。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后的山东省农村经济变化——以惠民县孙家庙庄为例

本文以中国山东省作为研究目标,深入分析了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初期的城郊农村经济的变化情况及其产生根源,还探讨了滨州市、县城及其周边区域的经济关系。这一时期的变化来自小作农,该阶层出现了从后农业耕作到农业耕作的转变;县城地主们也减少了各自的土地面积和管理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