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evice to Improve Collaborative Practices of Sanitation Department Agents of a Territory: The Case of the Lamkansa District in Casablanca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agents of a service that manages one of the technical processes acting on a given territory by synchronizing the spatio-temporal dimensions including all agents assembled for the task. This proposal was tested in the Lamkansa neighborhood in Casablanca, Morocco. The employed approach is based GIS resources and on systemic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present in a territory. We were inspired by several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that carried multi-actor processes in land use planning. We focused our work on strengthen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s, field agents and office agents,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 and monitoring the liquid sanitation system. The device is based on geolocation and synchronous feedback of topological, geographical, and multimedia data related to the liquid sanitation network. Thanks to a geo-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ve, and motivating logic, we reduced the management costs of the network and made it faster and more efficient by equally mobilizing another type of non-specialized actors (the inhabitants). This device uses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to consolidate collaborative work tools through ICT and GIS technologies that thematize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the field. Furthermore, this device raises great interest as it entails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several actors in a geo-collaborative mode while combining geomatics with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从空间规划体系到国土空间体系——兼析国土空间体系构建下的国土空间治理趋向

研究目的: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国土空间体系表述的形成脉络及内在逻辑,并从国土空间体系构建视角探讨国土空间治理的未来趋向。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与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国土空间具有“区域”和“要素”双重特性,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旨在解决传统国土空间治理的“区域”“要素”缺乏统筹问题。从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到国土空间体系的演变,实质上是不断推进迈向高质量发展、强化“区域—要素”统筹的国土空间治理。在构建国土空间体系的指引下,国土空间治理既要聚焦国土空间的高质量发展,绘就国土空间协调发展蓝图,又要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做好国土空间治理的“区域—要素”统筹。研究结论:面向国土空间体系构建,国土空间治理未来应做好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区域—要素”统筹治理。

协同治理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与思考——以江苏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是完善现代化治理手段、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工具。在总结跨地区、全流程、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框架下,基于江苏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多层次同步编制的实践,探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推动区域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跨区域协同治理通过城市定位协同、生态环境治理协同、交通协同、市政基础设施协同、文化协同等手段,实现不同空间协同治理目标的落实;全流程协同治理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磋商机制,实现省市县的纵向传导反馈和多部门、多条线的横向寻求共识,化解跨界地区矛盾;多主体协同治理侧重制度建构,保障行政力、市场力和社会力的多元参与。

国际数据权利体系沿革与我国借鉴研究

当前我国数据权利制度体系尚不完善,严重阻碍数据资源流动、转化与增值,易引发国家数据安全问题。数据权利体系范畴包括国家数据主权、数据人格权和数据财产权,德、美、俄等国数据权利体系演化历程不同,呈现德国沿袭传统式、美国修正扩张式、俄罗斯突进式演化的不同数据权利演化模式。以国际模式为参考,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数据权利体系宏观架构,加强具体权利构建。

中国古代镇山的地理想象及空间建构

【目的】镇山是中国传统风景营建中自然与文化紧密融合的优秀产物,是多尺度视野下的典型地理想象结果。发掘其中的传统自然价值观、知识体系及空间文化体系,可为当下相关遗产的保护与“城-山”空间体系的发扬提供历史理论依据。【方法】基于爱如生中国方志库量化分析镇山历史信息,结合对图文史料的解析,梳理镇山地理想象内涵的历史变迁,总结镇山地理空间体系构成,归纳城市镇山空间的构建理法。【结果】梳理了镇山地理想象内涵从国家到地方、从神性到世俗、从政治宣扬到政治教化的嬗变历程,总结了宇宙镇山、国家镇山、区域镇山、城市镇山4个层次的地理空间体系差序构成部分,归纳了城市镇山的选取特征及空间秩序组织特征。【结论】镇山文化模式及空间组织具有耦合关系,通过地理想象的视角可以深入探寻其中的内涵,从而推动镇山文化与空间的保护与传承。

数据主权主体论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催生数据主权,深刻影响国家数据安全和全球数据治理实践。出于管辖、隐私和商业利益等因素考量,现有研究分别提出了国家、个人和企业三类数据主权归属主体,模糊了国家作为唯一主权者的权威身份。通过追溯历史、分析现状可以发现,个人与企业不可能成为数据主权的行使主体,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诉求可用个人信息权利、企业数据权利等制度安排以蔽之,无论从性质上还是内容上讲,都不属于数据主权的范畴。对于个人而言,其主权主张滥觞于信息自决权,且个人缺乏对海量数据的掌控能力,个人作为数据的产生者并非理所当然是数据的所有者和主权者;对于企业而言,其因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获取的数据权力使之仅处于支配地位而非法律地位,更不能将其提升至主权地位,企业依旧是被监管者。事实上,自博丹以来的主权学说和国家间主权实践确立了国家不可动摇的主权者地位,在虚拟空间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主权责任只有国家能够承担,受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赋能的多元主体作用的提升并未侵蚀主权,相反,国家数据主权在应对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中获得了增强。

智慧国土的基本内涵与发展方向

当前,国家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对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的数字化发展与应用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近些年国土空间数字化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标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尚存在着与业务融合不深、技术支撑不够、整体合力不强、发展动能不足等问题,突出表现为高质量信息供给不足、高层次分析能力不强、高层次赋能手段短缺。因此,应以智慧国土为抓手,统筹数字化发展,推进智慧化应用。本文分析了智慧国土的基本内涵,提出以数据—信息—知识为主线,统筹国土空间的数字化发展,实现一体化建模、集成化管理及知识化服务;从全面动态感知、系统精准认知及全域智慧管控的角度,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治理各项工作的智慧化应用水平,实现在实景三维空间研判、用时空信息说话、凭时空知识决策。为了切实地构建国土空间治理的数字化生态、促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后还要加强顶层设计,推动科技创新,开展试点示范,加快专业改革。

从“数据隐私框架”看欧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博弈

欧美《隐私盾协议》失效后,双方为了恢复数据跨境流动秩序,于2022年底达成了“数据隐私框架”。该框架旨在回应欧盟法院在“《隐私盾协议》无效案”中提出的主要关切。2023年7月,欧盟委员会基于该框架对美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水平发布了充分性认定决议。然而,该框架并未对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收集数据与窥探隐私的行为施加实质性限制。此外,框架建立的双层救济机制由于缺乏独立性,也无法给数据隐私权益受损的欧盟公民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与《隐私盾协议》相比,该框架在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欧盟和美国在双方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安排上的博弈,表面上是两种数据保护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碰撞,实际上反映出了欧盟实施“数字主权”战略与美国维护“数字霸权”地位之间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欧美凭借各自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争夺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通过深入研究欧美之间关于“数据隐私框架”的规则博弈,可以为我国在选择适合本土的数据监管模式和提升数据治理规则话语权方面提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公布的2018年中国1880个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冷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考察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化”特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数字乡村在长三角地区呈“片状分布”,而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点状分布”。2)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网络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长三角地区形成“高-高”集聚。数字乡村发展呈现次热点区和热点区围绕高热点区集聚的“中心-外围”结构形态。在热点区与冷点区之间形成“T”字形狭长地带,将热点区与冷点区分隔开。3)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总体基尼系数为0.0359,其中数字乡村的区域间差距是数字乡村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4)产业经济、人口教育、财政金融和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异特征对数字乡村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影响。

国土空间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基本内涵、模式演进与关键挑战

研究目的:解析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基本内涵与模式演进,探讨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挑战。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理论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指多元主体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建立数字国土、参与制定空间发展战略、实施资源优化配置行为,助力高质量国土空间构建的过程;(2)根据对象、主体与目标来解析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内涵,包括以数字孪生国土空间为基础场域,以政府—市场—社会多跨协同为重要形式,以系统重塑为核心目标三个方面;(3)数字化视域下我国国土空间治理先后经历了自然资源考察、数字地球建设、智慧地球发展、全面推进“数治化”4个发展阶段;(4)从传统国土空间治理向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数据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需求高度分化、技术理性与民主价值难以统筹等现实问题。研究结论:多元主体利用数字化手段协同开展国土空间治理是加速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扎实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关键在于规范数据管理体系、关联多元场景、完善技术应用空间治理的顶层设计。

团队对外领地行为如何影响团队知识共享:团队心理安全氛围与团队正念的作用

领地行为被引入组织行为研究领域后便受到广泛关注,探究团队对外领地行为对团队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社会身份理论视角,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收集来自64个团队的329名员工数据,考察团队对外领地行为与团队知识共享的关系,分析团队心理安全氛围的中介作用以及团队正念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团队对外领地行为正向影响团队知识共享,团队心理安全氛围在这一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2)团队正念正向调节团队对外领地行为对团队心理安全氛围的作用,即当团队正念水平较低时,团队对外领地行为对团队心理安全氛围的影响作用以及团队心理安全氛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当团队正念水平较高时,会增强团队对外领地行为对心理安全的影响,且团队心理安全氛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

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问题检视与规范建构

国土空间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空间,也是包含了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空间和权域空间,意味着国土空间规划不再仅是介入空间生产的技术治理工具,而是成为体现国家意志和政府目标的施政方式。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法治化是国土空间规划取得合法性的基本依托,也是证成其公权干预私权正当性的重要方式。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的实质内涵是“良法善治”。“良法”表现为体系上的完整性、内容上的科学性和功能上的指引性;“善治”则需要构建横向联结的整体性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之道以及纵向传导的“压力-反馈”型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之道。受制于内在和外在因素,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面临着顶层设计付之阙如、规划法治基础薄弱以及央地事权划分不清等多重困境。国土空间规划中所蕴含的权利、权力内容及其复杂关系,决定了以“权利-权力”为核心范畴的法权结构主义对其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宜依循“空间权力-空间权利”的逻辑展开。空间权力是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建构的基础。国土空间规划的权力体系包括空间发展权的供给、空间规划权的配置以及空间管理权的创设,在权力配置上应体现出整体性、对应性和公共性。空间权利是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建构的目标。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空间权是包括狭义空间权(空间物权)和空间人权的复合性空间权利。空间权的复合属性及其立法缺失,以及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可诉性难题,亟待构建以“立法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为核心的空间权利救济体系。

数据主权视野下平台治理的动力逻辑、模式选择与重构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入变革与数据资源重要性急速提升,网络平台迅猛发展,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引致了多种政治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数据赋能的权力结构变迁中,市场权力向占有大量数据资源的平台流动,平台权力兴起。平台权力挑战了国家数据主权的身份与权威,对网络空间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现行的政府外部强制性监管、平台内部审视性自治和官民合作协同性治理的平台治理模式在主体与工具方面均存在缺陷,难以回应数据主权视野下的治理诉求,亟需注入新的平台治理精神,以应对权力转移带来的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变化。应当以数据主权为原则嵌入国家安全与主权权威的治理理念,以主权权能让渡为工具增强平台开展合法性自治的能力,同时培养以社会责任为引导的平台行为,兼顾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规制,搭建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法律制度与以平台权力为中心的平台规则的良性互动框架,追求主权安全、权责平衡、充满活力、制度正义的平台善治模式。表1。参考文献50。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体系构建研究——以佛山市为例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目前存在重经济轻保护、重遗产轻环境等问题,促进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能够有效推动城乡建设与文化传承相得益彰的高品质空间建设。佛山是一座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城市,平衡好历史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之一。以佛山市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在摸清文化遗产资源类型、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上,搭建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和联动发展的分析框架,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体系。首先,全面挖掘和梳理佛山市多层次多元化的生态-文化资源,划定不同等级的资源集聚区;其次,提出“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空间保护体系构建策略;最后,构建“生态基底+遗产空间+遗产廊道”的分级分类空间保护利用模式。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体系的构建是从文化遗产单体保护到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和系统性整体保护的转变,对于城乡环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供需视角下雨洪调节关键区识别及规划策略研究

雨洪调节服务供需测度对识别易涝区域、合理配置自然资源、优化雨洪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的研究多从供给或需求单一角度聚焦中心城区雨洪调节能力,而全域尺度雨洪调节服务供需测度实证研究较少,雨洪调节服务供需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供需平衡的关键驱动因子有待探究。以湖北省通城县为例,通过SCS-CN模型量化县域生态空间雨洪调节服务供给能力,利用洪水脆弱性指数评估社会经济对雨洪调节服务的需求水平,进而识别县域雨洪调节服务供需空间分布特征及失衡关键区域;结合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分析和冗余分析,探究影响供需失衡的关键因子,并考虑人口密度和建设用地面积对雨洪调节服务供需的影响,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尺度构建雨洪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①县域内雨洪调节服务供需空间存在显著的分异情况,因此需要从整体角度构建和优化雨洪安全格局;②中心建成区是雨洪调节服务供需失衡最严重的区域,需要采取雨洪安全管控和修复措施;③县域内雨洪调节服务供需失衡的关键影响因子是人口密度,与雨洪灾害风险等级呈负相关。研究成果可为识别雨洪调节服务供需失衡区域以及优化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多尺度雨洪安全格局提供量化支持和依据。

县域国土空间“双评价”理论与实践探索——以山西省清徐县为例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而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县域国土空间双评价如何支撑县域规划一直是重点研究的问题。围绕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对资源环境要素的选取、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国土空间规划优化4个关键问题,以山西省清徐县为研究区,提出基于短板-长板理论的资源环境要素分析和基于地区特色+上下协同的国土空间优化模式,构建适应地区特点的县域双评价框架体系。研究结果表明:清徐县除西部山区、汾河两侧、潇河和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为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外,其他地区均为农业生产适宜区和城镇建设适宜区;清徐县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规模主要受水资源约束,该地部分农业灌概区已超出水资源承载规模。研究合理划分清徐县生态、农业、城镇优先发展区,提出县域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优化建议,为清徐县等县域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提供了基础支撑。

高品质空间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逻辑关联、响应路径与关键维度

研究目的:探索高质量发展目标与空间规划的逻辑关联,明晰空间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响应路径,提出高品质空间规划应当注重的若干关键维度。研究方法:文献梳理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阐明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要义在于提升社会总生产的使用价值,相应要实现空间使用价值的有效提升与交换价值的合理增长。(2)指出高质量发展对空间规划的需求,以及空间规划在要素配置、空间协同、创新引领、场景营造和政策供给等方面的总体响应路径。(3)提出高品质空间规划尤其要重视若干关键维度,包括尊重科学规律、前瞻战略引领、主动弹性应变、以人为本、价值活力提升等。研究结论:空间规划是统筹发展要素配置与实体空间建设的公共政策,将多维度的高质量发展理念融入空间规划,有利于形成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紧密融合的高品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强制留学:抗战时期日本的中国占领区留日警察政策

抗战时期,日本政府强令中国占领区各伪政权选派警察赴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各伪政权大多以刚刚成立或财政困难为由,提出不派、缓派、少派请求,但在当地日军、日本使领馆和内务省派遣人员的压力下,不得不按照日本的原定计划选派。这些留日警察的接受、教育和管理,主要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和内务省警察讲习所协商负责。日本政府的目的是培养直接服务于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政策的“协力者”,但它忽略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增长,最终事与愿违。

“双碳”目标下国土空间优化的挑战与应对

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始终是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现有的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多聚焦于对低碳空间治理思路、框架、工具的整体性把握,尚缺乏明确的碳约束目标及行动指南,亟待将“双碳”目标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体系、决策体系和保障体系,发挥规划在空间治理上的统筹引领作用。首先,国土空间优化光论“地”不谈“天”不行,也不能“就土论土、就地论地”;其次,低碳和“双碳”目标并不完全等同,要避免“双碳”研究中忽视国土,也要在研究国土问题中厘清“双碳”;再次,空间优化是个复杂动态过程,需要高度重视深度不确定性。因此,未来有必要建立国土空间抗解性识别分析范式和方法,开发应对深度不确定性的国土空间协同演化集成模型,构建国土空间多目标优化调控理论体系,并沿着科学认知、信息技术、智能规划、创新制度四个主轴展开深入研究和理论构建。

黄河流域山东段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黄河流域山东段为研究区,结合200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规模特征、动态变化和分布特征等方面对国土空间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多维度定量分析,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规模特征方面,除乡村生活空间规模相对稳定外,其他各类国土空间增减特征显著;(2)动态变化方面,不同国土空间类型间的动态变化差异明显,且各区县单元综合动态度呈现东北高、西南低、中部突出的特征;(3)分布特征方面,各国土空间面积变化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这一特征在2010—2020年相对减弱;(4)驱动因素方面,研究区国土空间面积变化受到地形地貌、水热状况、区位情况以及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自然环境因素是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地理基础,社会经济发展则发挥着关键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