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阙里志”历次纂修研究

明正德元年(1506)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间,八部以“阙里”为名的孔氏家志刊布问世。除《阙里文献考》仿典志体外,七部志书体例历经“纲目体—平目体—平纲并用体—纲目体”的发展演变,并引入“志体”体例,至康熙年间得以成熟。内容上,诸志嬗递相因,在沿用基本纂修框架的基础上各有创新。志书的编纂顺应了明清两朝奖崇师儒的文化政策,体现着孔氏编纂家史以尊宗敬祖的思想要旨。在编纂过程中,孔氏家族确立了孔氏血胤与儒家学统的正当性,实现了自我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作为孔氏续承千年的文本呈现,孔氏家志成为明清圣贤家族文化景观的重要一环。明晰明清孔氏家志的成书经过、体例、版本、断限、门类设置与内容异同等诸问题,是有效利用这套文献的前提,亦有助于推进与深化孔府研究。

《西域闻见录》民族志书写特征论析

《西域闻见录》是记载清中前期的西域史地、民族风俗的重要私修著作,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从民族志文本分析的视角考察了《西域闻见录》的写作意图、行文逻辑与编纂体例,探讨其在民族志视域下的书写特征。作者七十一在“自序”中完整表达了自己基于亲历见闻、为弥补相关典籍记载缺失、提供超越前人的西域地理风俗记载之主旨,刻画出“在彼处”之人的形象,建立叙述权威;该书行文、内容与逻辑协调形成了一套真确、融贯的西域知识表述,其内容详瞻、笔触细腻,在确保叙述客观性的同时,拓展了作者观点的表达空间;该书体例颇得乾嘉时期纪传体志书精要,兼采历时性与共时性记述之所长,统合“时间”与“空间”要素,成功描绘出动态变迁中的西域文化整体面貌。上述三方面书写特征使该书得以容纳清朝统一西域之初当地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复杂而多元的语言符号世界里自有其强盛之生命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明、清时期南少林武术历史寻绎

采用历史学、人类学、武术学、宗教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试图对明清时期的南少林武术进行梳理,初步展现其明清时期的情况,从宏观上把握其研究方向。

清代史馆的人员设置与管理机制

清代史馆是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们充分吸收此前历朝设馆修史的经验,在人员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都有着较为完善的制度。在人员设置上,各史馆之间相互参照,按分工不同分为管理人员、纂修人员、佐修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大类。在人员组成上,汉人、满人等都占一定的比例,纂修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管理上,清代史馆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制定史馆规章,建立考勤考绩制度,严格奖惩制度,提高了修史效率。同时,清代史馆在管理上也存在很多缺陷。

清朝紫禁城外御药房署所名称与居址初考

清朝因革明制而设立御药房,除设在紫禁城内的署所外,还在多处离宫别苑设有听差处或药房,即紫禁城外御药房署所。文章在梳理史料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对史迹遗存的实地考察,对清朝紫禁城外御药房署所的具体名称与居址进行了初步考证。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陇右近代诗钞》作家为中心

近年问世的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中,《陇右近代诗钞》一书,对甘肃籍作家的有关问题颇有参考价值。

清代史馆制度的演变及其阶段性发展的特点

清代史馆制度的演变与清王朝的兴盛衰亡密切相连,并表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入关以前,清廷在未遑大兴文教的情况下,就非常重视史书的修纂,相继设书房、文馆、内国史院负责修史,但还没有出现专门的修史机构。顺康时期是史馆格局形成时期,此时,各类史馆都已设立,并具有了相对稳定的组织形态,史馆内部人员组成及机构基本形成,史馆修史初见成效。雍乾时期是史馆制度完善时期,作为史馆核心的常开之馆的制度得以健全,统治者利用常开史馆的优势,打开了史馆修史的新局面,并大力增设特开史馆,促进史馆修史兴旺发达,修史成就卓著。嘉庆至清亡是史馆修史渐趋衰落时期,作为史馆支柱的常开、例开之馆的编纂活动尚能继续,但已无任何创新;特开史馆明显萎缩,修史项目不断减少;私家史籍编纂活动日趋活跃,并最终超越了史馆修史,向近代史学迈进。

清代学海堂中的小学教育与小学研究

阮元任两广总督期间创建学海堂,学海堂从事经史、小学以及文学教育,不课试科举文,其中,小学教育是一项重要内容。学海堂通过解、考、说、释、跋以及阐述小学经典著作的体例或者增补小学经典著作的内容等形式,来进行小学教育与小学研究,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各个方面,涉及经、史、子、集多种门类。为了配合小学教育,学海堂重视咏物题材的诗赋训练。此外,不少诗文课艺附有有关内容的解释。学海堂不立山长,而是设立八名学长,很多学长精通小学,通过教育培养出一些有着较高小学素养的生徒,有力地推动了广东语言学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

史馆修史与清代帝王文治——以乾隆朝为中心

有清一代,文治总是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清高宗乾隆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现实统治,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他设馆编纂《历代通鉴辑览》,宣扬自己的历史观念,借历史事实驳斥“夷夏大防”的正统理论,既确立南明的正统地位,又论证清朝承继天统,通过标榜“大中至正”之道,实现敦化风气、服务现实的目的。他谕令史馆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通过褒奖明末殉节之士,贬斥降清失义之臣,倡导忠义,风励臣节,借助明末清初历史来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适时转换道德角色,重新审论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和人物,并作出符合清廷根本利益的理论解释,巧妙地把历史与现实统治结合在一起。

论字词考据的效度——以清人考据笔记为例

考据的效度是指考据过程是否有效实现考据目标。字词考据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对考据效度没有足够的理性认识。清代是小学考据的巅峰,藉由清人的考据实践,可以看到影响考据效度的诸多因素:发疑是考据的动因,关系到考据的价值;预设的准确性影响考据的方向;取证的准确性、适切性和充足性影响考据结论是否准确、论证是否透彻;释理沟通证据和结论,可为考据结论提供可能性和可行性支持;考据结构的完整与否则会影响考据结论的可信度。今人的字词考据,可在充分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高考据效度。

清代诗学考述

清代诗学具有著述数量多、分布密、集成性、地域性、重史、主学及探究谱式作法等基本性质。列出相关的清人著述,勾勒出清代诗学总貌的同时,也向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一份最基本的清代诗学书目。

对清代史馆中史官生存状况的考察

清代史无专官,史馆内的史官主要由翰林院、内阁及各部院衙门派充,其余则靠荐举、延请、招考和征用来获得。史官的流动性很大,统治者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将史官调离史馆。史官在史馆内交流治学心得、探讨史书编纂问题,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又被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绝对不允许危及统治者根本利益的言论和行为出现。清代史官多是知识精英,有着修史以经世的政治情怀,但由于史馆修史要体现官方意志,史官因此饱受专制政治的精神摧残,倍尝人格分裂之苦。到晚清,多数史官表现出政治上的保守和迟钝,无法在社会变革面前做出相应的反应。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简论

清代中期 ,汉学发展如日中天 ,江藩是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他编纂《国朝汉学师承记》 ,叙述了清代汉学的承继渊源。本文拟对《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撰述动机、体例特点及学术价值进行梳理 ,进而客观地评价其人其书。

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

证其所长 考其所短——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简论

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是晚清时期考证皇侃《论语义疏》的重要著作。作者证其所长,考其所短,并对异文加以考订,体现出博采兼收、考证深入、实事求是的考证特点。

对清代考据学批评之批评

前人对考据学批评较多的是“复古”、“繁琐”、“门户之见”,这些批评有可商榷之处。考据学重视先秦两汉文献是由他们的研究课题所决定的 ,具有极大的合理性 ,并非是复古。繁琐不是考据学者们的追求 ,他们讲究博征 ,注明出处是为了增强结论的科学性 ,不能不加区别地视为繁琐。考据学派中的吴派矫枉过正 ,确有较深的门户之见 ,但皖派、扬州学派都主张实事求是 ,不以汉宋论是非 。

明清《实录》比较研究

明清两朝《实录》都通过传统的实录体来记载本朝皇帝的历史,并贯彻了大致相同的史学主题,即政治鉴戒、显亲尽孝、张扬忠义、劝励风俗等。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在文化上有极大的传承性和相同性,都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明清实录修纂因主导者的民族身份不同,导致二者形成同中之异。明代实灵全为汉文本,而清廷在继承中原体制的同时,刻意保持其民族性和文化特色,在修汉文本实录时,还修纂了满文本乃至蒙古文本;在直书和曲笔的应用上,两朝实录都对非敏感的历史进行了直书,对敏感的历史进行了曲笔,《明实录》的曲笔多属于对皇帝行为的政治性讳饰,而《清实录》多侧重于对清廷早期民族身份和文明状态的讳饰。为了掩饰民族身份的文化落差,清廷信奉"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通达的华夷观,从而走上了"汉化"之路,大力推行"右文"政策,设实录馆专修实录,以与明代只设史馆而修众史相区别。

论张舜徽的清代朴学起源观

张舜徽认为清代朴学源于宋代学术 ,不仅宋代朴学是清学的先声 ,而且 ,清学也有继承、有扬弃、有修正地吸收了宋代理学的有益成份。本文论述了张舜徽对朴学源流的考辨以及比较梁启超、钱穆、张舜徽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

清代书院诗赋教育

处于科举背景下,清代很多书院重视试帖诗与律赋教育。有些书院在从事科考诗赋教育时,还从事其他种类的诗赋教育。清代书院从事各体诗赋教育的意义在于:可使生徒所作的诗赋去俗趋雅,与朝廷推行的清真雅正的衡文准则相符合;可使生徒在诗赋上有所造诣,而不仅仅把研习诗赋作为科考的敲门砖;可以促进生徒文学综合素养的形成,为国家培养通才服务。为了有效地指导生徒研习科考诗赋,很多书院重视各体诗赋名作研读。清代书院在从事诗赋教育时,一般是要求生徒分类研习,循序渐进,选择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进行研读。诗赋与八股文都讲究格律要求,一些施教者从学理上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揭示出学习诗赋与学习八股文可以相辅相成,有利于改变生徒重八股而轻诗赋的思想认识。清代一些汉学书院的诗赋课艺有时冠有考证性的题序,其诗赋教育具有浓厚的学术化色彩。由于重视考证,这些书院为清代考证学的发展贡献出了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