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阈下的17年城市文学

在许多城市文学研究者的眼中,17年时期几乎是一个空白,同样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中,17年时期也被认为是现代性最为缺乏的时期之一。认真考查17年时期的文学作品,发现不仅关于城市的书写大量存在,而且其现代性较其它时期更为突出,整体上呈现为一种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相交融的悖论状态。

新时期文学创作对17年文学传统的悬隔与会通——从刘勰的“通变”思想谈起

从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所提出的“会通适变”思想出发,探讨并阐明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对于17年文学传统的会通与悬隔问题,在充分肯定新时期文学创新成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明了新时期文学由于缺少17年文学所具有的那种民族、国家、集体主义体悟和关怀而造成的精神蜕变。进而认为,17年文学那种朴实、自然、真切而崇高的情感取向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学正变的基础和前提。

社论化:“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一种形态

“十七年”时期,社论这一当代报纸的新闻评论方式,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殊的社论化文学批评形态。社论化文学批评以其特定的话语方式,参与了“十七年”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更以其特殊的话语内容,深度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史、思想史的建构。文章超越纯粹的“美学的”批评方式,重返历史现场,分析社论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的时代语境;进而采用史料统计方法,呈现社论化文学批评的运用情况;并采取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社论化文学批评关注的主要内容,以揭示社论化文学批评积极参与社会史、思想史建构的内在逻辑。

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理论书籍出版状况、成因及影响分析

十七年时期,作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第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家和作品,同时也出版了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著作。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儿童文学理论在发展趋势、译介对象、出版中心、理论重点等方面都独具特色,这一切与十七年时期独特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并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现象平议

作为国家权力话语的常规表达和重要组成,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权力色彩,并以"三结合"为标志逐渐升腾为文艺生产的主导模式。这种写作方式变更的实质是动用国家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限制并规定写作的权力,即关涉谁来写作,为谁写作,写作什么和如何写作的问题。显性集体写作和隐性集体写作悄然合流,均饱受时代政治话语最强音的浸染,漠视和忽视话语主体鲜活的个人思考,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地改造和利用。

革命的想象: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

本文以“十七年”文艺作品中关于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作为个案,探讨在叙事的建构过程中,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是如何以“神魔斗法”叙事模式来修辞战争,又是如何在反复修辞革命者爱情生活“克制”的同时最终“控制”爱情发展的走向,从而展示文艺的叙事修辞方式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论“文学想象”与“历史存在”的差异性——对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再反思

英雄形象是指客观存在于文本世界中的英雄客体,他们作为独立的存在,已经以文本的形式存活于文学之中。英雄叙事则是作者在英雄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文学想象"塑造出英雄形象的过程。"文学想象"与"历史存在"是有差异的。在英雄叙事的过程中,既要规避过分张扬"文学想象"带来的文学失真问题,也要规避过分拘泥"历史存在"带来的文学失魂问题。只有真正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会有助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这恰是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爱情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爱情叙事通过革命的想象性话语完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情感叙事的规训与重构,其在完成新的意识形态塑造之后,也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寓言。重新解读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影响的历史深度。

消失的“风景”线——十七年(1949—1966)乡土小说中的风、花、雪、月

风景描写是现代乡土小说的重要表征之一,但现代乡土小说发展到十七年(1949-1966)却发生了变异,风景开始隐匿,即使在孙犁、艾芜等这些向以抒情写景闻名的作家笔下,风景的呈现更多伴随于旧人旧事,在现实时空中却付诸阙如。写景即写人,消失的风景线从侧面说明了十七年文学中"人"的异化。

从审美主体选择看十七年文学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成因

从文学创作的主客体关系上讲 ,主体的创造意识是在对客体存在的改造式适应中体现的 ,客体对主体的制约同样也是以尊重主体意识的独立性为前提的。而当代文学史上前十七年的文学创作 ,往往人为地将主客体双向之间的适应互动的选择重构关系释解为主体对客体 (群体 )的单向依附关系。这使源于复杂体验与认识的艺术个性构成的多重视界往往被群体的逻辑思维所取代 ,它所形成的两极对立的审美模式和传统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 ,共同成为导致创作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重要原因。

口头传统与“人民文艺”的普及面向——对“十七年”新曲艺创作情况的考察

"十七年"期间,在新曲艺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充分显示了文艺普及方针的贯彻力度,以及在"人民文艺"定位下重视口头与通俗的特点。其中的优秀之作,无论在题材的延续上,还是对"故事性"的肯定与发挥上,都离不开对传统曲艺口头艺术的借鉴,同时也反映了新曲艺对革命政治的情理化把握。正是这种把握与书写,革命的抽象转化成了民间的具体,其中亦有不少围绕着普及与提高、"民间性"与"人民性"、政治性与娱乐性的冲突与博弈。而这一民间审美特色与革命政治的张力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催生了新曲艺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也浓缩了发展"人民文艺"的难题性。

“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模式探析

"十七年文学时期",由于片面夸大人的阶级性,忽视了人的共性,爱情已经被权力异化,爱情只不过是"十七年文学"中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或建设主题盛宴的佐料和点缀,可有可无,主流意识形态以其强大的张力使得爱情的心声淹没在高亢狂热的政治话语之中,即使出现爱情的因子,也被披上了"政治"的外衣,主人公对爱情的选择与追求实际上象征着其政治理想的归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心灵的归属。

再成长:读《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周边文本

张洁的短篇小说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引起激烈争论。论文将之辨认为一个微型成长小说文本,并重新放入当时的社会语境及相应的文学史序列进行重读,指出这篇小说尽管提及了革命者成长的故事,可是置换了原有成长小说中爱情部分的人物表,从而完成了对革命者爱情生活的追述和补偿,这是引起争论的重要原因。从这篇小说在成长主题、叙事模式、人物关系的处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与“十七年”文学的承续性和差异性,管窥“新时期”与“十七年”之间的断裂与连接的复杂情况。同时,《爱,是不能忘记的》改写了“十七年”文学的成长文本,还为接受了这一成长文本教育的几代人编撰了自己的爱情成长宣言。

建国后十七年外国文学经典的翻译标准

建国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了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统治地位,以一定的批评标准翻译引进了众多外国经典。其具体情形为,在国别标准上,苏俄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占据压倒性优势;就国家之间的差序而言,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翻译的取舍标准;就国内的阅读权力而言,采取内部发行措施。

论“十七年”出版业与新文学书籍的生产

1949至1966这"十七年"间,新中国出版业在"为人民服务"出版方针指引下,对新文学书籍的生产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控。其主要手段包括:出版对象身份的重新确认、出版社的整合与分工、几大文学出版社对新文学书籍出版的垄断等。"十七年"出版业调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政治—文学"的一体化。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政治启蒙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起源语境

以十七年文学为基础的"红色经典"文艺一直被世人所误读,只有用"经典红色"文艺才能够消除各种误读,还原其真正的原生态的本来面目。因而,理解十七年文学,必须走进它产生的现代性起源语境。其现代性主要来源于"五四"产生的政治启蒙现代性,目标直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所以,十七年文学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的,反而是现代性的。

“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

随着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革命和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逐渐紧密,由"大众"及其演化而成的"工农兵"批评话语也随之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批评实践中得以利用和阐释,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与内涵。本文意在考察从革命文学时期到"十七年",在与不同政团和政体意识形态的"合力"中,"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及其折射出的文学批评祛除审美成规、终至"不能自主"的过程。

《纪要》问世的前前后后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是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状况的典范性文本。它统领了此后10年间对中外古今文学艺术进行大批判大扫荡的否定性评价的官方口径。笔者在阅读有关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座谈会召开和《纪要》的反复修改过程,解读了《纪要》中讲到的"17年文艺黑线"、"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等要点,也揭示了其中的"黑八论"的由来,进而凸显文艺领域极左思潮的来龙去脉。

“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消解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国的妇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她们几乎是全方位地渗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们女性意识觉醒了,从传统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纷纷从幕后走向台前,与男性一争高下,从十七年的爱情叙事作品对女性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女性全新的精神面貌。但由于对女性地位颠覆式的强调、由于女性对社会、政治活动等的过分参与,由于主流舆论的强势宣传,建国之初的人们正试图抹掉一切女性与男性的界线。从十七年爱情叙事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行事与思维方式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女性在觉醒的同时,女性意识又被极大地消解与弱化,女性的女性特质正在丧失,女人正在男性化或已经演变为非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