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产权刑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数据产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新型权利,该权利与虚拟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具有明显差异。数据产权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法益范畴,其应归属于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之中。现行刑法有关财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和数据犯罪的规定均无法实现对数据产权的全面保护。刑法对数据产权的保护应以促进数据流通为主要目标,且应当覆盖数据处理的各流程阶段。对侵犯数据产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应对“未经同意”获取数据行为审慎入罪。应增设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罪,对“情节严重的”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法域协调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物涉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以ChatGPT为例

人类情感的表达是人类器官独有的自然反应,而并非是某种规则的产物。作品的认定应当包含作者的情感表达。现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情感表达能力,只是智能化程度更高的弱人工智能产品。其自身无法承担侵权责任,其生成物并不属于作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带有情感的生成式强人工智能产品终有一天会被设计并投入使用,应对相关法律提前进行完善,以满足生成式强人工智能自身能够承担责任的需要。为了保证法律完善的顺利进行,应当坚持政策导向,并遵守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具体完善路径包括:第一,肯定生成式强人工智能作为作者与被侵权人的主体地位;第二,应当明确生成式强人工智能在刑法上的地位,肯定其既可能成为刑法的犯罪主体,也能成为刑法中的被害人;第三,为生成式强人工智能设置专属的处罚方式。

类型化视角下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研究

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类型化梳理是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的前提,类型化思维和传统概念化思维的有效互补可以化解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冲突。以促进文化传承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价值标准规划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路径,通过利益平衡原则指导下的非遗“权利主体”和惠益原则指导下的非遗“保护客体”类型化分析,解构非遗的传统类型,厘清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和样态,合理重构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类型,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有效配置方案,实现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良性循环。

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困境及应对

步入数字时代,随着技术与经济的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传承与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既回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利益平衡需求相契合。现阶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权利主体模糊、权利客体形态复杂、权利内容不清及权利交易不畅的现实困境。对此,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与发展,可以从明晰相关权利主体、构建分层保护体系、廓清相关权利主体的利益边界及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入手,破解当前的保护困境。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资源版权问题探析

文物数字资源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资源,但产权界定不清、归属不明、保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着文物数字资源的开放利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敦煌研究院丰富的文物数字资源可被划分为九大类,在具有独创性的前提下,均受著作权法保护。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在文物数字资源版权的界定与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有效机制,同时也发现,还需出台相应法律法规、管理办法,文博机构自身加强文物数字资源管理,方能更快更好地推动构建文物数字资源有效管理利用体系,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贡献研究力量。

电商平台“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内涵及判定

《电子商务法》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义务,但是较为简略的表述导致在理解时出现了不同认识,容易引起法律适用上的不同结果。对此,需要结合电子商务的特点以及相关条文的立法考量来加以把握。“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义务代表了我国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新探索,反映出了《电子商务法》希望促成和确保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平台自治防控知识产权侵权。因此,建立保护规则需要以现有规定为基础,并以主动治理为方向。具体判定保护规则的建立是否符合要求时,一是分析是否对法律规定加以细化以及是否违背或者降低法定要求,二是分析是否有包含现有法律规定之外的主动防控侵权措施,但是并不强制要求这些措施属于原创或者达到一定程度,三是分析所建立的规则有没有实际执行、有没有流于形式。这样的把握思路既能保证可操作性,也能减少对市场的潜在不利影响。

新时代陕西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现状与对策研究

陕西省作为延安精神的起源之处,有众多的革命文物类型和数量,文物的等级也都比较高。文章采用比较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对新时代陕西省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现状与成效展开研究,发现目前存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化不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管理手段尚存短板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公众参与度低等问题。结合全国各地经验和相关理论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地方性法规建设、优化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管理手段、多措并举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公众参与度等举措,以期完善新时代陕西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质效。

风景名胜资源的刑法保护路径:一个三阶的分析框架

最高人民法院第147号指导性案例开辟了以《刑法》第324条第2款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的先河,其意义不仅在于裁判思路上的创新,更在于对风景名胜资源刑法保护的再次确认。为了进一步厘定第147号指导性案例审判思维,化解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在司法认定中的难题,明晰生态环境领域权力和权利、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采取“对象—行为—法益”的三阶分析框架,构建风景名胜资源的刑法保护路径。在指涉对象的界定层面,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中“风景名胜”资源指涉的是生态景观而非生态景区,以维护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与风景名胜区之间刑法保护的协调性。在“损毁”行为的认定层面,采取“嵌套规制论”的适用理念,以风景名胜资源的“毁坏”为主要标准,以“价值减损”为补充,明确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边界,避免刑事认定的过分严厉。在法益价值重述层面,采取“1+X”模式归纳风景名胜资源的法益价值特征:其中“1”指代风景名胜资源的基础的、原始的生态法益特征,“X”指代风景名胜资源作为自然、人文遗产所蕴含的文物法益属性,其下又分为生物法益价值、启智法益价值、审美法益价值与经济法益价值。不同的法益价值类型对“严重损毁”的刑事认定有不同意义。具体而言,风景名胜资源的生态法益、生物法益、启智法益(科学研究价值)遭受“毁灭”,启智法益(科普价值)、审美法益受到“价值减损”,是刑法启动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的条件;风景名胜资源的经济法益不影响刑事违法性判断。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知识产权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城市层面系统性评估了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显著促进了该地区的企业创新,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通过提升该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来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丰富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创新、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供参考。

近代工业遗产保护体系研究——以日本富冈制丝厂为例

富冈制丝厂在民营期推进了日本与世界的近代制丝产业发展,收归市营后得到了多重政策的保护与民众的支持。本研究通过对富冈制丝厂的保护与活用体系进行考察,梳理了日本近代工业遗产保护政策。发现在其西仓库的改造中,使用了新技术,实现了活用、保存、补强三位一体。在遗产的保护制度下既挖掘了工业遗产的历史内涵,又促进了“官产民学”的相互协作。这种体系是值得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借鉴的。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大运河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宏伟壮丽的运河工程之一,不仅令人惊叹于其工程规模,更因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江苏省大运河非遗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也逐渐引起关注。文章深入探讨了其保护与发展现状,并进一步研究其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对策。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企业转型升级工商管理职能探究

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课题。工商管理职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旨在探究工商管理职能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和挑战。首先,文章介绍了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和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的必要性。然后,分析了工商管理职能在企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包括在法律法规遵守、企业注册和审批、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接着,探讨了工商管理职能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竞争和政策环境的变化等。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加强工商管理职能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通过深入研究和有效管理,工商管理职能可以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伦理、自治与强制

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家庭秩序与传统家国观念频受挑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弱者保护等原则,反映了立法者对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传统伦理与现代法理、家庭本位与个体自由、国家管制与家庭自治等理念的贯彻与平衡。家庭伦理与现代法理的共治旨在追求家庭共同体的完整和睦、家庭成员在情感与利益上的互利互助,以及个人尊严、自由与幸福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平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原则(第1041条第1款)以及强调家风建设等伦理道德理念,表明婚姻家庭编兼顾维护家庭团体属性与保障成员个人自由的立法思路;婚姻家庭编基本原则所包含的实质正义理念,为法官对有关身份关系协议进行形式控制与法律审查提供了价值指引,有利于妥当平衡家庭法领域个人的自治权与弱者获得实质公平保护之间的冲突。

美国商业秘密法域外适用的扩张与中国应对——以《2022年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为中心

美国商业秘密法的域外适用存在扩张趋势。《2022年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进一步授权美国行政部门对域外商业秘密侵权行为进行制裁,扩大了美国的商业秘密域外执法权,对中国的产业安全和涉外法治建设带来新的挑战。为减少冲突:在政府层面,我国应通过效果标准和适当联系原则构筑中国法的域外适用规则,优化中国反制裁体系的防御和弥补功能,完善多元、开放的金融体制;在市场层面,相关主体应加强海外合规和风险预警机制,积极通过行政复议或司法审查获得救济,主动与法案质疑者、其他被制裁主体和因制裁受到连带损害的美国企业寻求利益联合。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概念析要

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传统知识的下位概念,具有主体多样性、传承性、地域性、人身依附性、传统性的基本特征。包含静态类中医药传统知识与活态类中医药传统知识。其中,静态知识是指传统医药文献、器械等一定形式固化的知识集合;活态知识是指中医理论、秘方、诊疗技术、炮制技术、养生保健技术等具有潜在改进空间的知识集合。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不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在保护文化传统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对传统知识的存在条件也进行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可行方案包括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知识产权手段,在国家、行业、社会层面对上述静态和活态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知识产权确权,防止不当占有并进行推广宣传,传承发展。

论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

网络环境下,传统知识产权能够借助相关技术实现在互联网领域的传播,基于其所具有的无形资产特征及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特征,导致实践中利用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频发,且呈现出犯罪主体高学历、年轻化、犯罪类型相对集中及犯罪成本低价化的特征。传统刑法在对网络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时,立法层面存在罪名设置不完善、犯罪构成要件有缺陷及刑罚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司法层面存在审判程序设置不合理、犯罪数额的认定模糊及办案效率低下的问题,不仅不利于维护网络安全,而且影响了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为了完善对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在立法层面,应优化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罪名设置、明确其构成要件及合理设置犯罪刑罚;在司法层面,应完善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程序、明确相关数额的认定标准及提升案件办案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创新活力全面提升。本文选取2005-2012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包含专利基本信息和专利间引用关系的中国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库,利用2009年《专利法》第三次修订这一外生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高人力资本企业的创新水平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此次修订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的创新具有更显著的提升作用。此外,此次修订提高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技术吸收和知识学习能力,特别是引导企业主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这对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江保护法》视域下湿地产权制度的“旧”与“新”

为了解决多种环境要素交织情形下生态整体性保护问题,《长江保护法》提出了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生态空间系统性的导向和理念。文章基于《长江保护法》视角,利用其颁布时间前后的湿地资源相关数据,运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对湿地产权制度与传统产权制度之间的非适应性以及解决方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湿地产权制度囿于传统产权制度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了制度价值偏离、制度功能失位、制度实施阻滞等诸多问题,但是在基本原则的选择、内部事权的配置以及法律关系客体的定义上存在制度完善的新可能。进一步讨论发现,湿地产权制度应当明确生态价值在湿地产权制度中的基础性地位,利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视角调整湿地产权管理模式,完善湿地产权制度对生态空间的确权登记方式。具体的制度纾解路径是:第一,湿地产权制度应该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进行贯彻;第二,湿地资源确权登记结果和湿地产权生态信息可以绑定后进行公开;第三,湿地产权的自然资源边界和内部行政管理职责边界需要统筹规划;第四,湿地产权制度理应与“河湖长制”形成制度联系;第五,湿地产权信息应当与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相关联;第六,湿地产权制度务必明确规定测绘指标、测绘主体和测绘方式并且适时考虑引入“景观变化标准”。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财产权的建构

非遗数字化成果关涉公共利益,其是否有必要采取私法保护的路径、是否能够作为财产权的客体,亟待澄清。为纾此困,通过“Encoding/Decoding”理论窥探非遗数字化成果受财产权保护的理据,从而明确非遗数字化成果作为财产权客体的法律地位。值此,既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内在契合,又形成了对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效用。依据非遗数字化成果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所承载的不同私益品性,可将非遗数字化成果财产权界分为创作者的财产权与传播者的财产权,二者虽然在具体客体上有所差别,但权利内容均以控制权、利用权和处分权为核心。同时应当看到,拘囿于非遗的数字化系以非遗的保护传承为旨归,且其亦是对非遗利用方式的延展,非遗数字化成果财产权主体的权利须受到非遗权利人的制约,并应当以非遗的保护传承作为权利保护的边界,藉此消解非遗数字化成果的确权保护与非遗保护传承的表面张力。

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研究

2015年颁布实施的新《环保法》开启了中国强制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新阶段。文章使用2014-2019年沪市A股938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新《环保法》实施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说明强制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经过政策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显著,在中央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在高、中市场化水平地区显著,在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不显著,进一步解释了强制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特点。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进一步讨论了中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变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并提出完善强制性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