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讲章的三种类型

明代讲章有三种类型:宫廷经筵讲读时所进呈的讲稿、官学或书院讲学时的讲义、专为科举备考而编的“决科指南书”。决科指南书由于其功利目的而导致对儒家经典的肢解甚至曲解,引起了明末清初以来学者的严厉批判。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曲解经典的决科射利之书而否定所有的讲章,即使是有着明确决科目的的高头讲章,也有严肃寻绎儒家义理者,不应一概而论。不能因为《四书大全》在编纂体例上的杂乱而否定该书的儒学价值。从《四书大全》到《四书讲录》,这类讲义存在着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不同阐释理路。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明代讲章的发展变化,才能真正认识讲章的学术价值、科举史价值。

晚清以来董仲舒形象的转变(1893—1949年)

晚清康有为撰写《春秋董氏学》并确立董仲舒汉代“教主”地位以来,各派学者对其身份应如何进行定位不断展开争论。章太炎等人在董仲舒学说来源上的质疑,经胡适、顾颉刚之手落实为阐明阴阳五行学说对汉代儒学进行渗透的史实;董仲舒在儒学发展上的事功,被唯物史观派解释成儒学日趋僵化的重要原因;结果使董仲舒在近代完成了由汉代“教主”向帝制代言人的形象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董仲舒既因学说来源驳杂不被儒家所认可,也因与汉代统治者高度合作的历史而不见容于在近代勃兴的诸子学,丧失了在近代存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董仲舒形象在近代的再安放是各派学者合力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与时代价值导向艰难磨合的具体实例。

我国聋校教材研究现状与展望

以校本教材开发、教材编写、教材文本以及教材使用为切入点,对我国聋校教材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整理,发现聋校教材研究日益受到特殊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但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缺乏系统深入分析。未来研究应丰富研究方法,提升聋校教材研究质量;拓宽研究领域,促进聋校教材研究均衡发展;完善聋校教材研究框架,促进教材研究深度发展;开发动态数字教材,推进教材研究信息化发展。

“四个全面”与中华传统文明

"四个全面"建立在深厚的历史积淀基础上,集中了中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和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演变过程中治国理政优秀思想和成功经验的精髓:实现小康深受儒家能动唯物论的启迪,深化改革创造性运用道家辩证法发展观,依法治国吸收法家理政的成功经验,从严治党借鉴墨家思想资源。"四个全面"还因应现今中国的巨大发展和世界的巨大变化,运用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综合了、集中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和世界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代表了一种深刻洞悉历史、全面把握中国与世界现状的大胆识、大智慧、大战略。

唐代经学教材述论

唐代“崇儒兴学”文教政策和“以经取士”科举制度促使经学教育蔚然成风。经学教材作为经学教育的载体,在官、私学教育及科举考试中发挥显著作用。其中对儒学经典的收集整理、考订训诂及注疏编写活动如实反映了唐代儒学的思想变动及文化特点。通过对唐代经学教材的探讨,能清晰把握唐代经学教材“理乱”“统一”和“创新”的过程,有助于深化唐代教育史及经学史的认识,并进而为当前学校教材的编写提供有益启迪。

简论元代“小学”教材的编纂及其借鉴意义

元代“小学”教材在名目上可分为“韵语”类和“蒙求”类，在内容上可分为“儒家道德伦理类”和“历史类”，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与之前的“小学”教材相比，元代“小学”教材无论在编纂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当时社会上逐渐浓厚的理学风气相一致，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同时也继承了传统教材的优点，体现了教材编纂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对于现在的初级教育教材的编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Materials Studio软件辅助中学化学教学——以晶体结构为例

引入一种新的化学软件--Material Studio(MS),利用其晶体结构数据库和立体演示功能辅助晶体结构教学,并设计了典型化合物晶胞结构以及金属晶体晶胞堆积的演示实例和教学过程。MS软件的晶体结构演示功能简单易学,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晶体结构知识点,实现个性化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侯外庐学派”的最新代表作——读《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体现了侯外庐学派一贯的理论立场和研究方法,注意探讨儒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突破了精英儒学的局限,扩大了儒学史的研究范围;对儒学的现代转型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探索,是用唯物史观总结中国儒学发展史的一部力作,代表了当前国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接着讲”与理学的“被讲”——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的宋明理学三系说研究

作为传统哲学“造极”标志的宋明理学,在内地学者中一般被分为道学(程朱理学)、气学和心学三系。这一分系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历史传承而来的程朱、陆王两系的基础上拆分出张王(张载、王廷相、王夫之)气学一系,从而由两系变革为三系。在这之中,涉及了重新认识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气学一系的独立价值、二程哲学的异同等问题。当然,笔者对三系说的研究是为自身提出的(理、气、性、心)四系说作铺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