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美学研究述评

体育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下半叶。由于国情不同,世界各国在研究对象、方法和结果上都有差异,大致可分为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欧美等国、日本3类,代表不同的学术传统和风格。前苏联体育美学研究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注意力集中于竞技活动的观赏,而对身体运动的基本审美特征较为忽视,东欧各国体育美学研究与前苏联一脉相承,受其影响很深;欧美国家的体育美学研究自由而宽泛,流派众多,学说纷杂,学者们建构体育领域的美学研究,尤其在定量研究上成绩显著;日本的体育美学研究善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经过消化形成符合自己社会生活传统的实用特色。我国的体育美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初步形成特色,近30年的研究,主要对研究对象和范围、自身特征、体育美及运动项目的分类、体育运动中的真善美、体育美感等的探讨,但也存在缺乏成熟的体育文化理念、研究者忽视美学原理的学习、与实际发展脱节的体育美学发展障碍。伴随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体育运动作为促进身心健康的审美文化,正在焕发生态、绿色、人文的特性,倾诉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追求。

日俄国家主义的形态特征及相互关系辨析

日本与俄罗斯,无论在地区还是在全球政治中,都是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在历史与现实中,两国的国家主义传统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两国的国家主义对近代以来各自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地区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构造与变迁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两国的国家主义在历史上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在现实中既有竞争又有协调。作为邻国,日俄两国国家主义的取向和属性,无疑会对中国对日、对俄战略产生基础性影响,它会制约中日关系和中俄关系战略定位的层级。

《盛京时报》视野下的中东路事件

1929年张学良趁蒋介石推动所谓"革命外交"之机挑起了中东路事件,企图强行收回中方在中东路上应享有的权益。代表日本立场的《盛京时报》对此特别关注,从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对事件的报道经历了相对客观、恶意挑拨、重新回到相对客观的过程,由此可以比较清晰的发现日本立场的转变。

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民国史学界对发生在1946年春天的反苏运动及其性质的认识上,一直持否定态度或讳莫如深。在解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在系统阐述这一运动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就以往学界认为国民党操纵运动、运动中的反共口号及《新华日报》被砸事件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反苏运动的性质及主流做出了重新评价。

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相关问题研究

1931年,马仲英第一次进疆失利后退回甘肃安西,所部被国民政府授予"三十六师"的番号。马仲英部被"合法化"后,积极准备再次进军新疆。1933年,金树仁下台后,马仲英第二次到达新疆,国民政府出于掌控新疆政局的需要,对马仲英进疆的态度从反对转为支持。苏联和盛世才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大肆报道马仲英"亲日",试图在舆论上压制马仲英。然经多方史料证实,马仲英并非日本的"代理人",反而向国民政府靠拢,接受国民政府授予的官职,认可中央政府的权威,试图名正言顺的掌控新疆政局。

美国“冷战”政策与日苏领土问题的形成

战后日苏领土问题的形成,与美国"冷战"政策有密切关系。美国因"冷战"政策而转变对《雅尔塔协定》的态度,使苏联获得有关领土的法律依据缺少说服力,同时也给日本收回领土提供了口实;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要求日本放弃有关领土,但又不规定其最终归属对象;美国对日苏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干涉,表面上支持日本方面主张,实质上阻止日本方面妥协而使领土问题成为遗留问题。美国国际"冷战"政策是造成战后日苏及日俄领土问题形成最重要的外来因素。

孙科与战时中苏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孙科四次出入苏联。他被蒋介石选作使者乃因他同其父孙中山一样有过俄国情结。他并不赞成苏联的意识形态 ,但为了中国的抗战大局 ,他主张把民主国家苏联当成中国的朋友。笔者从他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期间的活动、他同苏联党政领导人进行的谈判、为中国抗战争取到 3 .5亿美元的贷款、或亲自或促成了几个重要条约的签订等方面 ,分析孙科为维护战时中苏关系而做出的努力。

搁置:鸠山内阁对“北方领土”问题的抉择——1955—1956年日苏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

"北方领土"系日方所言,即日本北部领土,其归属之争就是北方领土问题。50年代中期,日苏两国复交谈判时,日方先暗示返还两岛为最低条件,当苏方接受返还两岛要求后,日方又改口要求返还四岛,即遭到苏方坚决拒绝,此后日方虽采用各种对策力图实现返还四岛,但结果都失败。日方最终被迫选择搁置"北方领土",即在两岛缔结和约后返还、其余两岛保留继续谈判余地下,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1972年美苏《防止海上事件协定》档案解读——兼议其对中国的启示

1972年《美苏防止海上事件协定》历来被视为国际军事互信机制建设的典范。然而,《协定》谈判前后美国政府档案文献显示,在1972年美苏谈判中,共同的安全利益只是谈判的起点,却不是终点。两国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并不只是如何减少海上事件,而是更多地关注如何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减少海上事件。协定的结果也不是由对抗转向缓和,而只是以一种游戏规则下的对抗转换为另一种游戏规则下的对抗。因此,中国在考虑防止海上事件机制建设时,应本着现实主义原则来界定此类协定的性质和进行谈判,而不宜过分强调其在加强军事互信、改善国家关系上的意义。

关于“满洲国”外交承认的几个理论问题

伪满洲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历时最长的伪政权,其控制范围也在日本、德国扶植的其他伪政权之上。伪满洲国存在期间,总计有二十余个国家和政权对其宣布承认。本文拟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以揭示围绕这个伪政权展开的国际关系的全貌,同时意在丰富对这一问题的国际法认识。

B_0-B_0-B_0电力机车的性能和应用

本文叙述了B_0-B_0-B_0电力机车的应用情况,列举了有关国家对这种机车的运行性能进行试验研究的结果,指出B_0-B_0-B_0电力机车具有优良的曲线运行性能,特别适应于山区铁路使用,并认为在我国亦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苏联对“慕尼黑阴谋”的侦察和反击——对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历史考察

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面对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和扩张,苏联和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建立欧洲集体安全来遏制德国侵略和维护自身安全。苏联对外侦探和使馆发回的大量有关西方国家政策和意图以及它们同德国勾结的情报和报告,使斯大林坚信,排斥苏联参加的慕尼黑会议及其协定就是一个旨在通过对德绥靖把纳粹德国侵略锋芒引向东方的反苏阴谋。苏德条约的签订摧毁了英法主导的凡尔赛体系,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既保障了苏联安全利益,又创造了国际革命机会。苏德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对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所有反苏行为的历史惩罚,也是苏联对外战略的国家安全和世界革命的必然选择。

简论1945—1956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苏联占领了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和"北方四岛",并参加了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日本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持续到1956年10月才达成协议并发表日苏联合宣言,但未能签订日苏和约。

再论《奉俄协定》

《奉俄协定》是苏联政府为了落实其在《中苏协定》中关于共管中东铁路权益,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集团所签订的协定。该协定的签署不仅开了苏联与中国地方当局订立协约的先河,同时对中苏关系乃至整个远东地区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奉直两个军阀集团之间的关系走向直接影响了奉苏交涉谈判进度和《奉俄协定》的签署,但该协定作为主权国与地方当局签订的协约有违于国际法的规定。

姑息养奸与同仇敌忾——二战时期苏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1931-1945年,横跨整个二战时期的苏日关系是复杂多变的。随着战略态势的变化,双方的外交主动权发生同步转移,致使双方关系发生相应变化,即由二战初始阶段日本对苏“求和”政策的“待价而沽”、经过日苏双方的“和平相处”、转入二战后期战略态势发生根本转折后苏联对日本“明送秋波”的断然拒绝。

抗战时期陈独秀对民主的再解读

抗战期间,陈独秀结合抗战与建国、世界反法西斯主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民主进行了重新解读,并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民主思想。他认为民主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应实行范围最广的大众民主,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应该借鉴资产阶级民主那些有价值的内容。

孙科“联苏制日”外交思想简论

"九一八"事变后,孙科是国民党内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较早形成了"联苏制日"的外交思想。1932年初他出组内阁,提出"对日经济绝交"方案,力主长期抵抗以挽救危亡,并积极推动中苏关系的恢复。抗战初期亲访苏联,为中国争取到可观的军事物资援助。关于战后世界安排及中国外交,孙科主张彻底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并继续坚持与苏友好的立场。

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的历史经验

反思20世纪的中、日、俄(苏)3国关系史,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经验教训。概而言之为:两强凌一弱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落后挨打”的必然;处强邻之间只有自立自强才是唯一的出路;国家之间的关系只靠“友谊”不能维持长久;处理国家间关系“妥协”必不可少;应该牢记“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的历史教训,遵守“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准则。

抗战时期陈诚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与应对——以书信、回忆录、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陈诚对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有着独到的思考。对于日本,陈诚精辟地分析了其入侵动向,并主张长期坚持全面战、持久战、消耗战等方针;对于西方盟国,陈诚主张努力与之结盟但心存警惕,秉承自力更生的外交方针;对于苏联,陈诚拒斥中有限度地加以利用;对于远征军的派遣,陈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反映出他在中国与盟国利益发生冲突时的政治抉择。陈诚的见解是极度务实的,既坚持了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又兼顾了政党利益。陈诚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的决策,进而影响了抗日战争的进程。

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斗争关系初探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东北抗日斗争的关系是其与中国抗日战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东北抗日斗争的特殊性并且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复杂变化，苏联在处理与东北抗联关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这使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斗争关系的发展鲜明地呈现出三个阶段，同时也使苏联对待东北抗日斗争表现出复杂的两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