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入谱法律文书反映的社会关系

法律文书向来是徽州文书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徽州家谱中收录的大量法律文书具有天然归户性,极具学术价值。其中有部分文书制作主体是官府,而涉及宗族内部、宗族之间的法律文书则是入谱法律文书的主体部分。梳理明清徽州丰富的入谱法律文书,探讨徽州宗族纠纷,进一步揭示出宗族往往是纠纷尤其是诉讼活动的发起者,同时也是调解的中坚力量。

人本主义——中华法系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是一种比较早熟的、具有相当理性的思维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文化的许多方面。就法律而言,也就表现出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其一,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其二,援法断罪,重惜民命;其三,矜恤老幼孤寡,宽宥残疾废疾;其四,存留养亲,免死承祀。

西方法学中的法律解释权

在西方,无论是大陆法系的法学理论还是英美法系的法学理论,都涉及了法律解释权问题,并在法律实践当中得以贯彻。法律解释权产生和初步发展于西方古代的法学中,近代大陆法系的法学中初步承认了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当代大陆法系的法学全面承认了法官的法律解释权。而在英美法系的法学中,法律解释权是法官理所当然的权力。

儒家中道及其对中华法系的影响

论文简要概括了儒家中道的内涵;接着从仁、礼与中庸三者之间的关系中进一步揭示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实践的方法论,其与仁、礼一同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三者密不可分;最后从儒家中道与儒家秩序和谐论、中道与中华法系对于良法的追求、中道与无讼、中道与父子相隐四方面分析了其对于中华法系的影响。

孔子改制与董仲舒的《春秋》法统论(上)

历代公羊家都坚信,孔子依托夏商周之礼法资源,著《春秋》而改制,行天子褒贬进退之权柄,属于继周而王,或直接代周而王,独成一王之法。故《春秋》之于周礼,并非追随、顺从,而有突破和创新。三代礼法虽不同,但它们在适应、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与有效规范及当时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而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方面却是统一的。《春秋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篇中,文的礼仪、形式都必须依附于质的内在基础,质、文二元互变,礼的产生依赖于质、文共同作用,这一切又都明显区别于《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忠、敬、文谱系及其交替、流转作用之理势。秦汉知识分子颇热衷于把质、文逻辑关系直接与夏商周三代历史与礼制相比配。

孔子改制与董仲舒的《春秋》法统论(下)

历代公羊家都坚信,孔子依托夏商周之礼法资源,著《春秋》而改制,行天子褒贬进退之权柄,属于继周而王,或直接代周而王,独成一王之法。故《春秋》之于周礼,并非追随、顺从,而有突破和创新。三代礼法虽不同,但它们在适应、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与有效规范及当时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而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方面却是统一的。《春秋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篇中,文的礼仪、形式都必须依附于质的内在基础,质、文二元互变,礼的产生依赖于质、文共同作用,这一切又都明显区别于《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忠、敬、文谱系及其交替、流转作用之理势。秦汉知识分子颇热衷于把质、文逻辑关系直接与夏商周三代历史和礼制相比配。

法系视角下的证据能力冲突问题探析

证据能力是某种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资格,两大法系对证据能力的属性认识以及具体制度存在巨大差异,其原因在于不同法律文化背景和诉讼模式以及诉讼体制的制约,这种制约使证据能力的国际协调存在一定障碍。因此,对于证据能力冲突的解决应当主要依赖于冲突规范,冲突规范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到诉讼法院在具体案件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具体的证据能力规则在诉讼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冲突法的原则。

权力维度下的控制机制——浅谈福柯的法权思想

通过福柯把法律、统治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福柯的法律思想实质即法权思想,他以统治机制为切入口,以其智慧性的弥散性理解与反刍性思维方式揭示出法律的"统治权模式"必然谱系式地为法律的"统治模式"所取代的历史规律,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提供新的思路。

中华法系价值论综述

中华法系韶华不再,渐成前音绝响,然而中华法系研究的论著汗牛充栋。对中华法系价值的评价,迥异的结论以宏观或微观的形式缤纷呈现,其中不免有受到某种观念或学术范式的拘囿或影响而语焉不详如浮光掠影。该文从中华法系研究的集大成者张晋藩教授对中华法系价值具有代表性的归纳出发,重新审视民国对中华法系的传统价值观,并对当下学者以各种范式或角度对中华法系价值判断的态度进行综述,揭示只有在当下法治语境下对中华法系历史价值重新审视,才能真正开始面向未来价值的探索。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法统”视角探微

中华文明历经五千余年的发展,产生了众多璀璨的文化。其中,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以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傲然立于世界法律文化之林。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历经变迁,但其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核"法统"即内在价值基础依然一脉相承。本文将从"法统"的角度,论述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周制想象下中国古代法典法体系的再造——基于唐朝“开元六典”的考察

唐朝开元二十五年前后编撰而成的律、令、格、式及《唐六典》《开元礼》,是中国古代法典法时期法典编撰上的最高成就。'开元六典'标志着中世国家治理体系中规范层次上的法律、官制、礼制体系再塑的完成,是春秋以来特别是汉儒对周朝法律、官制、礼制想象后相应理想化的产物,成为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结晶。'开元六典'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双重作用:首先,是唐朝国家治理中的法制化产物,让国家形成了完善的、自成体系的法律制度体系;其次,是五代至清各王朝法律、官制、礼制建设的渊源和典范。'开元六典'成为五代之后中华大地上诸王朝法制建设的直接渊源,对中华法系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论法律翻译的知识交流与谱系建构功能

法律翻译研究目前多关注微观层面的翻译原则和策略等。知识建构视野能够提升法律翻译研究的学理性,法律翻译通过对新知识的引介,带来法律认知模式的扩容、法律知识谱系的叠加。采取历时考察法,以中国法学知识转型和发展为例,论证法律翻译知识交流和谱系建构功能,突出法律翻译是中国法律知识体系建构过程的有机组成。法律知识交流是双向的,中国原创法律知识“走出去”需要进行翻译传播总体战略规划。

正统的解构与法统的重建:对清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理性思考

本文从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研究的四次突破入手，提出边疆民族研究中的“中原中心论”的传统范式源于中国史学上的正统论的遗绪，应重建中华法系的法统，将边疆民族地区纳入中华法系的研究领域。作者主张史学概念化是开创边疆研究新局的途径之一。

我国法律文本中的“数据”:语义、规范及其谱系

我国既有法律文本中的“数据”具有对客观事物的记录、现代信息技术中的符号、现代信息技术的专称三种语义类型。法律文本中的“数据”词性不明、内涵不清、外延不定,使数据规范对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发展之保障功能无法充分彰显。通过辨析数据与数字、数据与信息技术、数据与信息的法律内涵,原“数据”的“本然之理”,“数据”定义应为以数字、文本、音像、信息技术符号或其他形态为载体对客观事物的记录。数据法治的价值目标与数据生命周期理论是构建数据法治谱系的思考范式,梳理数据法治谱系的重要维度可以展现不同阶段数据法治的规制脉络。

从中华法系到东亚法——东亚的法律传统与变革及其走向

现今学术界有关东亚法的整体认识,大致有新中华法系、东亚普通法和东亚法系这样几种代表性论说。以法系理论为视点,我们观察到东亚共同的法律传统在近代开始发生变革,中华法系在西法东进中趋于解体。如果以构成法系的要件为标准来衡量现今的东亚地区法,可以确认现在还没有法系意义上的东亚法,包括东亚普通法、东亚法系和新中华法系都是不存在的。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现今东亚地区法确实由于历史传统和近代继受的原因,加上地区共体化的推动,形成了某些类同与趋同的现象,这也许预示着未来东亚法的某种可能走向。

中华法系研究新论

中华法系的研究,从民国开始到现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儒家学说是缔造中华法系的灵魂,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伟大创造力的体现,是唯一本土的法系,具有孤立性和保守性。中华法系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它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保存了许多跨越时空的民族性、民主性制度与思想的资源,对于完善我国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可以成为重建中华法系的一个基础。

从“自理”到“宪律”:对清代“民法”与“民事诉讼”的考察——以《刑案汇览》中的坟山争讼为中心

清代《刑案汇览》中的“控争坟山情急赴京刎颈呈告”一案记录了嘉、道年间安徽泾县徐、吴两姓的坟山争讼,从它的发展过程与官府的审理办法,可以观察到清代“民法”与“民事诉讼”问题的复杂性。其一,“官法”与“民俗”之间的距离。中国古代的“民法”总体上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至于清代,各种民事规范已经相当丰富。虽然它们在司法审判中都有可能成为依据,但是其性质和作用存在很大差别。其二,法律发展变化的路径。无论从对传统的路径依赖还是面对民间复杂情况时所显示的局限性来看,清代国家法在民事规范方面的发展都受着相当大的限制,这决定了它在民事纠纷的处理上只能给出“权威”的而不是恰当的规定,而所谓“权威”是建立在官对民的统治基础之上的。其三,“词讼”与“案件”之间的转换。“词讼”与“案件”之间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界限,更不是现代“民”、“刑”两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并列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贯穿着以刑统罪的传统和“不应为”的原则,并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适度分离。

论法律起源研究的中国化——一个知识谱系的反思

中国法律起源学说的发展轨迹和非自洽性,是审视现代法学话语建构的样本之一。法学界在1980年代对法律起源问题的关注是一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法律起源论争背后涉及国家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以及法律的定义问题,其底色则基于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经典作家通过本质主义的体系化论证,试图解决法律起源的理论与事实两个层面之间的张力。今人解释中国法律起源,需突破社会历史类型学说的桎梏,结合历史和考古发现,走出对经典作家观点教条化及断章取义的泥淖。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法律起源研究的降温,与研究的转向以及法学界整体学术旨趣反本质主义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的主题词

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这一客观场景中,任何关涉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的努力都超越不了"历史的镜像"、"身份的守望"、"话语的审慎"这三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词,它们簇生性地构成中国法学建构性的知识谱系。中国法学只有融入并超越这种知识权力与价值守护,才能获得自我存在的确认,完成中国法学主体性建构的时代使命。由此也自然而然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西方法学和中国近代法学这三个维度之精神空间的交融与对立在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中的积极价值。

当代中国法律起源研究的知识谱系

对近三十年我国大陆法学界关于中国法律起源问题的研究进行知识谱系的描述和反思,会发现在1980年代出现国家与法律孰先孰后的争论,其本质是法律定义之争,焦点是经典作家文本间的冲突。法律起源中的理论与事实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个紧张关系在经典作家那里,是通过本质主义的体系化论证得到解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具有本质主义的特点,但中国晚近的法学研究则受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影响较大,其表现为法律起源研究的文化学和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转向。建立中国化的法律起源理论,要能将我国法学理论、历史材料与经典文本相互融通,打破学科上的封闭和思想上的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