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游击区红军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历程——以闽西南红军游击区为中心的讨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它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得以立足的关键。也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梳理福建红军游击队对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认知变化,旨在管窥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寻求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路径、特点及其效果。

武汉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组建中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产生,它既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部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汇聚大量进步人士的抗战文化机构,是武汉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具体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权组织。武汉抗战期间,第三厅在宣传抗战的文化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见证了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合作与斗争。从第三厅的建制发展脉络来看,其作为国民党的机构组织诞生于蒋介石加强个人军事集权、整合政工与党务的独裁统治中,天然具备为蒋介石宣传“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服务的政治逻辑和工作宗旨。中共则立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点,坚持既独立又斗争的既定方针,牢牢把握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权,聚拢大批左翼爱国人士,最终将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战斗堡垒”。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训育制度探析

“训育”概念经日本传入中国以来,随着国人训育观念的加深,及至民国时期,“训育”开始由一个概念演变成一种教育制度。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等战时高校的出现,为管制战时大学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决定在高校建立训育制度,作为加强管理高校的关键举措。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实施“导师制”、设立“训导处”和引入“三青团”。各地学生聚集地的西北联大,因其历史基础和地理位置,成为国民政府推行训育制度的重镇。就战时局势而言,此项举措的实施,虽说于学生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发有过一定程度的推动,但该项举措不仅导致西北联大泛政治化现象严重,而且限制了学生的思想行动自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疆高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启示

1935年至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批共产党人及爱国民主人士来到新疆投身教育事业,他们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建设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工作,在新疆学院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社会实践等,不仅开创了新疆马列主义传播的新局面,也开创了新疆高校红色文化教育的先河。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围绕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立足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原则、探索不拘一格的教育方式成为当代高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值得借鉴的经验。

海外学者沈钜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中国共产党通向权力之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1945)》评介

海外学者沈钜光详尽地考察了1935—1945年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意义。沈钜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遭遇危机的原因,关注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与变迁;过高评价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系统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坚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策略的正确性;科学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普通地主和开明绅士纳入统一战线的范围,为中国共产党扩大自身实力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的贡献。总体来说,这一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实施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系,为中外学者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的新视野

对抗日战争与国家、民族、社会认同及其多重互动进行系统研究,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浅尝辄止的想法。早在1985年8月出席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关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讨论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中介环节问题。1995年9月,出席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我们更坚定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信心,并将抗日战争与华北社会问题研究确定为一个主攻方向。经过进一步思考,并受"新革命史"范式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现领导权过程之启发,我认为,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主要在于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话,抗日战争则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国家、民族、社会等多方面认同上达成广泛共识,是近代以来思想解放的一个高峰。上述想法促使我们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着手研究抗日战争与国家、民族、社会认同互动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实现,除了持久战、游击战等军事谋略之外,更主要的是日军全面侵华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中华民族的认同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不动摇,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进程中,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同观念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逐渐传播开来,并日渐深入人心,进而在当时的各种关于国家重构和社会整合的理论学说中脱颖而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雏形——根据地的建设成就,以及根据地对争取抗战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又让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使中共牢牢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还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后来的国家重构和社会整合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国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措施

多年来各国在反腐败执法合作上并不尽如人意,执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其原因在于各国的价值观念和法律制度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反腐执法合作的展开。基于此现实,应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中心,以外交手段为依托,通过谈判协商以修正或补充相关条约内容,以谋求国际合作在个案上的突破。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传统刑事司法国际合作的方式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和依赖刑事警察机构力量。为更好地运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国际合作机制,实现国际反腐机制的高效性,我国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应走在追逃和追赃国际合作的第一线,检察机关应在主动引渡和境外追缴犯罪所得的国际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通过外交措施积极与被请求国的司法机关合作,克服在引渡或遣返犯罪嫌疑人等司法合作中遇到的法律困难和障碍,修改条约的有关内容,以实现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更新。

论桂林的抗战音乐活动

桂林的抗日战争音乐活动是中国抗战音乐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在桂林文艺界的实施,对桂林抗战音乐运动的蓬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林音乐界的形成,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策略在桂林抗战音乐运动中的成功实施。

中国的选择:加强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世纪难题。寻求良好的治理方式、建立廉洁政府是各国共同的愿望。该文在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突显的反腐败治理国际合作潮流以及中国当前反腐败治理所面临挑战的分析基础上,指出以《公约》为契机,加强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既是我国必然的选择,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论直接追回腐败资产的国际合作机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为研究视角

建立腐败资产追回机制是构筑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础性工程,而直接追回资产机制则是资产追回机制的核心制度。直接追回腐败资产机制由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命令犯罪分子向遭受侵害国进行补偿或损害赔偿,一国法院或者主管机关作出没收决定时承认另一缔约国对所转移的腐败财产主张的合法所有权等三项具体制度构成。创立独立的法人手段,协调附带民事诉讼与追缴制度,以建立或完善我国与《公约》相适应的制度。

试论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捍卫国家独立、争取民族解放,与日本军国主义展开的一场全面战争。抗战期间,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大局出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认识水平和领导能力的提高,这也表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统战思想日趋成熟。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与策略,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党派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间党派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他们拥护国共合作、主张全面抗战、力促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他们以多形式、全方位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他们坚持民主、维护团结、开展民主宪政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历来重视腐败犯罪,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但是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依然需要修改腐败犯罪刑事法律,进一步跟进和加强国际合作。

山西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点之比较

山西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各具特色,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存在着诸多差异。它们的相同之处表现在:同属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实力派建立的统一战线;都有共同的政治纲领;都有共同的组织形式;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它们的不同之处表现在:领导体制和原则不同;所代表的利益不同;稳定性不同。正确认识两者的异同,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两者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反洗钱立法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联合国《禁毒公约》最先在国际公约中对洗钱作出了惩治性规定,其后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进一步将反恐融资与洗钱犯罪联系起来,之后的《巴勒莫公约》则明确地提出了独立的"洗钱罪"概念,2003年《反腐败公约》开始通过专门条文的形式对洗钱行为的预防与定罪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这些联合国公约对反洗钱所作规定的变化,体现了国际反洗钱立法的发展过程,也对我国不同时期的反洗钱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完善贿赂犯罪之刑事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我国已经批准了该公约。领会《公约》的基本精神、树立科学的反腐理念对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次危机的化解——以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及中共内部往来电文为中心的考察

1940年底至1941年初,由于蒋介石对反共高潮的准备及发动,国共两党关系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次陷入危机,其中尤以皖南事变的爆发最为严重,一度使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达至顶点。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就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统一战线继续维持问题,通过电报进行了频繁沟通和互动,使两次危机得以及时地化解,维护了中国内部的团结抗战局面。本文以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及中共内部的往来电文为依据,试图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梳理,更加客观、真实地展现抗战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并公正评价共产国际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及中共的影响作用。

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表现及其原因探析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便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在如何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犯了系统的右倾错误。解读王明的右倾错误的具体表现及产生这些右倾错误的原因,对广大党员干部有重要的现实启迪作用。

民族认同:中国抗战凝聚力之源

对抗日战争与国家、民族、社会认同及其多重互动进行系统研究,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浅尝辄止的想法。早在1985年8月出席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关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讨论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中介环节问题。1995年9月,出席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我们更坚定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信心,并将抗日战争与华北社会问题研究确定为一个主攻方向。经过进一步思考,并受"新革命史"范式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现领导权过程之启发,我认为,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主要在于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话,抗日战争则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国家、民族、社会等多方面认同上达成广泛共识,是近代以来思想解放的一个高峰。上述想法促使我们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着手研究抗日战争与国家、民族、社会认同互动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实现,除了持久战、游击战等军事谋略之外,更主要的是日军全面侵华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中华民族的认同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不动摇,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进程中,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同观念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逐渐传播开来,并日渐深入人心,进而在当时的各种关于国家重构和社会整合的理论学说中脱颖而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雏形——根据地的建设成就,以及根据地对争取抗战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又让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使中共牢牢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还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后来的国家重构和社会整合指明了前进方向。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的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国际反腐司法合作机制,为世界各国合作打击跨国腐败犯罪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作为《公约》的缔约国,为了更好地在《公约》的框架内开展反腐斗争,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防治腐败犯罪的相关立法和配套制度及措施,但与《公约》规定的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相比,我国的法律仍存在腐败犯罪的认定标准与《公约》不协调、死刑配置阻碍引渡合作以及缺乏统一的司法协助法律体系等问题,这无疑会成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反腐进程尤其是防治跨国腐败犯罪的严重障碍。因此,我国亟须完善相关刑事立法,使腐败犯罪的认定标准进一步与《公约》接轨,并废止腐败犯罪的死刑,同时应尽快出台《刑事司法协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