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有责抑或勉为其难：商人与济案后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济南惨案后各地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大多数商人不愿意甚至反对参加抵货运动。主要表现在:在抵货运动的前期,在大势所趋下,商人只好与反日组织争夺抵货中检查日货的领导权;在抵货运动的中期,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被扣货物如何处罚上;在抵货运动的后期,商人虽借口反日组织的工作存在弊端而发难,但其内心是期望抵货运动能尽早结束。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弱势地位,国货不能自给,抵货运动很难坚持下去。

中国通·长野朗的“反对抵制日货论”辨析

抗战前与抗战时期,有一位日本人中国通名叫长野朗。他写了许多介绍当时的中国、评论中日之间各种问题的论著。在他的对华观中不乏一些良好的思想要素,但其中日问题观却蕴涵了许多不健康的思想因素。譬如,在中国人民抵制日货、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中英美合作、以及中日合作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的偏见与荒谬之处。文中仅就其中的中国抵制日货问题,以长野朗的"反对抵制日货论"为中心议题,来详细分析其思想实质。

民初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抵制日货运动是民初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广大民众参与外交、反对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方式。持续不断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而间接影响了民初政治的走向:它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在侵华手段上向温和的方向发展,也牵制了日本对中国内部军阀混战的参与和支持,在客观上对中国政局的变换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抵制日货运动也使日本从列强的联合阵营中分离出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列强对中国革命的联合干涉,日本也因此加紧在革命阵营中寻找新的代理人,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裂起到了催化作用。

“五·四”运动时期广州人民抵制日货运动的特点

抵制日货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广州人民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不屈服于各种反动势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该运动具有发动早、持续时间长、活动形式多种多样、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和互相支持等鲜明的特点。

重创抑或微创:抵制日货运动与近代航业格局

抵制日本在华航运服务,乃是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个案性考量与长时段审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分别呈现"重创"与"微创"的不同特征。日方虽多受冲击,但损益程度参差不等。中国航业多有不同程度的获益,也并非简单的消长损益态势。频繁的抵货运动未能完全阻遏日本在华航业的发展趋势,也没有根本逆转近代中国的航运格局。个案研究甚有可能高估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延展时空进行历史反思或更恰巧。

海外侨界对“五四”运动的响应及其意义——基于“三个中心”的分析

论文通过对"五四"时期海外侨界"三个中心"的外部诠释和内部审视,探讨了五四运动时期海外侨界中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围绕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西欧、东南亚和东亚三大地区侨界都开展了响应五四运动的爱国义举,依据三地侨界斗争的主体、形式、内容及影响的不同,以此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三个中心":西欧是海外侨界力阻各方签订和约的中心,东南亚是海外侨界抵制日货的中心,东亚是海外爱国学生和侨界反抗北洋军阀与日本勾结的中心。

近代日本应对抵货运动的初试炼——以二辰丸事件后日本对外交涉为中心

1908年的二辰丸事件以中国屈辱受约而结案,引发了中国首次抵制日货运动。为扼杀抵货运动,降低对华贸易的影响,以及维持日本社会的稳定,日本采取四面出击的外交手段,与清政府及英国方面展开交涉,并企图借助清在日的政治团体来平息民众抗日怒火。然而,清政府知晓民意难违,在抵货运动早中期未予强行禁止,日本交涉难获实际效果。英国基于本国利益而不愿为日本利用,在日的革命党与保皇派同样无意插手。日本外交对诸方立场判断的失误,显示出日本初次应对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投机和张皇。

试述美国历史上的两次抵制日货运动

美国历史上的两次抵制日货运动,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以抗议日本侵略中国为主题,是在亚洲与世界和平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爆发的一场正义群众斗争;与此相反,第二次"抵制日货"运动却有着一定的盲目性,也带有美国种族主义的痕迹。

近代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由于近代日本侵华,荷属东印度华侨与祖国同胞及东南亚各属侨胞联动,多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随着有关运动的组织方式日趋成熟,当地华侨与日商之间的商业矛盾也逐步激化。这种对立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达到顶点。因受到复杂的国际因素和荷属东印度华侨自身商业特点的影响,虽然这场“抵制日货运动”与之前相比更具组织性,却未能持久。另一方面,日本虽欲积极反制,却无法撼动当地华侨的支配性商业地位,于是便将彻底瓦解当地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希望寄托于日军占领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

日本关于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静观论”

1915-1923年间,围绕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中国共发生了三次抵制日货运动。日置益在日本当局制定有关这一时期抵制日货运动因应对策的过程中充当了关键角色,其于1915年提出的"静观论"在三次运动的对策制定中受到了不同对待。日本当局对待"静观论"态度的变迁背后隐含着的是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整体变化。"静观论"终究逃不出日本对华经济与政治侵略这一真实意图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