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yh-Dole法案出台的背景及启示

Bayh-Dole法案是美国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又面临日本和西欧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威胁的背景下出台的。Bayh-Dole法案的颁布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美国科研成果商业化的速度,对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提升小企业的竞争力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但同时,Bayh-Dole法案也遭到了美国教育界的诟病,认为大学过多地介入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过程,会削弱大学自身知识创造的功能,从而降低大学的声誉。Ba-Dole法案的出台及实施经验,对于我国制定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技术转移的法律和法规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赋权思路下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的完善路径——从对美国《拜杜法》的再考察出发

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以赋权为思路,在模式上参考了美国《拜杜法》的同时也对其有所超越,将科技成果权属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智力成果类知识产权,更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但中美两国由于国情不同,赋权于特定主体的具体含义也有所不同。在中国,赋权特定主体应当是构建一种多元权属制度模式,允许单位将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转让给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与市场有紧密联系的主体。在未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立法需要在赋权思路下构建统一完备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首先,构建多元的权属模式,允许单位将科技成果转让给科研人员,并允许二者在项目立项之初就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进行协商。其次,还应及时修改《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科技法律,使其与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相配合,构建完备的科技立法体系适应科技改革新动向。最后,立法需要对政府介入权进行明确定位,使其成为监管科技成果使用、保护公共利益以及防止关键技术流失的保障性制度。

破解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性障碍

职务科技成果归属国有无形资产的法律政策问题被视为当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最难破解的体制性障碍。自2015年“权属分置制度”改革至今,科技管理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资产属性的体制性障碍。国内一些学者在解读西方经典科技管理政策《拜杜法案》时存在误解。破解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性障碍,要从成果转化优先、发明人主义、合同契约精神层面汲取其法理精神。从短期战略看,应吸收《拜杜法案》中的契约精神,摆脱国有资产属性体制的束缚;从中期战略看,应修改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文件,避免不同政策相互掐架的现象;从长期战略看,应赋予高校真正的法人办学自主权,在根本上破解体制性障碍。

中国版Bayh-Dole Act促进高校创新吗?

中国版Bayh-Dole Act(以下简称BD)是指有关财政资助科研项目所获专利的所有权改革政策。本文搜集了1998—2015年间31所"985工程"院校的政策文本信息,来考察高校BD类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采取BD类政策的高校对应的专利申请量、授权量、续期率、被引数以及转化合同金额实现了显著增长。政策激励更多科研人员以专利形式公开其研究发现并寻求商业化与国际专利布局。与BD类政策相比,专利申请补贴、职称晋升激励以及专利授权现金奖励政策的实施效果则较为有限。

公共科研技术转移法律制度适用范围研究——中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条和美国《拜-杜法案》之比较分析

科技法上使用的技术转移这一概念,是借用的管理学的观念,强调科技成果转化的含义。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条是关于公共科研技术转移的特殊立法,但该规则所涉及的主体及客体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界定,其中,"公共科研主体"应该包括个人、企业及非营利机构,相应技术成果应该依据相应规则在这些主体之间分享;而且,该规则所适用的对象——"公共科研技术成果",应该可以以商业秘密的形态存在;另外,在确定某项技术成果是否产生于公共科研时,需要参考关于发明人或作者的基本认定标准。

科学共同体产权制度的当代变迁--以《拜-杜法案》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1980年推出《拜-杜法案》,将国家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技术专利归于科研机构所有,其目的是促使科研成果更有效地转化为市场产品。这种特殊的产权形式不仅有违传统专利权逻辑,同时导致了科学共同体的产权模式的变化。深入考察这种新产权形式的产生,可以揭示后学院科学更深层次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复杂性和地方性,导致在将成果推向市场的过程中不得不依赖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转译,从而迫使市场将一部分利益让渡给科学共同体,使其成为影响和形塑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只有真正认清这一点,才能把握科技创新立法的核心和关键。

对Bayh-Dole法案及相关研究的再思考

Bayh-Dole法案曾经被认为是提高美国大学专利申请和专利转让活动的核心因素。Bayh-Dole法案促进技术转移的模式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讨论。本文系统地回顾了Bayh-Dole法案运行30周年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从对这些文章研究内容、方法和视角的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以2005年为界,学术界经历了从对法案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到关注法案理念和政策设计路径研究的转向。通过文献分析和对相关理论及政策问题的探讨,本文旨在形成对Bayh-Dole法案更系统的理解,也为我国完善政府投资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的政策体系提供启示。

《拜杜法案》立法背景及动因演进研究与启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优化科技创新制度法规建设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对同样诞生于关键历史时期且聚焦于联邦资助科技成果归属的《拜杜法案》进行研究,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科技成果分享机制改革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从过程视角切入,通过梳理《拜杜法案》诞生的时代背景演进趋势,探究其特殊的国会审议过程及原因,揭示影响其立法通过的关键动因及其变化情况;从正、反两方面归纳其立法过程对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启示;最后,结合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工作,提出将专业机构纳入试点工作体系的建议。

美国《拜杜法案》介入权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1980年颁布的《拜杜法案》赋予政府机构强制项目承担者向第三方授权或许可发明专利的权力,即介入权。自法案颁布以来,有五个介入权申请的典型案例,但均未成功。为保障政府资助发明在商业化中的公众利益,美国学者认为,需要通过立法改革来平衡介入权的体系设计。这些改革措施包括:设置申诉程序;规定被许可者付出"最大努力"并定期报告;明确《拜杜法案》中的"合理条件";通过公开招标强制许可发明专利。本文借鉴美国介入权立法和改革经验,以期对中国《科技进步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新思路。

中国“拜杜法案”体系下高校专利申请增长分析

在2011年以来中国专利申请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专利申请第一大国的背景下,对中国专利申请的重要主体之一——高校的专利申请增长现象进行了统计分析。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中国"拜杜法案"体系促进高校专利申请的假设。用统计分析、非参数检验以及案例研究等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认为:以《科技进步法》(2007年修订版)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拜杜法案"体系对高校专利申请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较长时期内才显现出来,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差异。

R&D投入、经济增长与科技管理

运用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阐释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如何受到R&D投入及其商业化相互作用的控制,并以1980年美国《贝-多尔法案》为例证,分析了政府通过制定科技规划、改变市场条件等科技管理手段提高R&D收益(产出弹性),对弥补技术市场失灵、推动技术转移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中国版“拜杜法案”的失灵与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出路

我国《科技进步法》借鉴了美国《拜杜法案》的先进经验,明确了财政资助科技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以促进高校知识产权的转化。然而,从实施五年来的情况来看,中国版的"拜杜法案"并没有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根本症结在于我国缺乏相应的制度运行环境。促进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关键在于推进高校法人化改革使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以发明人为主体完善职务发明的权属界定和权利行使规则。在现阶段,高校知识产权在转化过程中不受有形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限制,开辟绿色通道予以单独管理,也是可以采取的一个较为合理的措施。

我国“杜拜法规”对高校专利与许可的影响研究

运用实证与案例研究方法,评估我国类似美国杜拜法案的法规对高校专利及许可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法规促进了高校专利的增长,但仅是影响因素之一;对高校专利许可的促进作用不如对专利的作用明显;对不同层次高校的专利和许可影响不同。

激励型法的学理探析——以美国《拜杜法案》为切入点

法律的激励功能与惩戒功能、组织管理功能一起构成法律的三大基本功能。遗憾的是,法律的激励功能却很少为法理学所关注,由此功能外化而形成的激励型法,也较少为人所提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激励型法对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从古至今它始终是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以激励型法的典型样本——美国《拜杜法案》为切入点,通过解读该法案的背景、内容,挖掘该法案所折射出的激励型法的学理基础与一般特征,可从中得出对我国激励型法运作的启示。

《拜杜法案》与美国高校的科技商业化

《拜杜法案》是美国于1980年制定的旨在促进科技转化的法案。由于该法案使高校拥有了由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各高校有了强大的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动力。在过去的近20年里,美国高校采取了各种措施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高校成为美国高新技术经济发展中的一支核心力量。高校科技商业化促进了高校创新与创业文化的形成,并已经成为评价美国高校科研实力的一种新的手段。

谁出资，谁拥有？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专利归属之争

专利政策创新是塑造美国大学科研创新的重要环节,然而"创新"之路并非一蹴而就,美国大学科研政策创新历经70余年。一战、二战期间,随着美国大学科研角色的凸显,大学的科研规模不断递增,专利争议随之兴起;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大学科研成果的归属问题引发极大分歧,对于联邦固有专利政策的褒贬之音不绝;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经济竞争,改革达成共识,联邦政府解禁专利限制,排除异议出台《拜杜法案》,掀起了大学科研与学术专利化的高潮。

从贝耶—多尔法案看知识产权立法对产学研一体化的影响

20世纪最后15年以来,美国因技术创新带动了长期快速增长期,尤其是90年代的新经济时期,这一经济奇迹的取得与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息息相关。其中,贝耶—多尔(Bayh-Dole)法案对美国产学研一体化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这一法案鼓励美国大学积极地将它们的科研成果迅速地向产业部门转让,将美国大学真正成为美国技术政策的组成部分。这一法案及其之后的一系列法案的出台,极大地激励了大学产学研一体化的科研管理变革,也使研究型大学开始转变为创新型大学,提高了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并最终使美国产业技术得以快速提升。

我国高校专利转化机构人员组成现状及对策

高校专利转化机构是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我国高校专利转化机构在机构建设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影响了专利转化机构职能的实现。高校专利转化工作应成立专门的专利转化机构,强化高校专利机构的组织建设,建立专业化的专利转化队伍,储备具有多学科背景、复合型知识的专利转化人才,才能有效促进我国高校专利转化工作。

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立法的演进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相比其他国家,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立法较为先进。美国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立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以《拜杜法案》为转折点的。此后,经过不断实践,美国先后出台了《史蒂文森——怀勒技术创新法》、《联邦政府技术转让法》、《军转民、再投资和过渡援助法案》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相辅相成,最终形成美国现今涉及面广的科技成果转化立法领域。中国在相关方面起步较晚,美国的经验固然值得我国借鉴,但中国有其独特的国情,加之法律适用的环境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在对中国现状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讨论美国立法值得借鉴之处。

“拜一杜规则”与中国《科技进步法》和《专利法》的修订

如何促进政府投资所生之科研成果尽快向产业界转移,充分实现公共投资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一直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挑战。美国于1980年制定的《拜—杜法案》通过将政府资助所作之发明获得专利的权利划归完成单位,以产权激励的方式刺激此类创新成果的实施,并为此构建了被称为"拜—杜规则"的一整套颇为完备的制度,其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果。中国为提高政府资助科研所获得成果的产业化实施率,借鉴美国经验,在《科技进步法》中引入了"拜—杜规则"的核心内容。但是,仅有科技基本法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够的,为充分发挥"拜—杜规则"的积极作用,《专利法》或者《专利法实施细则》中有必要充实这一规则的具体制度设计。